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肿瘤科的主任说出最扎心的话：能尿，能拉，能吃，能睡，能动

我叫孙建国，今年五十六，在县医院肿瘤科当了二十三年大夫。说是主任，其实就是个看病的。我们科不大，二十张床，常年满着。来的病人，大多是县里乡里的，查出来就是中晚期，家里条件好的去省城，条件不好的就留在我们这儿。我送走过多少人，自己都记不清了。可上个月走的老赵，让我第一次在病人面前没绷住。

老赵是我高中同学，坐过前后桌。他成绩不好，但人实在，谁有事都帮。后来我考上医学院，他接了父亲的班，在县机械厂当工人。再后来厂子倒了，他蹬三轮，卖过菜，开过小卖部，一辈子没闲着。我们偶尔聚，喝点酒，说些旧事。他总说，建国，你是咱班最有出息的。我说，啥出息，就是个大夫。他说，大夫好，能救人。我说，救不了几个。他说，救一个算一个。

去年秋天，他来找我。那天我门诊，他排在最后一个。进来的时候笑呵呵的，说，建国，给我看看。我说，咋了？他说，吃不下饭，瘦了。我问他瘦了多少，他说，俩月掉了十五斤。我心里咯噔一下，让他躺下，摸了摸肚子。肝那块硬邦邦的，有结节。我说，做个CT吧。他说，严重不？我说，先查。他去了，下午结果出来，肝癌，晚期，已经扩散了。我拿着片子，在办公室坐了很久。我不知道咋跟他说。后来他推门进来，说，建国，啥结果？我说，肝上有个东西。他说，癌？我没说话。他说，晚期？我还是没说话。他笑了，说，没事，你说吧，我扛得住。我说，老赵，得住院。他说，行。

他住进来了，二十床。我给他定了方案，介入加靶向。他问，能治好吗？我说，控制。他说，控制多久？我说，看情况。他说，一年？我说，不好说。他说，半年？我说，老赵，你别想这些。他说，那我该想啥？我说，想想咋配合治疗。他说，行，我听你的。

他媳妇来了，天天守着。他儿子从外地赶回来，待了三天，又走了，说工作忙。他闺女在镇上教书，周末来。老赵跟没事人一样，见谁都笑。护士给他扎针，他说，轻点，我怕疼。护士说，赵叔你咋这么怕疼。他说，我从小就怕，小时候打针，我爹按着我，我哭得跟杀猪似的。护士笑了，他也笑了。可我知道，他疼。肝区疼起来，满头汗，咬着牙，不吭声。我给他开止疼药，他说，建国，这药上瘾不？我说，不碍事。他说，那就行，别让我最后成了个瘾君子。我说，你还有心思开玩笑。他说，不笑咋办？哭？哭给谁看？我媳妇看见了哭，我闺女看见了哭，我儿子看见了，不哭，但我知道他心里难受。我不笑，他们更难受。我笑了，他们就好点。我说，你替别人想了一辈子。他说，习惯了。

住了两个月，他的情况越来越差。腹水，脚肿，吃不下东西。我给他输白蛋白，利尿，能抽的腹水抽了。他瘦得脱了相，脸上就剩一层皮包着骨头。可他每天还是坚持下床走。我查房的时候，看见他扶着墙，一步一步挪。我说，你歇着。他说，歇啥，能动就得动。我说，你走多了累。他说，累也得走。不走，躺床上，跟死人一样。我说，那你慢点。他说，知道。

有一天晚上我值班，他找我。我过去，他坐在床上，说，建国，我是不是快了？我说，别瞎说。他说，你别骗我，我自己知道。我说，你知道啥？他说，我吃不下，拉不出，尿也少。建国，人活着，不就图个能吃能拉能尿能睡能动吗？我现在，吃不下，拉不出，尿不出来，睡也睡不好，走两步就喘。我是不是快到头了？我看着他，不知道说啥。他说，你别难过。我这辈子，值了。我说，值啥？他说，我娶了媳妇，生了娃，把娃养大了。我没干过坏事，没坑过人，走到哪儿都有人叫我一声老赵。够了。我说，老赵，你还能治。他说，治啥，别浪费钱了。我说，钱的事你别管。他说，我咋能不管？我儿子还没买房，我闺女还没嫁人。我这一病，把家底掏空了。我说，你别想那么多。他说，我不想，我就是跟你说说。我说，你说。他说，建国，你当了这么多年大夫，见过多少人走？我说，见过。他说，那你怕不怕？我说，怕啥？他说，怕死。我说，我不怕死，我怕病人死。他说，那你怕不怕我死？我不说话了。他说，你别怕。我走了，你记得我就行。我说，你说啥呢。他说，我说真的。我走了以后，你每年清明给我烧张纸，跟我说说话。我说，你自己烧。他说，我烧不了。我说，那就别烧。他说，你这个人，一辈子嘴硬。我说，你嘴软？他说，我嘴软，我心也软。我说，我知道。他说，那你答应我。我说，答应啥？他说，烧纸。我说，行。他笑了，说，这还差不多。

