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2年，上海，一名从台湾而来的女子徐逸引起了报界注意。她自称盛宣怀的孙女、盛恩颐的女儿，另有一个名字叫盛毓真。她没有先谈家世，而是拿出一份所谓慈禧手谕，声称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尾屿是慈禧赐给盛家的采药之地。
这件事之所以迅速轰动，并不只是因为认亲。钓鱼岛问题当时正处在中日关系的敏感地带，一纸“宫廷文书”突然把岛屿归属和上海豪门联系起来，自然吸引了大量媒体追踪。徐逸对记者说，盛家经营的广仁堂曾为慈禧治疗风湿，药材海芙蓉又产自三座岛屿，因此慈禧便将岛屿赐予盛宣怀。
说得有鼻子有眼。
盛宣怀确实办过广仁堂。光绪十七年，也就是1891年，他在山东登莱青兵备道任上创设这一慈善机构，广仁堂后来设有施医、养病、济良等机构，规模颇大，慈禧也曾给予支持。正因为这段背景真实，徐逸拿出的手谕才一度显得不像凭空编造。
手谕上还盖有“慈禧皇太后之宝”和“御赏”两方印章，并附有钓鱼岛地图。徐逸同时出示一封署名盛恩颐的信，信中大意是说，三座岛屿乃慈禧赏给盛家的采药之所，相关诏书和地图一直由家中保存。
问题随即出现：如此重要的家族文书，为什么盛家长房后人从未听说？
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对此格外敏感。1950年前后，盛氏档案由盛公祠移交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曾参与接收和整理。数量庞大的档案被重新归并，他没有见过钓鱼岛与盛氏有关的材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者夏东元研究盛宣怀多年，也曾查阅盛氏档案，同样没有发现类似记载。
真正让手谕露出破绽的，是其中的职衔。文书落款时间写作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却把盛宣怀称作“正卿”。但盛宣怀直到1896年才任太常寺少卿，此前并无所谓“正卿”经历。一个熟悉宫廷事务的太后，按理不会在正式文书中把官职写错。
印章也被台湾学者提出疑问。有关研究者指出，手谕所用的两方印章，在那个时间段未必仍是慈禧处理此类文书时使用的印玺。官职、印章和档案三处彼此不能印证，手谕的可信度便迅速下降。
有意思的是，徐逸并没有因此停止寻亲。她坚持自己属于盛家“毓”字辈，还设法联系旅居日本的盛毓邮、盛毓度。两人是盛恩颐的儿子，长期掌握家族内部情况。面对突然出现的“妹妹”，兄弟俩十分意外。
徐逸把那封信递过去，说：“这是父亲当年写给我的。”
盛毓邮看完后没有接受。他与父亲相处时间很长，立即指出信中文字、称呼和落款都不符合家中习惯，更关键的是，信上日期写着1961年，而盛恩颐早在1958年已经去世。这样的时间矛盾，已经不是笔迹相似与否能够解释的。
当徐逸又拿出慈禧手谕时，盛毓邮甚至没有伸手。他的意思很明确：自己是盛家“毓”字辈长兄，家中若真有这等涉及祖产、祖上荣誉的文书，不可能完全绕过他。盛毓度也没有为徐逸的身份作证。
后来，盛家其他后人公开表示，徐逸并非盛恩颐的女儿。徐逸却始终不改口，认为盛家后人有意阻止她认祖归宗。据当时报道，她还曾向盛毓邮夫妇暗示，若钓鱼岛一事办成，盛家上下都能获得利益。
盛毓邮夫妇没有答应。
从家族档案看，盛宣怀本人并没有留下钓鱼岛属于盛家的可靠记录；从文书格式看，所谓慈禧手谕存在明显年代和职衔错误；从亲属关系看，盛恩颐的直系子女也没有承认徐逸。三条线索交叉在一起，所谓“盛家岛产”便失去了支撑。
还需分清一点：即使清代皇室曾赏赐某处土地或岛屿，私人获得的也应是特定时代下的权益，不能简单等同于现代国家领土归属。把家族传说、药材采集地和岛屿主权混在一起，本身就是概念上的错置。
这场风波后来在台湾逐渐平息。徐逸始终没有得到盛氏家族认可，也没有凭此获得所谓财富。盛宣怀家族与钓鱼岛之间，最终只剩下一份疑点重重的手谕，以及一段被报纸反复放大的认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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