江西
1900年6月，北京东交民巷，清军炮火越过街巷，落在外国使馆周边。此时的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对十一国发布宣战诏书，而使馆区里的外交官、士兵和侨民，正依靠临时修筑的工事苦苦支撑。
这场战争看起来声势极大，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充满矛盾：朝廷喊出了对外开战的决心，前线却缺乏统一指挥；清军拥有兵力和地利，武器、训练与协同却远不如对手。
大清并非第一次同西方国家交手。1840年鸦片战争中，清廷面对英国远征军，已经暴露出军备落后、海防空虚等问题。此后几十年，洋务运动建立了一批近代化军工和新式军队，北洋舰队也曾被寄予厚望。
然而，制度上的补丁，没能改变军队各自为战的格局。到了1900年，清军名义上数量不少，真正能够集中调动、统一作战的部队却十分有限。各地军队听命于不同将领，装备差异明显，训练水平更是参差不齐。
更棘手的是，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反复变化。义和团进入北京后，部分官员将其视作可以借用的力量，试图用民间武装对抗外国势力；但义和团缺乏现代军事训练，组织松散，无法承担攻坚战任务。清军一旦与其混杂，战场指挥便更加混乱。
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两天后，清廷内部的强硬情绪迅速升高。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街头被杀，随后使馆区遭到围困。6月21日，清政府正式颁布宣战诏书，战争由局部冲突升级为公开对抗。
宣战诏书涉及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奥匈帝国、比利时和荷兰，共十一国。清朝自建立以来，第一次以如此明确的形式同时向多个西方国家宣战，声势不可谓不大。
但宣战不等于具备作战能力。
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面积有限，周围却遍布民居、衙署和狭窄街道。清军要想攻入核心区域，必须逐段夺取街巷，还要面对各国守军构筑的沙袋工事和射击阵地。这里不是旷野，人数优势很难完全发挥。
肃王府正处于使馆区东侧，靠近日军负责防守的日本使馆。它虽不属于外国使馆，却成为东部防线的重要支撑点。清军若能攻占肃王府，便可能从东面压迫日本使馆，并进一步切断使馆区内部的联络。
有意思的是，肃王府原有人员早已撤离，空置建筑反而被日军利用。日本守军人数不算多，却善于利用墙体、院落和道路设置火力点。英国、意大利等国的人员也参与协防，使这处王府逐渐变成一个临时堡垒。
6月23日，清军将兵力集中到理藩院一带，开始以炮火轰击肃王府。日军守军随即还击。清军炮兵并不完全缺乏火力，但能够投入使馆区的重炮数量有限，许多火炮被部署在京津方向，无法持续支援这场巷战。
一名日军军官曾向同伴说：“清军的主力已经压到这一段来了。”这句话虽然简短，却说明肃王府已经成为攻守双方都不能绕开的关键位置。
清军很快摸清了日军防线的薄弱处，连续发动地面攻击。按常理看，进攻者拥有较多兵力，守军又被压缩在有限区域，肃王府似乎难以久守。可是街垒、院墙和狭窄通道让清军无法展开队形，前后部队也难以保持联络。
日军则不断请求援兵，其他使馆守军能够通过相邻区域进行支援。清军每次冲到近前，往往要面对密集射击；一旦攻势受挫，又很难迅速撤出危险地带。人数多，反而在狭窄战场上变成了调动困难。
6月25日，清军曾在肃王府后墙附近打开缺口，试图从建筑内部突破，但进入院内的部队很快遭到反击。攻坚战最考验炮兵协同、步兵训练和基层军官指挥，而这些恰恰是清军薄弱的地方。
更复杂的局面还在后面。6月29日以后，清廷一度要求限制清军行动，并试图同义和团撇清关系，可前线炮火并未完全停止。朝令与军令互相牵制，既没有形成真正的停战，也没有组织起持续有效的总攻。
7月5日，清军再次进攻肃王府，双方在王府周边反复争夺。清军有时猛烈轰击，有时停止推进；守军则凭借工事和援兵维持防线。战斗拖得越久，清军暴露出来的问题越多：弹药补充不稳定，炮兵观测不足，步兵攻击缺乏掩护，部队之间也难以配合。
7月14日，天津被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外围的战略形势随之恶化，清军在使馆区的压力也开始减轻。8月初，清军曾再度发动攻击，但已很难恢复此前的强度。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持续近两个月的使馆区围攻随之结束。
慈禧确实发出了清朝历史上罕见的对外宣战诏书，却没有为这场战争准备一套完整的军事方案。调兵、供给、炮火、指挥，每一项都存在缺口。肃王府不过是一处局部战场，却把大清军队的短板暴露得异常清楚：敢于宣战，未必能够作战；兵力众多，也未必能够形成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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