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深夜两点，江亚宁被客厅里窸窸窣窣的声音惊醒。
她披衣下床，透过门缝，看见丈夫孟天柱蹲在墙角，往火盆里塞着一叠旧纸。
火苗蹿起，映亮了他半张脸，那表情她嫁给他四年从未见过，像一只被逼到绝路的困兽。
她推开门的刹那，他猛地回头，手里的纸已经被烧了大半。
残边上一行字隐约可辨：“孟国梁……1987年劳动模范……”他一把将纸按进火里，眼睛通红。
这是他们结婚以来，他第一次冲她吼：“不该你知道的，你最好别问。”
01
江亚宁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个点醒过来。
孩子哭闹到半夜，她刚哄睡，就听见客厅里有动静。
不是脚步声，是那种压着嗓子、窸窸窣窣的声响，像是有人翻什么东西。
她心里一紧，先想到的是贼。
可转念一想，门窗都锁得好好的，再说了，这是五楼。
她光着脚，蹑手蹑脚走到卧室门口。
客厅没开大灯，只有电视柜旁边那盏落地灯泡着橘黄色的光。
孟天柱蹲在墙角，背对着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旧秋衣，手里捧着一叠纸，正一张一张往一个搪瓷脸盆里放。
盆里的火烧得不大不小，纸放进去先卷了边，然后扑地一下，蹿出一团火苗，把纸上的字一点点吞掉。
江亚宁站在暗处看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他在烧东西。
“天柱？”她叫了一声。
孟天柱的肩膀猛地一抖。
他回过头来的时候，手里还捏着半张没来得及放进去的纸，火苗隔着几步远，把他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他脸上的表情是她从来没见过的，说不清是慌张，还是别的什么，有点被什么东西攥住了喉咙的样子。
“你怎么醒了？”他的声音沙哑，像是刚刚哭过，又像是嗓子干了很久。
“孩子闹呢。”江亚宁走过去，低头看那个脸盆，“你烧什么呢？”
孟天柱没回答，把手里的那半张纸也塞进了火盆里。
火苗跳了一下，被压得嘶嘶响。
江亚宁弯下腰，看见火盆边上还散着几片没烧干净的碎纸屑，她伸手捡起一片，上面的油墨字迹已经被火燎得模糊了，但还有几个字能认出来。
她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认出几个字：“孟国梁同志……1987年劳动模范……”
“这谁？”她抬头问。
孟天柱的眼皮跳了一下。
他站在那里，垂着手，像是在极力忍着什么，过了好几秒，他忽然一把把她手里的纸片打掉了。
那力气不大，但带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慌张，纸片掉在地上，又被他一脚踢进了火盆里。
“不该你知道的，你最好别问。”
这一句话，让江亚宁愣住了。她看着面前这个跟她同床共枕四年的男人，第一次觉得陌生。
孟天柱没有再看她，转身走进卫生间，哗哗地拧开水龙头洗了把脸。
出来的时候，他的表情已经恢复了平常那个温和寡言的样子，甚至还弯下腰，把地上的纸灰仔细地扫进簸箕里，倒掉了。
整个过程，他没有再看江亚宁一眼。
“睡吧，明天还得早起。”他说完这句话，先进了卧室。
江亚宁站在客厅里，脚底踩着冰凉的地板砖，好半天没动弹。
她低头看了一眼那个搪瓷脸盆。
盆壁被火烧黑了一片，内壁还残留着几片没有烧尽的灰烬，混着一点油墨的气息，刺鼻又沉闷。
她弯下腰，从盆沿的缝隙里抠出来一小片没有烧透的纸角，只有指甲盖那么大。
上面依稀是一个名字的开头，笔画粗黑，像是公章打出来的字体。
那两个字，她看了很久，反反复复在心里拼了好几遍，才确定自己没认错。
孟国梁。
她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她抬起头，看着卧室门缝里透出来的那一点光亮，心里无端地浮上来一个念头：她嫁给孟天柱四年了，可这个人，她好像从来没真正认识过。
第二天早上，孟天柱照常起来做早饭。
稀饭、馒头、两个煎鸡蛋，摆在她碗里的鸡蛋总是蛋白煎得焦黄，因为她喜欢。
他低着头喝稀饭，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江亚宁坐在他对面，手里攥着那块碎纸片，犹豫了一整个早餐的时间，终究还是没有开口。
她低头喝了一口稀饭，米汤顺着喉咙下去，暖暖的，却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涩味。
吃完饭，孟天柱去洗碗。
