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情的惨痛代价！2001年保定市“11·18”雇凶杀人案侦破始末

2001年11月18日，在河北保定五四路某商店的楼上，有几个人从上午就开始打麻将。

晚6时左右，老聂在接了几个电话之后说家里有点事，得先走一步。老聂走出大门上了车。这时天已很黑了。老聂的车经裕华路口沿护城河向南驶到他家院门口停住，司机见前边有几个人影晃动，就闪了几下大灯。老聂下了车，司机照直把车往南开去，很快车就不见了。

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两个黑影，一前一后拦住了老聂的去路，他还来不及说话，就被后面的黑影打倒在地。两个黑影很快就消失在夜幕中。

邻居于文庆吃完晚饭后，出来散步，刚走出自家平房小院门口，见对面的聂家门口躺着一个人，拿着手电照了照，只见躺在地上的老聂满头满脸都是血，他立即掏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

带班的陈副局长带领刑警火速赶到现场。此时，老聂已经被120救护车拉走，经紧急抢救无效死亡。

报案人就是刑侦支队德高望重的痕检工程师老于。老于说：“我和死者住邻居，平时他很晚才回来，有时很长时间见不了一面。今天怪了，他回来的还挺早，却出事啦。”这时是6点32分。

陈副局长说：“现场很简单，除了死者及一片血迹外，在不远处还提取了几枚可疑足迹，别的东西尚未发现。”

当时天黑，加上这里平时就很少有人，又是人们做饭、吃饭的时间，所以现场调查得到的情况也很少。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确定为他杀，被立为“11·18”专案。

现场位于公园北路5号院，一排排的平房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是当年的地区公安处宿舍，后来随着人老新迁，这里早已不是原来居住的人群。

死者聂旭新，男，50岁，是保定市前卫路加油站个体经营者。

经过法医对尸体进行检验，确认死者的脑部左后侧遭锐器打击，导致颅骨骨折而死亡。从伤口的深度和创面分析判断，凶手作案时使用了两种凶器，一种为半圆形的钝器，一种为锐器。根据死者右后颈部的创伤分析，一种凶器可能为斧子所为，另一种凶器可能为锤子所为。

经过反复思考之后，专案组判断作案人事先隐藏在作案现场，不会没人发现他们，所以决定走访周围群众，寻找知情人。

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夏副局长和藏大队长就来汇报走访调查的情况。

藏大队长说：“经过详细走访调查，11月18日傍晚，5号院里的居民郝金秀（女，57岁），在将近6点钟时，曾看见院门口的大树下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北边三四米的地方还有一个男青年。这两个人年龄差不多，他们一见从院里出来人，就四处张望，装作没事人的样子。郝金秀说他们肯定在这儿有事，如果没事，这个时间谁也不会在这里站着。”

11月18日傍晚，死者被司机从牌场接回，时间是5点55分左右。据司机讲路上跑了15分钟左右，加上上下车耽误的5分钟，共计20分钟左右的时间。据院内的居民张某讲，他听到有人喊，出来时就看到死者已倒在地上，他看了表是6点15分至20分之间，也就是说死者是在6点15分至20分之间被害的。从郝大妈反映的6点左右见到的这两个可疑人来推断，凶手在现场附近至少逗留了25分钟左右。

25分钟，这说明凶手事先已经做好了杀人准备，如此推断，这是一起预谋杀人案。

藏大队长继续说，“据我们调查和翻阅报案记录，死者在2000年9月18日凌晨1时许，也是在同一地点，同样是被两名男子砍伤，并抢走随身携带的现金8000元。”

“那天凌晨1点老聂在干什么？”

“据当时的报警记录，他是在朋友家打完麻将之后，也是在回家时被砍伤的。他被砍伤之后并没有报警，他一直以为这是他身边的人在捣鬼，后来他的伤被牌友们发现，一个和他关系不错的合作伙伴替他报了案。接到报案后，我们找他详细地了解情况，结果他根本不配合，任何线索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加上发案后很长时间才报案，现场早已无任何痕迹、物证了。”

难道死者有什么隐情，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所以他才不好开口。

晚上，专案组又组织召开了“11·18”案的案情分析会。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起预谋杀人案，根据有以下几点：

一是作案人事先埋伏在作案现场，说明事先对死者的情况非常了解；

二是凶手在作案前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其目的就是致对方于死地，作案手段凶狠残忍；

三是作案人提前掌握了死者活动的时间，这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死者的行踪早已被凶手掌握。

死者有一儿一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妻子自发案后一直不在家，这一点早已引起了专案组的怀疑。

死者的妻子叫张桂新，小死者三岁，现住花园里小区一栋楼上。她丈夫被杀当天，她多次与丈夫通了电话，根据通话记录单分析，她频繁多次与丈夫通电话确实有些反常。据知情人反映，他们夫妇俩早就有矛盾，最近几年感情越来越不和。

