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读竺问史（五）：竺可桢与姜立夫

《竺可桢全集》，竺可桢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1973年7月3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钱昌照（1899-1988）随人大和政协代表团到广东、湖南一带视察，曾到中山大学，“未见姜立夫出来，大概也因太老不便会客。陈寅恪则已过世。我每次到广州总是见到他们的”（第21卷，432页）。这是竺可桢日记中最后一次出现姜立夫的名字，距他自己去世仅七月有余。1949年后，竺可桢每次南下广州都要见姜立夫和陈寅恪，可见他们关系之密切。张荣明曾著《竺可桢与陈寅恪——科学巨擘与史学大师的交往》（漓江出版社，2013年）分析两人的往还，这里主要依据《竺可桢日记》及相关记载梳理两位不同学科科学家之间的过从，进一步了解时代变迁下姜立夫这位被民国学界称之为“夫子”的数学家的人生轨迹。

一

1890年3月7日，竺可桢生于浙江绍兴，先后就读于绍兴东关镇毓菁学堂、东湖法政学堂。1905年秋离开故乡，先后入读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1909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姜立夫（原名蒋佐，以字行）1890年7月4日生于浙江平阳县一个乡村（现属苍南县），幼失怙恃，靠哥嫂抚养成长。在祖父所设家馆读书，1905年入读平阳县学堂。1907年离开家乡，就读杭州府中学堂。1910年两位浙江青年有了第一次交集，一同参加第二届庚款留美考试，他们是否就此认识并交往，不得而知。在初试录取两百七十二人中竺可桢名列一百三十七，姜立夫名列两百三十一。这个名单中后来同膺首届中研院院士者还有数理组吴宪、周仁，生物组钱崇澍、戴芳澜，人文组胡适、赵元任。可见参加这次考试的年轻人在未来中国学术事业上的大贡献。最终录取七十人中，姜立夫与吴宪、戴芳澜都“名落孙山”（《竺可桢年谱长编》第一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70-72页）。与胡适、钱崇澍一样，“满以为中国以农立国，万事农为本”，竺可桢改变唐山路矿学堂土木工程专业，留美入读伊利诺大学农学院习农科，欲以农业科技在国家建设上有一番作为。姜立夫失去了与竺可桢同船去美国的机会，作为备取生翌年入读游美肄业馆（旋改清华学堂、清华学校）补习英文。7月英语口试及格，8月赴美，就读加州大学数学系。

1913年6月，竺可桢大学毕业，9月入读哈佛大学研究院地质学与地理学系，专攻气象学。两年后，姜立夫大学毕业，入读哈佛大学研究院数学系，两人由此成为同学，同在波士顿剑桥镇探索学问。当时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还有胡明复、胡刚复兄弟和赵元任、刘瑞恒等。竺可桢与姜立夫在此期间的具体交往，因资料缺乏，无从建构。竺可桢后来曾回忆说，因当时哈佛没有游泳池，他与姜立夫只得每月去附近的基督教青年会游泳，“其地既远且并不干净”（第10卷，390页）。他们都是中国科学社社员，参与中国科学社活动。姜立夫是股份公司时期科学社的股东（社号35），1915年1月入社，大学还未毕业，居住在西部伯克利Durant街，与东部纽约州小镇倚色佳（Ithaca）康奈尔大学可谓路途遥远。认股两股，交纳股金二十美元，是中国科学社成立初期的热心参与者。但到哈佛大学后，对社务似乎并不上心，仅在《科学》第二卷第五和第七期连载《形学歧义》，首次向中国介绍了射影几何学。在剑桥镇的竺可桢1915年9月21日才入社（社号101），但积极参与社务，担任《科学》编辑，除在《科学》第二、三卷发表专业文章外，还曾主持“卫生谈”专栏，发表相关文章多篇，筹备组织年会，很快就成长为中国科学社重要领导人，当选董事会董事。

1918年夏天竺可桢获得博士学位，启程回国任教武昌高等师范，在博物地学部讲授地理，在数学物理部讲授天文气象学。武昌高师同事多为留日学生，竺可桢“有点格格不入”，学生以两湖人居多，他的“绍兴口音下江话，大家不懂”（第4卷，90页）。1920年上学期结束后，竺可桢应邀来到南京高师。在这里，他创建地学系，下设地理、气象等专业，培养了大批人才。1925年在“东大易长”风潮中离开南京，赴上海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部长。商务印书馆毕竟不是学术机构，“绝像个银行的组织”，“在电话、电铃、打字声、算盘声中构思想写文章，实在受不了”，“馆内一切设施真把‘商务’二字做得淋漓尽致，绝不是我们有点学生气的久居的地方”（《臧玉洤致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第38册，544-547页）。1926年9月，竺可桢离开商务印书馆，应张伯苓之邀北上天津任南开大学教授，在这里再一次与姜立夫相遇，成为同事。