江亚宁站在阳台上晾衣服，看见楼下孟天柱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拐上了大路。
阳光照在他的背上，把那件蓝灰色的工作服晒得发白。
他骑了没多远，忽然停下来，回头往楼上看了很久，才蹬上车走了。
江亚宁站在窗帘后面，一直看到他的背影消失在路口，才低头，摊开手掌心，那块纸片被她的汗浸得有些发软。
她决定，从今天起，她要把这个叫“孟国梁”的人查清楚。
02
江亚宁第一个想到的是问婆婆。
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她自己掐灭了。
她嫁过来四年，见过婆婆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每次她提出来要回陕北看看老人，孟天柱不是说“路上太远”就是“她身体不好，见不得生人”。
有一回她硬着头皮说要自己买票去，他沉默半晌，闷了一句：“你要非去，咱就离婚。”
这句话把她说懵了。
结婚四年，孟天柱向来温和老实，连一句重话都没有过，可当时他说“离婚”那两个字的时候，眼神里的东西是认真的。从那以后，她再没提过。
她想了想，从衣柜最底下翻出一个旧鞋盒。
那是孟天柱放杂物的盒子，里面有几张皱巴巴的收据、两个旧皮带扣、一颗松了的纽扣，她翻了半天，没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她把盒子放回去，忽然想起那天晚上他烧纸之前，在客厅里翻过什么东西，像是从某个角落里抽出来的。
她走到客厅墙角的那个老式五斗柜前，拉开最下层的抽屉，里面堆着一摞过期的报纸和几件旧毛衣。
她扒开报纸，看到最底下压着个小铁盒子，铁皮已经锈得斑斑驳驳，掀开盖子，里面是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
她展开一看，是汇款单的存根。
收款人叫“孟小花”，地址是陕西省延安市某县某村。
汇款金额不大，每个月两百，雷打不动。
日期从四年前她刚嫁过来那会儿就开始了，一个月都没断过。
存根的备注栏里，有一次的字迹比较潦草，像是喝多了酒写的，上面写着：“给妹妹的，别省着花。”
妹妹？江亚宁盯着那三个字，心里咯噔了一下。
孟天柱是说过他在老家有个妹妹，但每次一说起来就含含糊糊，她以为只是远房的堂妹表妹之类的，现在看来，像是亲妹妹。
那他为什么不让她这个当嫂子的见见小姑子？
为什么连提都不愿意多提？
她手里的汇款单被攥出几道褶子。
她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照进来的太阳光，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那个问题：一个对亲生妹妹都藏着掖着的男人，他还有什么别的事瞒着她？
下午，她骑着自行车去了趟派出所。
她有个表姐在里面上班，叫冯玉琼，人热情，嘴巴也严。
她跟表姐说想查查孟天柱的户籍底档，说是社区要填什么表，她忘了结婚证上写的老家地址。
冯玉琼没多想，进了档案室翻了一会儿，把信息抄给她。
江亚宁接过来一看，愣了。
户籍上写得很清楚，孟天柱，出生于本市，原籍本市某镇某村，1994年迁入县城。
也就是说，这个“孟天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根本不存在什么陕北老家。
可汇款单上的地址明明是陕北，他当年跟她说的也是“老家在陕北，小时候过继给亲戚才改了名”。
她站在派出所门口，被初秋的风一吹，后背全是冷汗。
两个档案，两个老家，两个孟天柱。到底哪一个才是她丈夫？
她把手里的纸条折好放进兜里，骑上车往回走。
一路上，她满脑子都是那张汇款单，那个叫孟小花的人，她在心里反复琢磨着这个名字。
“孟”这个姓在本地不算常见，可陕北那边，姓什么的都有，也许她丈夫根本没有骗她，只是他那个妹妹的户口资料没跟上迁移？
她很快又推翻了这个念头，她已经嫁给他四年了，难道连丈夫是哪里人、家里有几口人都查不清楚吗？
回到小区，她推着自行车进了院门。
楼道里昏暗，一楼的王奶奶正在门口择韭菜，看见她，招招手，压低了声音说了一句：“亚宁啊，你家那口子，中午有个女人来找他，站在楼下说了好一阵话。那女的不是咱县城的，穿着打扮跟咱不一样，操着一口陕北口音。”江亚宁握在车把上的手，慢慢收紧了。
她上了楼，推开家门，屋里干干净净，孟天柱还没回来。
她站在客厅中央，抬起头，看见窗户玻璃上映着自己的脸，那神情，她看了好几秒才认出来是自己的。
那是一种她自己都觉得陌生的表情，有点害怕，又有点别的什么。
03
那女的第二天又来了。
