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骆驼”任弼时46岁离世，中央即刻调整分工，周总理分担统筹

1950年10月27日凌晨，北京景山东街的一处寓所里，一个已经无法发声的人抬起右手，在空中划了两下，手指指向案头那沓没有批完的文件。几个小时之后，他停止了呼吸。那沓文件，从此成了中共中央日常运转中一道突然断裂的链条。

任弼时的离世，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层中引发的震动，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哀悼。原因并不复杂：中共中央的整个日常运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他一个人的脑力在维系。文件从哪里来、该送给谁看、谁有权批示、批示之后如何归档、哪些需要立即执行、哪些需要暂缓——这套流程没有写在任何一本工作手册上，它活在任弼时的脑子里。

在1940年这个时间点，他返回到延安这个地方，去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一职务的时候，所面对的是一种近乎处于原始状况的中枢的状态。师哲从苏联这个国家到达延安之后，感到极为不适应，埋怨说“中央方面怎么没有一个统一的用来办事的机构，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作息方面的制度，甚至连必须存在的收发方面的制度也没有，送出去的文件以及物品找不到下落这样的情况时常会发生”。

任弼时所做的相关事情，是把这一套呈现“游击队式”特点的运转的方式，一点儿一点儿地改变成为正规军的样子。他组织建立起中央办公厅，在其下面设置秘书、行政、警卫这三个处，建立起收发方面的制度、会客方面的制度、文件管理方面的制度、档案保管方面的制度。从人事安排相关事宜到谁去吃大灶、中灶、小灶，他都要自己亲自去过问，被大家称作“党内的老妈妈”。

然而这种呈现“老妈妈式”特征的管理，从本质上来说依旧是属于一个人的管理。制度是他建立起来的，规矩是他确定下来的，可是最终的裁量权以及判断权，仍然集中在他这一个人身上。

文件是不是应该直接送给毛主席、哪些电报需要先让周恩来过目、一份紧急的军情应该走哪一条线路——这些判断没有标准的答案，完全凭借任弼时对整个全局的把握以及对每个领导人工作习惯的了解。他本人就是那套系统当中最为关键的“人脑索引”。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地方。在1948年的时候，苏联的医生为他进行体检之后，明确地告知中央：动脉血管出现严重的硬化情况，随时有可能破裂，脑血管供血存在不足的状况，视力已经受到影响。

医生专门向毛泽东做了相关的汇报。但是任弼时并没有停下来。在1949年进入北平的时候，其他人是坐着车进入城里的，他是躺在吉普车里被抬进去的。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他主动提出申请每天只工作四个小时，实际上仍然是通宵达旦地去研究战局。在10月24日熬了一整个夜晚，25日凌晨出现剧烈的眩晕症状，三天之后去世。

他倒下的那个时刻，中央的文件流转马上出现了状况。没有一个人能够立刻接手那套仅仅存在于任弼时脑子当中的协调机制。谁应该看什么、谁有权力进行批示、哪份文件先送、哪份文件后送——这些看起来琐碎的判断，在战争的状态之下直接关系到命令能不能按时发出去。

周恩来后来讲过一句话，语气并不重，但是分量非常足：“弼时一走，好多事情要去想新的办法了”。

要去想什么样的新办法呢？答案只有一个：把“依靠人”改变成为“依靠制度”。

任弼时去世之后不到三个月，在1951年年初的时候，周恩来主导出台了《关于处理电报和文件的规定》。这份文件所做的事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把任弼时脑子里面那套模糊的判断标准，变成白纸黑字的操作规范。

签收的时间限制、承办的负责人员、归档的流程、文件的等级分类，全部都写得清清楚楚。还搞出了“双签制度”——重要的文件必须有两个人签字才能够送出去，出了问题可以直接追溯到签字的人。

周恩来后来在国务院会议上把这条规矩说得更加直白：送文件不能仅仅盖章，要有部负责人签字，“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就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就找你副部长”。

秘书处方面也是同时进行了更改操作。设置了一个24小时都在值班的值班室，对电报开展分级编码的工作，文件的流转有了一个具备标准性质的路径。这些相关的规矩在后来从中央开始向全国的党政机关进行推广，成为了一套一直沿用到现在的公文体制的初步样子。

回过头来进行查看，任弼时在1940年到1950年这个时间段之内所做的事情，是凭借一个人的精力以及判断力，为中共中央构建了一套能够运转的基本框架。然而这套基本框架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任弼时这个人。

他一旦去世，这个基本框架就散掉了。周恩来在最短的一段时间之内所做的，是把这套基本框架从依靠“人来治理”转变为依靠“制度来治理”——这并不是对任弼时的工作进行否定，而是把他依靠经验以及直觉完成的那些事情，转变成为任何人都能够接手的一套工作流程。

任弼时被称作是“党的骆驼”。骆驼能够承载重物，能够行走很远的路程，不过骆驼也会因为过度劳累而死亡。他46年的人生历程，完成了从“依靠人”到“依靠制度”的第一步过渡；周恩来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第二步的确定形态。

在这之后中共中央的日常运行，再也不需要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在脑海当中。从这个方面的意义来讲，任弼时倒下的那个凌晨，他指向案头那一沓文件的最后一个手势，可能正是他对这个系统最为清醒的一次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