1919年5月，姜立夫完成博士论文《非欧几何空间直线球面变换法》，获得博士学位。10月兄长去世，兄弟情深，辞去哈佛职务立即回国回乡，安顿侄子侄女教育。其间有人推崇他学问渊博，他回答说：“数学这门学问好比一株大树，我只是学到了一张叶子。”这深深地影响了正求学于温州中学的苏步青（苏步青《温中话旧》）。翌年初，姜立夫北上天津，以一人之力在南开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二个数学系（第一个为1913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数学门），培养了陈省身、江泽涵、吴大任、申又枨等一批青年才俊。姜立夫长期集教学与行政于一身，直到1924年第一个学生刘晋年毕业担任助教，1925年聘请第二个教授、专长数学史的钱宝琮，因此陈省身将南开数学系称为“一人系”。1926年秋天，竺可桢与姜立夫相会于天津八里台。对于八里台的生活，因堂兄萧蘧（字叔玉，任经济系教授）介绍1927年2月任教南开的萧公权，在其回忆录中曾说，在张伯苓的领导下，南开“学生专心向学，教员认真授课。教员的人数不多，但多有实学专长，我厕身其间，不敢不格外勤勉，冀图追随”。同事除“谊比同胞的堂兄外”，还有留美期间熟识的何廉和新认识的蒋廷黻、李继侗、姜立夫和饶毓泰等，“相处甚得，融洽无间”。晚饭后去教员俱乐部喝咖啡、聊天或做各种游戏，“藉以稍抒一天工作的疲劳”。其中最流行的游戏是“集体象棋”，“两人对局，其余的人一哄而上，分别站在当局者的背后做义务参谋。这种集体下棋的基本教条是‘观棋不语非君子’。当局者集思广益，从谏如流，尽可无为而治，维持‘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风度”（《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90-91页）。

可以想见，竺可桢与姜立夫也可能曾在教员俱乐部喝咖啡、围观象棋。可惜一年不到，1927年上学期结束，竺可桢应蔡元培、杨铨邀请离开南开，回南京筹建中研院气象研究所，同时任教东南大学（时已改称第四中山大学，后定名中央大学）。竺可桢虽仅在南开担任教授一年不到，但对南开同事政权鼎革后的行止却极为关心。1949年9月18日，与南开老同事化学系教授杨石先谈论曾经的南开老同事，“均四散分离”，萧蘧辞任中正大学校长后，赴美国纽约任UNO经济顾问，因病于1948年去世，“遗子女七人之多”；萧公权任政治大学教授后，未聘华盛顿州立大学转赴台湾（1949年9月下旬，萧公权离开台湾，10月中旬已经在旧金山登岸）；蒋廷黻离婚后居纽约；何廉在哥伦比亚大学，“姜立夫已自台湾到香港，将回南开”。熟人中只有邱宗岳、黄珏生、张克忠三人“尚留校耳”（第11卷，528页）。

二

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筹建气象所的竺可桢出任所长，并辞去中央大学教授职务，专意于中国气象科学与气象事业的发展。1934年夏天，侄女姜淑雁从南开数学系毕业，获得哈佛大学女校拉迪克来夫研究院奖学金。姜立夫服务南开已超过十二年，决意休假并去国外“充电”。先送姜淑雁去拉迪克来夫学院，再转世界数学中心汉堡大学、哥廷根大学进修。1936年夏天，获得硕士学位的姜淑雁带着在哈佛认识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男友叶楷到德国拜见叔父，叶楷对“未来的岳叔印象极好，认为他实在不仅是一位学识高超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忠厚的长辈，他不苟言笑，而言必中肯，智高见远”；而姜立夫也对叶楷很器重，同意两人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结为终身伴侣”。于是在汉堡主持他们的婚礼，并在他们度完蜜月后同船回国（姜淑雁、叶楷《怀念慈爱的叔父姜立夫教授》）。在此期间，中研院于1935年6月选举成立首届评议会，姜立夫以数学科唯一候选人当选物理组聘任评议员。《竺可桢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姜立夫，是1936年4月16日中研院首届评议会召开第二次年会，姜立夫缺席。