江亚宁正在院子里晾床单，远远地就看见一个穿着红底碎花棉袄的女人站在小区门口，踮着脚往里张望。
那女人年纪跟她差不多大，脸膛被风吹得红黑，扎着一条粗辫子，身边没有带孩子。
她跟门卫说了几句什么，门卫摆摆手，她便退到一旁的墙根下站着，也不走，像是铁了心要等人。
江亚宁心里一跳，端着盆的手微微晃了一下。
她没有上前搭话，而是把床单晾好，转身回到楼道里，站在窗户后面往外看。
约莫过了二十来分钟，孟天柱骑着自行车从单位方向过来，拐上小区门口的路，一眼看见那个女人，车把明显歪了一下。
他在她面前停下来，两个人说了几句，声音不大，隔着远，听不清内容。
女人的表情有些激动，嘴巴张合得很快，还用手指了一下远处。
孟天柱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几十块钱递给她，女人没接，反而往后退了一步。
两人就那么僵在那里。
不多时，孟天柱把车撑好，走过去一步，压低声音说了几句话。
女人听了，忽然蹲下来，蹲在路边的梧桐树底下，抱着脑袋，没有出声。
这下轮到孟天柱站着不动了，他那一动不动的背影，在江亚宁眼里，像一根钉在了石板缝里的铁钉，又硬又无措。
傍晚，孟天柱进了家门。
他把外套挂好，洗了手，进厨房淘米。江亚宁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问了一句：“今天谁来了？”
“没谁，问路的。”他头也没回，声音淡淡的。
江亚宁盯着他，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
她以前很相信“不说”是不想让她操心，可现在她越来越觉得，孟天柱的不说，像一座深不见底的井，表面平静，底下不知道藏着什么。
她转身回了卧室，躺了一会儿，又坐起来，从衣柜底层翻出那件他没来得及穿的新棉袄，打算替他整理一下口袋，却从里面摸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
她打开，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是陌生的笔迹：“建军哥，咱妈这回真不行了，你别怪我来找你。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家里欠了钱，孩子上学也要钱，你寄的钱不够用。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了。小花。”
落款是“小花”两个字，写得很大，一笔一划很用力，像是怕他看不见。
江亚宁看了三遍，才回过神来。
“建军哥”，不是“天柱哥”。
她丈夫……不叫孟天柱？
江亚宁的手开始抖。
她把纸条按在膝盖上，坐了好一阵，才又折好，放回原处。
她告诉自己：也许“建军”是他以前的小名，陕北那边的人都习惯叫小名。
可这个解释太牵强了，连她自己都说服不了。
她坐在那儿，脑海里反复响起头天早上他说的那句“不该你知道的，你最好别问”，又想起他跟那女人在楼下僵持的样子，她在心里一点一点地拼凑着那些碎片：烧掉的报纸、汇款单、孟小花、建军哥。
这些碎片像一块块形状各异的拼图，她不知道它们会拼成什么图案，可她已经没有退路了。
晚上孟天柱睡下后，江亚宁轻轻起身，翻了他的钱包。里层的夹层里，她摸到一张硬邦邦的东西。她抽出来一看，是一张旧照片。
照片有些褪色，边角磨得起了毛。
上面是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国字脸，浓眉，咧嘴笑着，露出一口白牙。
他的胸前别着一朵大红花，背景是一座煤矿的井架，黑洞洞的井口像一个张开的嘴。
照片背面，用蓝色钢笔写了一行小字：“1987年，劳动模范表彰留影。”她翻来覆去地看。
这个男人，跟孟天柱长得有几分像，尤其是眉骨和鼻梁，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江亚宁的手心开始冒汗。
她把照片放回去，轻手轻脚躺回床上，侧过身去看熟睡的丈夫。
黑暗中，他的呼吸均匀而平稳，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像一块被河水冲刷了很久的石头，什么都留不下痕迹。
她忽然想起来，父亲在世时，也曾在那个煤矿上工作。
1987年，那场矿难。
父亲郁郁而终，死前总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嘴里嘀嘀咕咕，念的好像是“国梁”两个字。
这么多年，她一直以为父亲是在念叨战友，现在想来，她后背一凉，那两个字好像是“孟国梁”？
