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陈永贵词条、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官方档案、《人民文摘》纪实文稿、中国新闻网历史纪实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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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末，北京城里暑热慢慢退下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场内外都在推进岗位人员调整的相关议程。
那一段时间，不少人递交申请，请求不再继续承担原有岗位工作。参会名单里面，陈永贵这个名字，很多老百姓都耳熟能详。
陈永贵，出身山西昔阳大寨，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全国很多地方的人都看过关于大寨的报道，知道这个人靠着种地干出了名气，一步步从山村走到北京参与全国层面农业相关事务。
普通老百姓眼里，能够来到北京参与全国工作，是一份莫大的荣誉。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份外人眼里光鲜的身份，对于陈永贵本人而言，日常过得并不轻松。
1980年，他正式递交申请，请求不再继续原有岗位工作。
这件事传开之后，有相关回忆记录提到，邓小平谈及陈永贵的时候，说过他坐在这个位置上，日子过得是煎熬。
一个种地出身的人，走到全国瞩目的位置，为什么会主动递交申请离开岗位？报纸广播里面到处都是光环报道的背后，他在北京日常的实际处境到底是什么样？
这份岗位带给他的，除了荣誉，还裹挟着哪些现实层面的难处？这些问题，散落在不少当年亲历者留存下来的回忆材料之中。
第一节 昔阳大寨，黄土地里面走出来的劳动者
陈永贵出生于1915年，出生地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整个少年青年阶段，他的生活全部围绕晋东南这片沟壑纵横的山地展开。
昔阳当地山地多、平地极少，土层薄，水土流失情况突出，种地谋生的难度很大。早年间，当地普通农户想要种出足够糊口的粮食，要付出远超平原地区农民的体力劳动。
少年时期的陈永贵没有进学堂读书，不识字，日常生计全靠在山里务农维持。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寨村开始组织集体农业生产，陈永贵慢慢成为大寨村集体生产的主要组织者。
大寨村子周边到处是乱石坡，地块零碎分散，一下雨泥土就顺着山沟冲走。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陈永贵带着村里社员，利用农闲时间，扛锄头、挑扁担，开山、垒石堰、平整坡地，把原本零碎的荒坡改造成可以耕作的梯田。
白天上山干活，晚上还要商量集体生产的安排。山里条件有限，没有大型机械，改地造田几乎全部依靠人力。冬天土地冻硬，社员也要抡着镐头刨石头。
经过数年持续劳作，大寨的耕地条件得到改善，粮食产出出现提升。大寨自力更生改造山地的事迹，开始被省内媒体记录报道。
进入特殊时期之后，“农业学大寨”的宣传逐步在全国铺开，大寨变成全国农业领域的参考样本，各地不断有人员来到昔阳大寨参观学习生产经验。
陈永贵作为大寨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出镜、汇报、接待来访的任务越来越多。省内、晋中地区的相关事务，也逐步交到他手上。
1973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举为国务院副总理，正式到北京参与全国农业相关工作的处理。
从黄土山沟的农民，到来到北京处理全国范围的农业事务，这样的人生跨度，在那个年代被很多人当成励志故事到处传播。
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经常刊登大寨和陈永贵的相关报道，广播也反复播送大寨的生产事迹。不少农村地区墙上刷写着和大寨相关的标语。
普通群众对他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勤劳肯干的农民模范这一层面。
刚到北京的时候，陈永贵保留了一个很特殊的安排，没有把个人户口从大寨迁来北京。他的收入构成分成几块，大寨村里依旧给他记劳动工分，山西省发放岗位补助，北京这边也发放生活补贴。
也就是说，即便已经在北京承担全国性工作，名义上他依旧是大寨大队的一名社员，要记工分拿劳动报酬。
他自己提出一套“三三制”的时间分配方案：一年里面三分之一时间待在北京办公，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各地农村调研，剩下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参加田间劳动。
这个提议得到伟人的批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按照这套节奏来回奔波在北京和山西之间。
外人看到的，是频繁出现在各类公开活动照片里的形象，白毛巾、粗布衣衫，保留农民的打扮。但是，从山村突然切换到北京的工作环境，很多现实层面的麻烦，已经慢慢堆到他面前。
第二节 北京的生活节奏，处处都和大寨不一样
刚到北京，陈永贵先是居住在京西宾馆。过去在大寨，天亮就下地，天黑收工，一天的时间跟着太阳起落走。
可北京这边不少会议、工作习惯，习惯于下午和晚间推进事务。上午空闲时间比较多，对于一辈子早起下地干活的陈永贵来说，早上没有农活可以干，坐在宾馆里面无所事事，让他浑身不自在，经常在宾馆院子里面来回踱步打转。
日常饮食起居，也和大寨农村差别巨大。身边配有专门的秘书、警卫、炊事人员。一辈子自己动手干活的人，突然事事都由别人伺候，他内心始终觉得别扭。
外出调研的时候，地方接待会安排层层安保，前前后后很多工作人员陪同。
想要直接接触普通农户聊天，会被层层安排隔开。很多次下乡，他觉得自己被保护圈裹住，看不到农村真实的日常情况，接触不到普通农民最直接的说法。
办公层面的隔阂更加明显。在昔阳大寨的时候，处理问题简单直接，走到地头，看庄稼长势，听村干部、社员口头讲情况，当场就可以商量生产安排。
