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他带走5000人，一·二八淞沪抗战成名将，后成副国级

1927年8月5日，江西进贤县。一支五千人的队伍突然停止了南下的脚步。师长蔡廷锴召集心腹军官密商，随后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极为“体面”的事：他把队伍里所有的共产党员请出来，当面宣布“道不同不相为谋”，然后按职级发放路费——普通党员五十块大洋，团长级两百块。没有捆绑，没有枪决，没有向任何人邀功请赏。他带着完整的一个师，掉头往东走了。

这一走，抽走了起义军近四分之一的兵力。从南昌城带出来的两万余人，瞬间只剩下了一万六千人。对于刚刚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正计划南下广东重建根据地的革命队伍而言，这是一记近乎致命的闷棍。

南下途中非战斗减员极其严重，李立三在《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记载，士兵“渴则饮田沟污水”，“病死极多”。蔡廷锴带走的，不仅是一支成建制的精锐，更是起义军最缺的士气与人心。

然而，三十七年后，这个人坐在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子上。

这中间隔着的，不只是时间。

蔡廷锴从来都并非属于一个所谓的“起义之人”。他出现在南昌这个地方，本身情况而言就存在着极大程度的偶然因素。宁汉分裂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原来的上级领导陈铭枢因为派系之间相互倾轧这样的状况而撂下工作转而投靠了蒋介石，第十一军最终落到了张发奎的掌控之中。

蔡廷锴处于两者之间的位置，他既不想给张发奎充当东征时候的炮灰角色，也不愿意跟随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起共事。他的同乡叶挺提出要南下广东，他于是就跟着一起去了。

他的目标一直以来都是“打回到广东去”，是在国民革命原本的框架范围里面继续去做他的职业军人，而并不是追随共产党去创建一支全新类型的武装力量。

所以当起义爆发这个事情出现、他看清楚这支队伍真正的发展走向之后，他脱离队伍只是时间方面的问题而已。蔡廷锴在他自己的自传当中写得相当直白：“根本的信仰是不同的，主张也是不一样的，只能等待时机来决定是进还是退。”他所等待的就是那个“时机”。进贤县这个地方到达了，机会也就来了。

脱离队伍之后，他并没有像很多通俗的叙事所描述的那样去 “投靠蒋介石来邀取功劳”。他带着队伍去寻找他原来的上级领导陈铭枢，在之后的数年时间里一直在国民党军界里面活动，然而始终处于游离状态，在蒋介石嫡系圈层的外面。

他没有通过出卖革命者的鲜血这种行为来换取个人的前程——这一点情况，在日后成为了历史能够重新去审视他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底色。

真正让他的历史位置发生改变的，是1932年。

“一·二八”淞沪抗战这个事件，日军宣称要在四小时之内占领上海。蔡廷锴当时担任十九路军军长这个职务，这支部队并不是中央的嫡系部队，装备是比较简陋的，补给也是十分匮乏的。

但是他和蒋光鼐、戴戟联合起来向全国发出通电声明：“每一寸土地和每一点儿草木，都不能够放弃，为了保卫国家进行抗战而展开抵抗，即使牺牲到最后一个士兵和最后一发子弹，也绝对不会退缩。”

经过三十三天的激烈血战，十九路军在上海的街巷之中跟日军反复地进行争夺，硬生生地打退了敌军的多次强攻行动，迫使日军四次更换主帅。歼灭了上万的日寇，彻底地粉碎了日军速胜的妄想。

那一仗结束之后，“蔡廷锴”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南昌城外那个悄悄地掉转方向的师长，而是受到全国人民敬仰的抗日英雄。

更为深刻的转折发生在1933年。由于他坚决地主张把抗日进行到底，反对南京政府不抵抗的政策，蔡廷锴和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福州发起了 “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地和蒋介石进行决裂，并且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这一步行动，他已经从“脱离共产党的人员”，转变成为“与共产党合作的人员”。路线的分岔情况，在民族危亡局势的逼迫之下，重新汇合到一起了。

1946年，蔡廷锴在南京梅园新村见到了周恩来。这是自从南昌城下一别之后，两人第一次真正地坐下来进行交谈。根据相关记载，周恩来亲自走到门口去迎接，一句“快请进”，消除了将近二十年的隔阂。

蔡廷锴在事情过后感慨地说：“如果早一点儿认识你就更好了。”这句话里面包含着遗憾，包含着释然，也包含着一个旧军人终于找到归属之后的坦然。

1949年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些职务，处于副国级的位置。有人就提出疑问：一个当年率领五千人脱离队伍、对起义军造成重创的人，凭借什么呢？

答案可能是藏在进贤县那一个午后所存在的细节当中。他把部队里面的共产党员给清除掉了，然而一个都没有杀，一个接着一个地发放了路费，以礼相待地送他们出了境。这在 1927 年国共双方斗争到血流成河这样的背景之下，几乎可以说是个例外情况。

他没有拿革命者的头颅去当作投名状，这样做就为他保留了一条以后能够和解的通道。更为重要的是，在民族处在最为危难的那个时刻，他凭借在淞沪战场上坚持的三十三天时间，证明了自己骨子里最坚强的那一方面东西究竟是什么。

历史从来都不会去苛求每一个人从一开始就站在正确的坐标位置之上。它更为看重的情况是，当国家还有民族真正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这个人有没有站到应该站的位置上去。蔡廷锴在 1927 年选错了队伍，然而在 1932 年选对了战场，在 1933 年选对了立场，在 1949 年选对了方向。

他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更不是一个天生就具备革命思想的人。旧军人存在的派系观念、对故乡老同事的顾念之情、对当时局势的犹豫迟疑，都曾经让他和时代潮流相互错过。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他的转变才显得非常真实：并非是在一夜之间就突然醒悟过来，而是一个职业军人在民族面临危机以及进行政治抉择的过程当中，被现实的情况推动着、也主动地去靠拢人民群众的一个过程。在他的身上，有着旧中国所具有的复杂印记，同时也有着一个中国人不愿意做亡国奴所具有的硬气。

进贤县的枪声并没有响起来。那个午后所留下的空白之处，他用在这之后大半生的时间去填补。从淞沪抗战所产生的炮火，到福建事变所发出的通电，再到梅园新村进行的握手，他走了一条时长很长并且曲折蜿蜒的道路。

这条道路没有让他成为南昌起义的有功之臣，然而却让他成为了抗日救国的著名将领、统一战线的同行之人。历史最终为他安排的位置，并不是对于 1927 年那次脱离队伍的一种奖赏，而是对于他后来每一次都站在民族大义这一边的一种确认。

进贤县的那次回头，是一种遗憾；而在这之后数十年一直向前走，才是真正的答案。一个人有可能被时代给甩在后面，也有可能重新追赶得上时代，蔡廷锴用他后半生的经历证明了，只要最终能够站到人民群众这一边、站到民族大义这一边，历史就不会仅仅只记得他转身离开时的那一个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