她把被角拽得紧紧的，盯着天花板，一夜没合眼。
04
第二天，江亚宁回了趟娘家。
母亲身体不好，住在她哥家里。
她一进门，没先去看妈，而是直接去了父亲生前用的那间杂物房。
房间不大，堆着几只旧箱子和一摞发黄的纸箱。
她在里面翻了整整一个下午，翻出一本旧相册，里面有几张父亲在煤矿上拍的照片——背景跟那张老照片上的一样，也是那个井架。
她翻到最后一页，夹着几张散页，抽出来一看，是一份手写的稿子，纸张发脆，有些地方被虫蛀了，但字迹还能辨认。
那是父亲写的，标题是《关于1987年矿井事故的几点说明》。
她压着心跳往下读。
内容大概是说，那年的矿难，起因是井下通风设备故障，调查报告认定主要责任在采矿队队长孟国梁，说他检修时疏忽大意，没有发现安全隐患，导致瓦斯积聚发生爆炸。
但父亲在说明里写道，事故发生后，他负责备份检修记录，可记录被人改过，有几处对不上，他想追查，却被上级领导喝止，让他不要节外生枝。
后来，矿上连夜把有关文件清理了一遍，孟国梁的名字被写进了事故报告，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江亚宁坐在纸箱堆里，手里的纸张被攥得皱巴巴的。
她忽然全明白了。
孟天柱的父亲，就是那个“孟国梁”。
她嫁的这个人，是被她父亲所在的那个系统定了罪的人的儿子。
她脑海中浮现出孟天柱那张沉默的脸，从一个模糊的影子慢慢变清晰。
他为什么从不带她回老家、为什么一提到婆家就顾左右而言他、为什么深夜偷偷烧东西，她全明白了。
她攥着那几张纸，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纸边。一个念头在她心里翻涌着，怎么也压不下去：她爸爸当年到底有没有改过那份记录？如果他改了呢？
她不敢想。
傍晚她回到家，孟天柱已经做好了晚饭，四菜一汤，摆在桌上。
他坐在桌边，没有动筷子，一直在等她。
她走进家门，换鞋，洗手，在他对面坐下。
他看了她一眼，语气平静得不像话：“今天去哪了？”
“回趟娘家，看看我妈。”她低头夹了一口菜。
之后的饭吃得特别安静，两个人谁也没有再开口。
碗筷碰撞的声音在客厅里显得格外清脆。
她抬头看了一眼孟天柱，他正低头扒饭，额前的碎发落下来，在灯下投下一片阴影。
她忽然想，这些年，他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娶一个仇人的女儿，每天同床吃饭，却什么都不能说，连自己的名字都是假的。
半夜，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把他们两个人同时震醒。
孟天柱摸黑拿起电话，刚喂了一声，电话那头不知说了什么，他的背忽然弓下去，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后面重重捶了一拳。
他握着话筒没有说话，只有呼吸声一下比一下粗重。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了一句：“我知道了。”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醒什么人似的。
他挂了电话，坐在床沿，好半天没动弹。
江亚宁打开床头灯，看见他的脸。
那张脸上没有哭，也没有悲伤，只是很空，像一个被挖空了的树洞。
“老太太没了。”他说，声音平静得像在念报纸。
江亚宁张口想说什么，他抬了抬手，示意她不用说了。
“明天我回去一趟，走得急，你就在家看着孩子。”他说着站起来，拉开工衣柜门，开始一件一件往包里放衣服。
江亚宁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说：“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
“我跟你一起去。”她又说了一遍，声音不大，但语调里带着一种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力量。
“我是你老婆，你妈就是我妈，婆婆没了，我没道理不去烧柱香。”
孟天柱停下手，转过身，看着她。他看了很久，久到江亚宁以为自己脸上有什么东西。他终于开口：“那边穷，你去了不习惯。”
“我嫁你四年，你那个老家我一天没去过。现在婆婆走了，我再不去看看，我这辈子都没脸做人了。”她的声音已经带了一丝哽咽。
孟天柱没有回答。他背过身去，拉上包拉链，过了好一阵，才用很低的声音说了一句：“那你去吧。可到了那边，不管看到什么，你都先别哭。”
05
火车在黄土高原上颠了一整夜。