回国后，姜立夫首要事务是与相识并通信多年的胡明复、胡刚复七妹胡芷华结婚。1909年冬，姜立夫曾在家乡与吴氏结婚，不久吴氏病逝。侄子1931年毕业于南开数学系，已成家立业，侄女也已结婚，他已尽到了抚养兄长遗孤的责任，时年四十六岁。1936年7月28日，姜立夫陪同胡芷华姐妹等到杭州住西泠饭店。此时，已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作为东道主自然要尽地主之谊。8月2日陪同姜立夫一行（包括胡芷华姐妹、叶楷姜淑雁夫妇等）游烟霞洞，至胡明复墓拜祭，“由叶君拍数照”，中饭后游理安寺、六和塔等。8月4日，竺可桢偕同浙大数学系副教授曾炯之到太和园，请姜立夫等中饭，席间由竺可桢宣布姜立夫与胡芷华订婚（第6卷，121-123页）。10月15日，竺可桢在浙大接待蒋介石来校视察，日记中记载，“下午六点姜立夫与刚复七妹胡芷华在上海新亚酒店结婚”，寄“贺联一副”给胡刚复，电报一通给姜立夫，未能亲临好朋友的婚礼现场，似乎有些遗憾（第6卷，163页）。关注朋友婚姻之余，竺可桢对未能聘请叶楷回母校任教，也有些遗憾，“叶系民廿年浙大电机系毕业生，于本年三四月间已得北洋聘约，并已应允。至七月间决由浙大聘请，则已嫌迟”。叶楷（1911-1997），浙江杭州人，专长电子学、微波、线性和非线性电路分析等。1937-1946年任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教授、1946-1948年任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任。首届中研院院士选举中，曾被清华大学推举为工程学科候选人。1948年赴美，曾任堪萨斯大学访问教授、密西根大学教授等。姜淑雁后来在叔父的推荐下，1947-1949年曾任浙大数学系副教授。

同为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竺可桢作为气象所所长是当然评议员；姜立夫属于聘任评议员，需要选举并得到国民政府的任命），两人至少可以在评议会年会期间见面，也一同参与相关活动。1937年5月，首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在南京召开，姜立夫第一次与会。会后他们曾一同乘车去参观侯德榜主持新建的永利硫酸铔厂（第6卷，296页）。1939年3月，竺可桢赴昆明开首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会后在姜立夫等人陪同下连续三天参观游览，15日参观凤凰山中研院天文所天文台及验磁台新址，“凤凰山杉松颇不少，风景亦尚佳”；16日游玩西山，“先在华亭寺即云栖寺稍息”，后还在华亭寺中膳，“吃海棠春送来之荤菜”。17日游海源寺，“在寺外池旁饮茶，并进树人（饶毓泰）等所带罐头火腿与面包，远胜于海棠春之象白与鹿筋”（第7卷，49-50页）。1940年3月，首届评议会最后一次年会在重庆召开，选举第二届评议会与继任院长候选人。院长候选人选举，因评议员们要表达他们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抵制蒋介石下条子选出顾孟余的旨意而闹出了风波；评议员选举中，数学科提名候选人还有孙光远、熊庆来、陈建功、苏步青、江泽涵、华罗庚，姜立夫仍以绝对高票当选数学科唯一代表。蒋介石曾在官邸设席宴请，出席评议员除李四光、汪敬熙、王世杰、林可胜外都赴宴，“蒋对于未见过诸人一一问询，询余以浙大搬何处，学生全到否”（第7卷，322页）。1941年3月，第二届评议会第一次年会在重庆举行。会议期间，3月15日赴蒋介石官邸中膳，“即在去年招待评议员之房间，形式亦相若，惟蒋先生风采奕奕，精神较去年尤佳。屋之四周虽落炸弹甚多，但屋中陈设与去年无多大变化，因弹均在墙外也。蒋询每人各数语，蒋夫人颇以无女评议员为恨”（第8卷，38页）。