聂旭新社会交往复杂，在诸多的社会往来人员中有一个人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注意，她就是移居到新加坡的于亚凡。于女士26岁，有婚史。据专案组调查获取的证据，几年前聂旭新与于女士同居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俩还生了一个孩子，就是现在于女士身边的小孩。孩子生下来之后，聂旭新为了表示对他们母子的关心，在西郊某小区给她们租了房子。后来他们的关系被妻子张桂新察觉，为此聂旭新与张桂新之间的感情就出现问题。张桂新对于女士怀恨在心，发誓一定要除掉这块心病。

她为了除掉于女士，有一天就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聂旭新的司机。早在198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桂新就与丈夫的司机发生了两性关系。张桂新觉得司机年轻，不仅能够随时随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且还能向她提供聂旭新与于女士的隐私和活动情况，由此张便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得到了满足。有一段时间聂派司机出差，这下可烦透了张，她每天到舞厅去寻找舞伴。

一天，她选中了一个身材高大，非常健壮的小伙子做舞伴。小伙子应邀和她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她感觉到他的力量、他的身材，仿佛铁塔一般，她开始产生了占有他的念头。他们跳了一会儿之后，她主动约他到家里去聊天、喝茶，小伙子欣然应允。俩人走出了舞厅，来到长时间没人住的一个平房小院，他俩进了小院她就把门反锁上了……以后她经常约这个小伙子，还经常向聂旭新要钱给这个小伙子花。

对这两个人，专案组展开了缜密的侦查。

聂旭新的司机叫毕玉生，35岁，家住古城。他为聂旭新开车已经好多年了，两家的关系也一直走得很近，无论是聂旭新本人还是家人，相互之间相处得都很好，尤其是毕玉生与张桂新有了不正当的两性关系以后，毕玉生更显得格外殷勤。

张桂新近些年没有上班，一个人在家闲着，再加上聂旭新又与于女士有了那种关系，张桂新认为聂旭新在她手里有了把柄，经常找茬和他吵架，而聂旭新早就厌烦了张桂新，对她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每次张桂新挨了打，毕玉生就心痛得不得了，他知道老聂之所以这样做是想逼她提出离婚，因为老聂有比较丰厚的经济收入。张桂新不肯与聂旭新离婚，她想：你搞，我也搞，咱们都两不误，反正我没了钱就朝你要。她与聂旭新之间的情感、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成员的纠葛等，都向毕玉生倾诉，他们之间一直保持了较紧密的关系。

经过专案组调查，尽管毕玉生与张桂新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属实，可11月18日，毕玉生没有作案时间。

专案组来到了张桂新经常跳舞的歌舞厅，这是一个大型歌舞厅，24小时营业。专案组一行3人在一个茶座旁坐下，服务员给他们端来饮料。

民警小田问：“你知道一个姓张的女人吗？”

服务员问：“她是干什么的？”

“她经常来这儿跳舞，是个老顾客，长得瘦高个，白白的，留着长发，打扮挺洋气的。”

“哦，想起来了，是不是她家出事的那个人？”

“是啊，你知道她家出事了？”

“听说她丈夫被人杀了。”

“对，就是她，最近她还来吗？”

“最近她不怎么来了，偶尔也来一两次，她每次来就是等那个大个的小伙子，如果他不来，她就不跳了。”

小田问：“你知道那个小伙子是谁吗？”

“不知道。”

“你再想想。”

小田他们请她仔细想一想，看能不能回忆起这个人的一些情况。她想了一会儿说：“我听别人说过，他在五四路上住。”

根据服务员提供的线索，专案组在社区居委会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个不知名的小伙子。他有空就去跳舞。他承认认识张桂新，两人结识后曾发生过多次两性关系。当侦查员问到他认识不认识与张桂新有关的其他男人时，他否认了。根据调查，结果他没有作案的时间。调查并没有发现别的，他对张桂新的丈夫的情况一概不知。

移居国外的于女士曾经结过婚，专案组对她的前夫进行了调查。他自从和于女士离婚以后，早就有了新的家庭，而且他的新家庭幸福美满，又有了孩子，他早就把前妻的事抛到了脑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之后，专案组把目标重新锁定在经常和聂旭新有联系的人身上。反复研究了这几个人的情况，决定重新确定侦查方向。原则确定了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第一，继续对与聂旭新有过重大经济往来的人和有经济矛盾的人进行重点摸排，对每一笔经济往来账目，可能涉及的人和经办人都要查清；

第二，采用技术侦控手段，对几部可疑电话实施监控，从中发现可疑情况；

第三，查清聂旭新之妻张桂新的所有存款，对她的大额收入、支出逐笔核查，从中找出破绽；

第四，扩大对张桂新社会关系的调查范围，集中力量查清她的直系亲属、亲朋好友以及社会交往人，从中寻找与本案有关的蛛丝马迹，进一步发现案件线索；

第五，进一步调查聂旭新的男女关系问题。

专案组发现了一个与聂旭新有密切关系的女子，这个女子现在已回到了东北。专案组几经周折找到了这个女子。她承认在保定打工时结识了一个开加油站的老板，叫聂旭新，很有钱，后来他们之间就有了那种关系，聂旭新还给她买衣服，租房子。一次她和聂老板正在商场买衣服，被她老家的对象看见了，就揪住她的衣领，要求她离开这个男人。聂老板不知怎么回事，就过来劝，结果被骂得狗血喷头。他还扬言一定要杀了她和聂老板。后来为了躲避杀身之祸，她不辞而别，跑回了东北老家。