江亚宁靠在硬座上，怀里抱着三岁的儿子，两个女儿交给了县城的小姑子帮忙带着，临走前她给人家留下五十块钱。
车窗外的夜色像浓墨一样厚，隔一层玻璃，什么都看不见。
偶尔有站台灯光一闪而过，照亮一小片土黄色的墙面，又被黑暗吞没。
孟天柱坐在她对面，一直闭着眼睛，像在睡觉，可她知道他没睡着，因为每隔一阵，他会睁开眼，透过车窗看一眼外面，像是在数着路过了几站。
这是她嫁给他四年以来，第一次去他的老家。
她以前想象过很多次，觉得陕北的婆家应该是窑洞、小院，有黄澄澄的玉米棒子挂在屋檐下。
可真正坐上这趟慢车的时候，她心里只剩下一种巨大的、未知的恐惧。
她说不清楚自己怕什么，怕的好像不只是未知，而是那个未知背后，藏着一个她无法承受的答案。
下了火车，又换长途班车，在土路上颠了两个小时。
路越走越窄，窗外的风景也越来越荒凉，从柏油路变成砂石路，从砂石路变成只能走一辆车的土沟沟。
路两旁是千沟万壑的黄土，光秃秃的，很少见到树。
快中午的时候，班车在一个山坳的背风处停下来，司机喊了一嗓子：“孟家坳到了。”
江亚宁拎着包下了车，脚踩在松软的黄土上，一时间有点站不稳。
她抬头打量了一下四周：十几孔旧窑洞散落在山坡上，有几户人家的烟囱冒着青烟，整个村子寂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沟壑的声音。
孟天柱从车上拎下一个大包，没有看村子的方向，也没有看任何人，只是低着头，一步一步地往坡上走。
江亚宁跟在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谁都没说话。
走了大概二十来分钟，拐过一道山梁，面前出现一孔小窑洞。
窑洞口挂着一条灰扑扑的棉门帘，门楣上糊的旧报纸已经被风吹掉了一半，露出下面斑驳的黑黄色土墙。
孟天柱在门口站住了。
他站了很久，没有掀门帘，没有往前迈步，就那么直直地站着。
江亚宁想催他进去，可看着他后背上那根绷得像弓弦一样的脊梁，又把话咽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窑洞里走出一个女人，三十来岁，扎着辫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
她看见孟天柱，眼圈一下子红了，声音发颤：“建军哥，你回来了。”
江亚宁猛地抬起头，看着孟天柱的侧脸。
建军哥，三天前在她家楼下，那个红棉袄女人喊的也是这个名字。
她没有问，跟在两个人身后，走进了窑洞。
里面很暗，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土腥味和陈年的药味。
土炕上躺着一个干瘦的老太婆，花白的头发像干草一样散在枕头上，双眼紧闭，嘴微微张着，胸口还在微弱地起伏。
她还没有死。
“这不是说……”江亚宁脱口而出，话说到一半，自己打住了。
孟天柱弯下腰，握住老太太干枯的手，用陕北话轻声叫了一声：“娘，建军回来了。”老太太的睫毛动了动，慢慢睁开眼，浑浊的目光在孟天柱脸上聚了好一会儿焦，嘴角扯出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弧度，声音像破风箱一样，气若游丝：“军儿……你肯回来了……”孟天柱低下头，额头抵在她的手背上，肩膀轻轻抖着，没有出声。
江亚宁站在几步之外，看着这幕场景，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炕上的老人，孟天柱叫她“娘”，可她的眉眼、脸型，跟孟天柱没有半点相似。
江亚宁转过头，看见那个带他们进来的女人正站在自己边上，她低声问了一句：“闺女，你是……”女人搓了搓手，用带着浓重陕北口音的声音说：“嫂子，我是小花，孟小花。”
江亚宁心想，原来你给他汇款的那个人就是你。
孟小花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屋里，犹豫了一会儿，低声说了一句：“嫂子，你跟我出来一下，我跟你说话。”她跟在孟小花身后走出了窑洞。
门口有一棵光秃秃的老枣树，叶子已经落尽了，干枯的枝丫像爪子一样伸向天空。
孟小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到她手上。
江亚宁低头一看，是一本深红色的“烈属证”，上面写着“孟国梁”三个字。
她打开，里面夹着一张黑白照片，跟她在丈夫钱包里看到的那张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这张似乎更旧、更皱，边角还带着褐色的印记，像是干涸的血。