学界领袖们在一起，自然对学界情状也有评说。1944年3月，延宕三年的第二届评议会第二次年会终于召开。11日，竺可桢与李四光、吴有训、陶孟和等聊天，“汪敬熙记忆力极强，对于国内外科学人物评论确当”。汪敬熙的人物“月旦”具体内容不得而知，实在可惜！（第9卷，50页）3月15日，竺可桢与姜立夫、吴有训谈天，姜、吴都认为浙大数学系“门户之见太深”。苏步青擅长的射影微分几何，“卅年以前为意大利Fubini等所创”，“现则几何范围扩大，此道已无人问津”；陈建功擅长的傅里叶级数，“亦局于其中极小一部，不能开展”。相比而言，考取英庚款习数学的李华宗的几何、柯召的代数，“均有极大成就，胜于老辈”。物理方面，吴有训、赵忠尧都没有时间从事研究，西南联大最有希望的吴大猷“以妻病肺不能工作”、周培源则“尽室而去”加州理工学院（第9卷，53页）。

当然，姜立夫作为数学界领导人，竺可桢在浙大数学系发展特别是人事方面也征求其意见，甚至向他求援。江西南昌人曾炯之（1898-1940），是陈建功武昌高师的学生，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师从抽象代数奠基人埃米·诺特（Emmy Noether，1882-1935），1934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浙江大学。作为中国最早从事抽象代数研究者，在函数域代数统一理论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有“曾定理”等传世。可他在浙大任教期间，因与陈建功妹妹婚姻问题“积不相能”，最终决裂。竺可桢想继续聘任，系主任苏步青“坚决表示必欲去之”。曾炯之想与南开大学的蒋硕民对调，蒋硕民是竺可桢姻亲蒋作宾的儿子，竺可桢“以亲戚未便作此主张”，苏步青“似亦不愿硕民之来”，决定聘请章士钊儿子章用“继任”，曾炯之又不愿去山东大学“与章对调”。无奈之余，竺可桢只得去函姜立夫，请姜立夫帮忙为曾炯之寻找位置（第6卷，324页）。曾炯之北上任教天津北洋工学院，可见姜立夫在学界之力量。可惜，曾炯之1939年离开西北联合大学，投奔原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新设位于西昌的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因条件艰苦，胃疾加重，翌年胃穿孔出血而逝，未能充分展现其才华。1940年9月，浙大数学系因教员太少拟请西南联大程毓淮等人。竺可桢去电与姜立夫商量，最终未能成功（第7卷，427页）。

当然，评议会之外，竺可桢与姜立夫也有见面机会，如1938年12月，竺可桢去昆明出席中研院院务会议，到“昆明大旅社，遇姜立夫”。第二天，两人与饶毓泰一起游翠湖公园，“内有省立图书馆，地质调查所有办公室在内，杨钟健主持其事”，园内还有中法合资的翠湖饭店，也曾到海心亭吃茶（第6卷，634页）。1941年初姜立夫开始筹备中研院数学所后，两人又在中研院成了同事，关系更进一步密切。

竺可桢是摄影爱好者，一生拍照无数，抗战前照片都已遗失，现存数千张。樊洪业先生和李玉海先生曾编著《竺可桢的抗战年代——竺藏照片考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此照片即来源于该书第71页。

三

中研院筹备之初就注重理论科学的研究，最初公布的《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中规定设立数学、天文学与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与地理学、生物科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等基础科学研究所，具体实施过程中有鉴于相关学科的发展状况，各门科学的基础数学并没有如期设立研究所。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经姜立夫、熊庆来、孙光远、陈建功、苏步青等人的努力，数学也培养了江泽涵、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等一批人才，已有设立研究所的人才基础。1940年9月，犹疑近半年之后，朱家骅被蒋介石任命为中研院代理院长。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朱家骅，虽一直混迹于官场，做过大学校长、政府部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党务高官，但一直强调各门科学的全面平衡发展，提倡为学术而学术的科学研究态度，宣扬理论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发展基础：“纯粹理论科学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更是一切应用科学的根本，应用科学离开了纯粹理论科学，就不能发扬广大，……纯粹理论科学的研究，虽不注重实用，而只在探求真知真理，然结果都有应用的价值。”（《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9页）因此，上任伊始，第一件事就是筹划成立数学研究所，并以此提倡理论科学研究，以改变抗战以来形成的极端偏重应用科学的社会弊病。