专案组又找到了她对象家。据其家里人说：“从前年他说外出打工，走了以后至今没有音信，他在外面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专案组返回了保定，又开始新线索的调查。

调查终于有了新进展，专案组从张桂新的银行账户上发现了可疑情况——张桂新与毕玉生之间账户往来频繁，支出收入均为同一个时间。从大额支出的款项分析，他们一定是在做什么事。从时间上推断，两次大额一次为8月初，一次为9月初。

这一情况引起专案组的高度警觉，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专案组决定先传讯张桂新，以她在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为突破口，围绕她8月、9月两次大额提款的去向进行重点调查。

张桂新被“请”进刑警队。开始她始终拒绝回答那两笔钱的去向，审讯小组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耐心工作，张桂新终于低下了头，开始交代两笔大额款项的去向，交代了雇凶杀人的全过程。

好几年了，我十分苦恼，原因是聂旭新经常不回家，后来才知道，他已经另有新欢。劝说无效，我开始对他产生了反感，有时偶尔见一次面就吵架，他让我和他离婚。

开始我不接受，时间长了慢慢地也想开了。我有许多心里话都告诉了毕玉生，他说聂旭新有钱，他要离婚，你就跟他要钱。我向聂旭新提出要50万元现金，但他不给。我说你不给就别想离婚。他有一段时间总不回家，我就找毕玉生了解他这段日子都和哪个女的在一起，他说不清，我看他不愿意告诉我，准是怕我去找聂旭新闹。我也理解毕玉生的处境，后来就有了好感，他也对我有了好感，我们于1986年开始发生了男女关系。后来只要聂旭新不回家住，他就来照顾我……

因我们经常接触，我和毕玉生的关系被聂旭新知道了，他知道了以后非常气愤。在他察觉我们的关系以前，每次我朝他要钱他都给，后来他知道了就不给了。离婚又离不成，要钱他又不给，我就把心里的苦水都倒给了毕玉生。毕玉生跟我说他发现聂旭新对他的态度也变了，不如以前了，有时还经常冲他发脾气。

2000年夏天，有一次，我和毕玉生商量怎么处理这事，他说他认识社会上的几个人，去找找他们看有什么办法。他曾找过皖淮大酒店歌舞厅的领班，领班又给他介绍了两个人，一个叫崔金阳，小名叫崔崔，大约二十多岁，是徐水县走马镇道奄村人；一个叫杨建秋，外号叫杨子，也是二十多岁，是沧州献县段村人。认识他们之后，我和毕玉生商量，利用他给聂旭新开车了解情况的机会让他们下手。

商量好了以后，2000年8月的一天晚上，毕玉生开车把聂旭新送回家，在路上毕玉生把消息告诉了崔金阳和杨建秋。后来，崔金阳和杨建秋在公园路5号院门口把聂旭新砍伤，还抢走了他8000元现金。那次事以后，我和毕玉生给了他们2.5万元现金，作为报酬。从那以后，聂旭新在外面找女人就有点收敛了，不那么明目张胆了。

可他安稳了没几天，老毛病就又犯了。我和毕玉生商量再给崔崔和杨子1.5万元现金，叫他们看着办。我们从银行取了现金之后，就交给了崔、杨二人。那天我和毕玉生给聂旭新打电话，叫他回来说有事要商量，他说他正和朋友们打牌，到了晚上他才答应回来，并提出叫毕玉生开车接他。毕玉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崔、杨二人，然后就开车接他去了。后来事情就发生了……

审讯完毕，专案组组长叫藏大队长和夏局长立即组织抓捕毕玉生。

次日早上，毕玉生照例在广州某宾馆起床并进入宾馆餐厅吃早餐，在那里埋伏的刑警把他请到了隐蔽处，给他戴上了手铐，而后出示证件宣布：“你被拘传了。”

毕玉生被成功抓获，外勤组押解着他乘车返回了保定。

经审讯，毕玉生供述的犯罪过程与张桂新交代的完全吻合。接下来就是抓捕凶手的工作。

夏副局长指挥抓捕组连夜驱车前往沧州。崔金阳、杨建秋被抓获后经审讯，他们供述了2000年11月18日受雇杀害聂旭新的犯罪经过。同时他们还供认了杀害温国权的犯罪事实。

在犯罪分子的指认下，第二天在公园路的护城河里找到了杀害聂旭新的斧子。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11·18”凶杀案终于圆满结获，不久后，张桂新、毕玉生等四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文章内容基于真实素材，部分情节含文学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