北京的工作模式，大量依靠书面文件。各类报告、简报、会议材料堆满办公桌，可陈永贵识字有限，完整阅读长篇书面材料存在现实困难。
大部分书面文件，只能依靠秘书逐字念给他听，听完之后，再口头表达自己的想法，由秘书整理记录下来。
各类集体会议上，与会人员围绕全国经济、农业政策展开讨论，大量涉及宏观经济数据、政策条文、各地不同情况权衡。
对于长期扎根乡村、只有农村实践经验的陈永贵，很多议题的讨论逻辑，超出他过往的认知边界。
农业领域的具体问题，比如水土保持、山地耕作，他可以讲出大量来自田间的一手经验。
一旦话题跳开农业生产实操，延伸到全国财政、工业和农业协调、不同地区差异化政策，他就很难跟上整场讨论的节奏。
按照“三三制”的计划，他经常往全国各地农村跑。到地方之后，各地接待人员，大多提前准备好汇报材料，安排参观预先挑选好的示范点。
想要随机走到普通村庄走访，往往很难实现。他曾经给伟人写信，希望搬出钓鱼台，减少被封闭保护的状态，多争取下到基层的机会，这封信得到批复同意。
之后他搬到木樨地公寓居住，不再长期住在钓鱼台。
户口留在大寨那几年，只要有机会回昔阳，回到大寨村，陈永贵就习惯性下地，扛锄头下地干活。
回大寨的时候，他不希望北京过来的警卫跟着进村下地，给出的理由是自己回来就是农民务农，不需要警卫跟随保护。一踩到大寨的土地，整个人的状态就松弛很多。
一旦要返回北京，又要重新面对一整套陌生的工作流程。
家庭方面，妻子和孩子户口依旧留在山西大寨，没有跟着迁入北京。他一个人长期在北京，只有逢机会回山西，才能够和家人团聚。
在北京这边日常接待访客多，经常有各地熟人、大寨老乡过来找他，留客吃饭是常事。但是他手头收入有限，经常要在生活开销上面精打细算，甚至不希望炊事员买鸡这类比较贵的食材待客。
时间一年一年推移，国内整体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全国农村领域，各地开始冒出不一样的生产实践，部分地区尝试改变旧有的集体劳作模式，民间悄悄出现包产到组的试验，新旧做法之间，出现不少争论，相关分歧也会被带到北京的会议当中讨论。
陈永贵基于自己在大寨积累的实践经验，对这些新的尝试持有不一样看法，会议上会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不同意见互相碰撞，属于那个阶段很常见的现象。
第三节 形势逐步转变，来自山西的连锁变化
时间来到1979年12月17日，昔阳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在昔阳县革委大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会上宣读晋中地委下发文件，正式免去陈永贵昔阳县委书记职务。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原本属于他的山西本地岗位，率先出现变动。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处理一批岗位调整事项，数位和陈永贵平时往来较多的老同事递交申请，请求不再承担原有岗位工作，得到会议批准。
一起共事多年的熟人，陆续离开原有岗位，原本熟悉的工作圈子发生很大改变。
山西省内，1980年8月中下旬，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以及扩大会议，梳理回顾过去十多年农业学大寨运动全过程，整理运动开展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类情况，形成一份检查报告，把大寨、昔阳过往实践里面出现的各类问题逐条整理出来，10月21日这份报告正式上报中央。
在这一段时间，新闻媒体也派出联合调查组，奔赴昔阳、大寨实地走访，前后历时四十天，收集大量基层反馈，形成多份内部参考材料，向上报送。
省内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会的时候，围绕大寨过往的实践提出很多不同意见，相关声音层层向上传递。
身处北京的陈永贵，能够源源不断接收到来自山西老家的各类消息。昔阳、晋中、山西省的岗位陆续调整，过去作为全国样本的大寨，正在被重新复盘审视。
这些信息叠加在一起，给他带来不小心理压力。
1980年上半年，一次国务院会议结束之后，在会场休息室，陈永贵找邓小平谈话，当面讲出自己心里存有的诸多困惑，对国内正在推进的部分新做法提出自己的疑问，双方有过一次直接对话交流。
这一时期，他往返北京、山西的次数变少。大部分时间待在北京木樨地公寓，反复琢磨当下发生的种种变化。
自己熟悉的那一套山地集体造田的经验，放到全国千差万别的农村环境里面，已经不再被当成统一模板去推广。全国各地农村，正在探索更多元化的生产路径。
他很清楚，自己的长处全部来自田间地头，擅长山地农田改造、集体农事组织。面对全国范围复杂的改革调整，自身知识储备、过往实践经验，存在明显局限。
很多新冒出来的现实问题，他找不到成熟的处理办法。
大概是1980年年中，距离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还有两三个月，陈永贵找到儿子陈明珠，提出打算递交申请，请求不再继续承担现有岗位工作，希望儿子帮忙起草书面申请报告。陈明珠当时并不理解，劝他继续干下去。
陈永贵态度很坚决，表明自己已经很难继续胜任手头工作，不如申请离开岗位，回乡务农，免得后续被动调整。报告里面写明两条主要理由，一是文化程度有限，二是身体状态不佳，难以继续承担繁重工作任务。
报告起草完成之后，经过陈永贵确认，正式提交上去。接下来的日子，北京的会议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人事调整的大幕已经拉开，很多人的岗位都要重新安排。
19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正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会议议程当中包含多项人事变动事项，多份辞呈摆上大会的议事桌面。
当工作人员把那份由陈永贵确认签字的书面申请放到会议文件堆中，很少有人能够体会，这份薄薄几张纸背后，裹挟着一个农民在京城五年多全部的局促、疲惫与进退两难，就像当那封沉甸甸的书面请求被摆到会场桌面时，会议室里面不少人心里都清楚，属于大寨红旗最鼎盛的那一段时光，已经随着这份辞呈，悄悄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