1940年10月15日，竺可桢到重庆公干，住中研院聚兴村宿舍。24日，朱家骅来其寓所，“谈及天文研究所，谓拟将天文变成算学与天文二组，以姜立夫为所长”，原天文所所长余青松则专任研究员，竺可桢猜度“此事之主动大概发自傅孟真”。朱家骅知晓竺可桢与姜立夫的关系，希望他劝说姜立夫同意出任所长。竺可桢知道姜立夫不热衷行政事务，“且与南开之关系甚深，恐其不愿脱离”，答应“姑作一函”试试，他也猜测傅斯年大概已经与姜立夫“面洽矣”（第7卷，465页）。后征求各方意见，决定单独设立数学研究所。11月25日召开中研院院务谈话会，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王家楫、丁燮林、任鸿隽等出席，议决设立数学研究所筹备处，正式聘请姜立夫为主任，筹备费五万元，常费每月三千元（第7卷，489页）。

不知竺可桢与姜立夫往还信函如何，姜立夫12月25日致函中研院总干事傅斯年，认为中研院此时设立数学所，对国内学术前途关系匪浅，对于“筹备之命”义不容辞。数学所工作目标“在求学术上有价值之贡献，冀可提高我国之国际地位，余事均属次要”；根据世界上数学研究机构“大都附属于大学之内”的经验，建议将筹备处设立在西南联大校园内，“一方面可以调剂研究员之生活兴趣，一方面又与优秀青年不致失去联络，易收切磋观摩之效”；对研究人员的聘请，“宜特别注重研究能力，宁缺毋滥”，有鉴于数学人才“大学师资尚不敷分配“的现状，提出与大学合作，聘请大学教授为兼任研究员（刘洁民《姜立夫先生和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991年第3期）。

1941年3月，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一次年会在重庆举行。竺可桢与吴有训、姜立夫同居一室。三人聊天，姜立夫谈及中研院设立数学所，“欲请清华之华罗庚、陈省身及浙大苏步青”，作为学生的陈省身已答应，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的吴有训“不肯让”华罗庚，竺可桢“亦不肯”让苏步青，“但允有文章可以在研究院发表而已”。13-15日，年会召开，最终议决成立数学研究所（第8卷，34-38）。数学所筹备处有了法理依据。由此，评议会年会之外，姜立夫也更多地参与中研院的事务中。18日，竺可桢偕同姜立夫到朱家骅担任董事长的英庚款委员会开院务会议，“讨论各所规程通则”。

无论吴有训、竺可桢等同意与否，1941-1943年，除姜立夫自己外，数学筹备处延聘苏步青、陈建功、江泽涵、陈省身、华罗庚等五位兼任研究员，1944年又聘请许宝騄、李华宗为兼任研究员。1947年7月，数学所正式成立，陈省身代理所长，专任研究员有陈省身、陈建功、华罗庚、李华宗，兼任研究员有苏步青、江泽涵、许宝騄等。苏步青、陈建功是浙江大学数学系“核心”，苏步青更是竺可桢在校务中倚重的左膀右臂。

1942年3月9日，竺可桢与姜立夫、王家楫、陶孟和等去重庆牛角沱22号开评议会谈话会，朱家骅报告中研院面临的发展困境，国民党九中全会前，有人提议中研院合并到教育部或考试院，“经疏通打消”。12日，竺可桢与胡刚复、任鸿隽、姜立夫、周仁等参观任鸿隽家的“任家花园”（第8卷，306-307页）。1945年3月，竺可桢与姜立夫多次拜访刚回国的蒋廷黻，与他长谈；也到中英科学合作馆参加李约瑟等主办的招待晚宴，并看电影（第9卷，346、355页）。11月19日，竺可桢在重庆见到姜立夫，得知他“将去沪探家后赴美国”，并询问陈建功、苏步青“在湄潭时之情形及去台湾接收情形甚详”（第9卷，567页）。

1946年6月，姜立夫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学，陈省身接任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代理主任。11月，竺可桢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会后在欧美考察游历。1947年2月3日，从纽约到普林斯顿去见姜立夫。上午八点不到，蒋硕民就来陪同坐地铁去普林斯顿，在车站遇到在纽约大学学习应用数学的孙本旺。由孙本旺带到姜立夫住处，姜不在。蒋硕民打电话联系，不到二十分钟，姜立夫与华罗庚一同来，“谈约一小时”。中饭时，樊畿也一同来。饭后与姜立夫、华罗庚、蒋硕民、樊畿、孙本旺参观普林斯顿大学数理学院。然后坐车去高等研究院，了解到爱因斯坦虽已退休，但还是每天到院。中国访问学者除姜立夫、樊畿、华罗庚外，还有北大物理系的马仕俊。到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遇到钟开莱、王湘浩。晚饭后到吴健雄、袁家骝家拜访。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坐火车回纽约，到住处已十一点（第10卷，365页）。可谓充实劳累的一天，也是一个气象学家被一群数学才俊簇拥的一天。2月8日，姜立夫自普林斯顿来纽约回访，与温毓庆、侯德榜、蒋硕民等一起吃饭、聊天与游玩（第10卷，369页）。