那天晚上，他睡着了。我坐在办公室，翻他的病历。肝功能越来越差，胆红素涨，白蛋白掉，肾也开始不行。我知道，快了。可我不愿意想。我当了二十多年大夫，送走过几百个病人，我以为我习惯了。可老赵不一样。老赵是我同学，是我兄弟。他管我叫建国，我管他叫老赵。我们一块儿长大，一块儿喝酒，一块儿说些没用的废话。现在他要走了，我救不了他。我救了一辈子人，救不了自己兄弟。我坐在那儿，抽了根烟。我不抽烟，可那天抽了。抽完了，我回去看他。他媳妇趴在床边睡着了，他醒着，看见我，笑了笑。我走过去，他小声说，建国，我想尿。我说，我扶你。他说，尿不出来。我说，插管吧。他说，插管难受。我说，那咋办？他说，等会儿。我说，等啥？他说，等它自己出来。我说，你憋着不难受？他说，难受。可我想自己尿。我说，行。我扶他起来，他站了半天，尿了几滴，又没了。他叹了口气，说，不行了。我说，插管吧。他说，插吧。我给他插了管，尿出来了，他看着尿袋，说，建国，你看，还能尿。我说，能尿就好。他说，能尿就好。他躺下，说，建国，你说人这辈子，图啥？我说，图个能尿能拉能吃能睡能动。他说，对。就这五样。有这五样，就是好人。没这五样，啥都不是。我说，你别想了，睡吧。他说，睡。他闭上眼，我坐在旁边，看着他。他睡着了，呼吸很轻，很慢。我知道，他离走不远了。

第二天早上，他昏迷了。我给他上了监护，输了液。他媳妇哭，他闺女哭，他儿子从外地赶回来，站在床边，不说话。我站在门口，看着。我知道，快了。下午三点，他的呼吸停了。我看了看表，三点十七分。我给他做了心电图，一条直线。我宣布了死亡时间。他媳妇扑在他身上哭，他闺女跪在地上哭，他儿子站在墙角，眼泪往下掉。我站在那儿，没哭。我是大夫，我不能哭。可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掏空了。

他的后事是我帮着办的。火化那天，我去了。他儿子捧着骨灰盒，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看着那个小盒子，想着老赵在里面。他那么大的一个人，现在就这么点。我想起他跟我说的话，能尿，能拉，能吃，能睡，能动。他现在啥也不能了。他走了。

那天晚上我回家，我媳妇做了饭。我坐在桌前，看着碗里的饭，吃不下去。我媳妇说，你咋了？我说，老赵走了。她说，我知道。我说，他走之前跟我说，人这辈子，就图五样。她说，哪五样？我说，能尿，能拉，能吃，能睡，能动。她愣了一下，说，这不是最基本的吗？我说，对，最基本的，也是最珍贵的。她说，你以前咋不说？我说，以前没觉得。她说，现在觉得了？我说，觉得了。她说，那你以后好好吃饭。我说，好。她说，好好睡觉。我说，好。她说，别老熬夜。我说，好。她说，别老抽烟。我说，好。她说，你光说好，得做。我说，做。她看着我，说，建国，你是不是怕了？我说，怕啥？她说，怕死。我说，我不怕死，我怕不能尿不能拉不能吃不能睡不能动。她说，那你好好活着。我说，好。

从那以后，我每天早起，先喝一杯温水。然后去厕所，能尿就尿，能拉就拉。然后吃早饭，吃得慢，嚼得细。中午睡一觉，晚上早点睡。不熬夜，不抽烟，少喝酒。每天走五千步，不多走，也不少走。我媳妇说，你变了。我说，哪变了？她说，你以前不这样。我说，以前不懂。她说，现在懂了？我说，懂了。她说，懂啥了？我说，懂活着了。她说，你以前不活着？我说，以前活着，但没觉得。现在觉得了。她说，觉得啥了？我说，觉得能尿能拉能吃能睡能动，就是福。她说，那你还当大夫不？我说，当。她说，你还送病人不？我说，送。她说，你送的时候难过不？我说，难过。她说，那你咋办？我说，我告诉他们，能尿就尿，能拉就拉，能吃就吃，能睡就睡，能动就动。别的，别想。她说，管用吗？我说，管不管用，说了比不说强。

今年清明，我去给老赵烧纸。我买了纸钱，买了香，买了瓶酒。我蹲在他坟前，把纸钱点了，香插上，酒倒上。我说，老赵，我来看你了。我说话算话，给你烧纸了。你在那边，能吃能拉能尿能睡能动不？要是能，你就托个梦给我。要是不能，你也托个梦，我替你烧点纸钱，那边的大夫兴许能治。我说完笑了，笑着笑着哭了。我擦了擦脸，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风从河那边吹过来，带着草味。我站了一会儿，下山了。

回到医院，我查房。二十床住进了一个新病人，是个老头，七十多了，胃癌。他儿子陪着他，一脸愁容。我过去，问了情况，看了片子。他儿子问，大夫，能治好吗？我说，先治着。他说，我爸还能活多久？我说，不好说。他说，那咋办？我说，让他能尿就尿，能拉就拉，能吃就吃，能睡就睡，能动就动。他说，就这？我说，就这。他说，这算啥治疗？我说，算最好的治疗。他看着我，不明白。我没再解释。我转身走了，去看下一个病人。走廊里人来人往，有哭的，有笑的，有愁的，有盼的。我走在中间，白大褂兜着风。我想起老赵，想起他说的话。能尿，能拉，能吃，能睡，能动。五样。就五样。有这五样，就是好人。没这五样，啥都不是。我当了二十多年肿瘤科大夫，送走了几百个病人，最后学会的，就这五样。不扎心，是实话。实话最扎心。可扎完了，就好了。好了，就能接着活。接着活，就能救人。救一个算一个。救不了，就陪着。陪着，也是救。老赵，我陪着你了。你走好。我接着陪别人。你别惦记。我这边，能尿，能拉，能吃，能睡，能动。五样都有。你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