1948年6月，姜立夫回国。因赵九章接任气象所所长，竺可桢不再担任评议会评议员。他们两人都缺席了首届中研院院士选举中最为重要两次会议：1947年10月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选决一百五十名正式候选人，1948年3月第五次年会选举院士。他们两人都因各自在推展中国数学、气象学发展及学术成就被推选为院士。1948年9月23日，第一次院士大会在南京召开，两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竺可桢当选数理组评议员，而姜立夫评议员位置为年轻一代的陈省身、苏步青所替代，但当选为数理组论文委员会委员（另两人为谢家荣、吴学周）。他们也出席了蒋介石总统官邸的晚膳，“极简单而精致，但五十岁以下人均觉得不能果腹”（第11卷，214-216页）。

极为著名的院士大会合影（载《东方杂志》）

四

政权鼎革之际，负责中研院数学所事务的陈省身想方设法赴美，1948年12月31日从上海乘坐泛美航空公司飞机离开了中国（王作跃、郭金海《陈省身、华罗庚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二战和冷战期间的跨国数学与迁移》）。在南开大学讲学的姜立夫只得到南京主持数学所工作。面临国共内战新局势，中研院院务决定搬迁，最终仅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和姜立夫领导的数学所迁到台湾。

数学所仅研究员胡世桢，副研究员王宪钟，助理员廖山涛、陈杰和杨忠道迁台，面临严重局面，图书资料暂放台湾大学一间教室，几乎无法办公。姜立夫心生犹豫，与游欧回香港转台的学生江泽涵商量此后行止。1949年7月，以向迁播广州的国民政府汇报工作名义，只身到广州，随即称病电告在台湾家属来广州照料，同时向朱家骅坚辞所长职务。10月14日，全家在广州团聚，随后去岭南大学创办数学系并担任主任，院系调整后任教中山大学。而随迁到台湾的数学所年轻人陆续赴美，据姜立夫1950年8月告竺可桢，“仅杨忠道一人尚在台湾，因沙眼未去美国”（第12卷，156页）。这些人后来都成长为数学界中坚人物，胡世桢（1914－1999）研究代数拓扑学、微分拓扑学等，同伦论研究先驱，1966年当选台湾地区“中研院”院士；王宪钟（1918-1978）在代数拓扑学、李群研究卓有成就，1964年当选台湾地区“中研院”院士；廖山涛（1920-1997）研究微分动力系统，1986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杨忠道（1923-2005）专长微分拓扑学，1968年当选台湾地区“中研院”院士。陈杰（1924-2005）早于1949年5月转道回广州，后曾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等。

竺可桢离开杭州蛰居上海，等待政权改变，后北上担任中科院筹备核心人物，最终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相比姜立夫僻居岭南仅充任普通数学教授（曾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竺可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新时代科学技术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之一。

1955年中科院学部委员推选过程中，留居大陆的首届中研院院士五十九人中，数理组姜立夫、翁文灏，生物组胡先骕、李宗恩、吴定良，人文组余嘉锡、张元济、柳诒徵、顾颉刚、梁思永、周鲠生、钱端升、陈达等共十三人“名落孙山”，其中梁思永、余嘉锡、柳诒徵1955-1956年去世，张元济1955年时已八十八岁高龄，他们未当选可能与这类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有关。其他九位有共同的原因，诸如政治，也有自身的个人因素。姜立夫将中研院数学所搬迁到台湾，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不容易说清楚的“事体”。他虽然是民国数学界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但因致力于数学人才的培养与数学事业的发展，个人学术成就不高。最初推举名单中就没有他。1955年3月，经多次会议讨论扩大名额，数学增加了姜立夫、吴文俊。据竺可桢记载，3月22日数理组开会讨论名单，姜立夫被删去，“因为若是姜在内，则张子高亦应加入。闻华罗庚竭力反对姜之加入，动机尚是陈省身为姜之学生，而姜把数学所书籍移台湾实是极大损失”（第14卷，51页）。张准（1886-1976，字子高）是中国近代化学奠基人之一，其在化学界地位自然不能与姜立夫在数学界地位相提并论，这一理由不知是谁提出的。当然，华罗庚的反对意见都是事实。4月7日，中科院第十六次院务常委会通过学部委员两百三十八人名单，姜立夫、吴文俊名字被正式划去。后经过继续调整，最终两百三十三人当选学部委员，数学科有王湘浩、江泽涵、李国平、柯召、段学复、许宝騄、陈建功、华罗庚、苏步青等九人，姜立夫是数学学科留居大陆唯一落选者。

此后，竺可桢与姜立夫的交往，竺可桢日记记载的大多为南下广州时见姜立夫与陈寅恪，姜立夫到北京见竺可桢，主要集中在身体机能上的“相互慰问”。1955年5月24日，竺可桢一行从南宁飞到广州。翌日，考察回来在中山大学码头登陆，“一游校园，惜未见姜立夫与陈寅恪”。1957年2月18日，竺可桢在中山大学宿舍“晤陈寅恪及其夫人”，“十余年未见，眼半盲，但尚能认人”；“渠意颇不以华罗庚为然，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认其有创造能力，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陈寅恪评论可谓一语中的；“知立夫初病胃，近忽病心脏，有动脉阻塞现象”。3月9日，竺可桢拜访姜立夫及其夫人，“知渠心脏病已痊可，可以走动，但不能下楼。余劝其不再担任课程”（第14卷，516、533页）。

1958年4月21日，竺可桢见陈寅恪，“他精神和去年相似，惟稍胖”，约他去北京参加学部委员会议，他说“不耐开会，但愿到京听戏，不是听梅兰芳，而是听张君秋”。见姜立夫，“他精神比去年好，也愿于政协开会时去北京，他和陈省身也久未通讯”。翌年4月，姜立夫到北京参加会议，竺可桢专门去宾馆看他，得知其心脏病复发，将入院检查，“我劝其留京做全部检查”。此时竺可桢自己也是老病缠身：心动电流图窦性心动缓慢、动脉粥样硬化、肝大原因不明、肺气肿等（第15卷，366页）。

1962年2月，竺可桢、吴有训等在广州开中科院会议，一同拜访姜立夫，由其长子姜伯驹带路，“立夫近病感冒有温度，卧病已数日，由其夫人招待”，姜伯驹“不日将回北大数学系任教”。1963年12月，到北京的姜立夫夫妇与姜伯驹一同拜望竺可桢，“立夫近来气色颇佳。他患心肌梗率已四年之久，近来因掌握了身体机能， 医生也摸熟了他的病根，所以反有起色”（第16卷，201、662页）。

1964年4月，竺可桢去中山大学看望姜立夫、陈寅恪。“在姜家先略坐，然后立夫同至寅恪处。见寅恪更苍老”（第17卷，99页）。1966年3月，竺可桢最后一次到广州，下午去中山大学，访陈寅恪，“他卧在床上”，但“仍健谈”。到姜立夫家，竺可桢同学、长期担任浙大理学院院长、浙大抗战西迁“总参谋长”胡刚复已于2月19日去世，胡芷华并不知道胡刚复患病，“一旦逝世颇为突然”（第18卷，65页）。这也是三位老朋友的最后一次相聚。三年半后的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去世。

竺可桢再次获知姜立夫消息已是多年后的1972年。当年7月，他带病参加会见美国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叶楷、姜淑雁夫妇为代表团成员，“叶楷说他们到广州时，姜立夫到站来接待，待离广州时又到站相送。但叶等于七日到北京时，立夫在京的儿子接电报说立夫病肺炎，要其子回家”。怀疑姜立夫生病可能与接送他们劳累有关。周恩来接见姜淑雁夫妇时，也称姜立夫虽然没有教过他，但是他的老师（第21卷，146页）。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在北京因肺气肿去世，享年八十四岁；四年后，1978年2月3日，姜立夫在广州因心力衰竭去世，享年八十八岁。都可谓寿终正寝，实在是极端年代里的“异数”。跨越时空之后，两位挚友与先他们而去的陈寅恪在另一世界可以无拘无束地往还、畅游。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