孟小花看着她的表情，慢慢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说得不重，却像一根针，直直地扎进了她的耳朵里：“嫂子，你爸叫江卫东，是不是？”
06
江亚宁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窑洞里的。
孟小花的问话在她耳边反复回响，像一颗石子丢进水井里，一圈一圈荡开，越荡越深。
她没有回答，也没有问对方是怎么知道的，只是握着那本烈属证，指关节发白。
孟小花也没再多说，转身进了灶房，烧水去了。
窑洞里只剩下她和孟天柱。
他还在炕沿上坐着，握着他“娘”的手，一动没动。
江亚宁站在门口，背靠着墙壁，手里攥着那本烈属证，看着那个男人的背影，心里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她张了张嘴，许多话在嗓子里转了几转，最终只是问了一句：“你爸的事，你早就知道了？”
孟天柱没有回头。过了很久，他点了点头。
“那我爸……”她的声音微微颤抖，“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孟天柱的手顿了顿。
他慢慢放下老太太的手，替她掖好被角，然后站起来，走到江亚宁面前。
他比她高一个头，低着头看她，那双平时温和的眼睛里，此刻像是蒙了一层雾，什么也看不透。
“结婚第二年，你怀着双胞胎的时候。你爸的遗物，我整理的时候看到了一份东西。”他说得很慢，每一个字好像都要咬碎了才能吐出来，“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我娶的是谁的女儿。”
江亚宁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抵在冰冷的墙上。
她不知道该开口说什么，脑子里那一团乱麻还没理清，又被这句话搅得更乱了。
孟天柱看着她退后的样子，嘴角动了动，像想露出一个笑容，但没有成功。
他转过脸，看着窗外那片被阳光晒得白花花的黄土梁，声音像被砂纸磨过：“我没想瞒你一辈子。可每当我想要开口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说了，你还会跟我过吗？”
江亚宁的眼泪落了下来。没有声音，就那么一滴一滴砸在前襟上。
她跟他过了四年，生了三个孩子，肚子还揣着一个，可她到今天才知道，自己丈夫的心里藏着一座山，那座山压了他十几年。
而把她引向这座山的，是她自己的父亲。
她想到父亲临终前那半年，总是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嘴里嘀嘀咕咕念“国梁、国梁”，原来那不是在念战友，是在念一个被他害死的人。
屋里静得只剩下老太太微弱的呼吸声，一下，一下，像一根快绷断的弦。江亚宁把那本烈属证放在炕沿上，轻声问：“你爸……是怎么死的？”
孟天柱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开口：“他是被冤枉死的。”
“那场矿难发生的时候，我爸是负责检修记录的安全科科长。他记录里写的明明没有问题，可后来上边的领导要他把报告改掉，说改完就给他升职、涨工资。我爸不肯，可有人拿我和我妈威胁他。他改了。”江亚宁听着自己的声音，像在说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
“改了以后呢？”
“后来矿难死了人，他是唯一一个在井下组织工人撤离、自己没上来的人。因为那份报告，他没评上烈士，反而背了个‘操作失误、应付主要责任’的黑锅。我妈受不了，病了一场，精神也垮了。后来的事，你大概也知道了。”
江亚宁没有再说话了。
她站在那里，像一根木头桩子，眼泪已经流干了，只剩下心里一阵比一阵紧的发凉。
她脑子里转着一个疯狂的念头：如果当年她爸没有改那份报告，如果那些话她没有说出口，那这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炕上传来一阵呻吟声。
老太太醒了，用浑浊的目光在窑洞里扫了一圈，落在江亚宁身上。
她抬起干枯的手，朝她招了招，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叫了一声：“闺女，你来。”江亚宁走过去，蹲在炕前。
老太太的手搭在她的手背上，那手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你爸……叫江卫东？”江亚宁吃了一惊，没想到这个老人也知道她父亲的名字。
老太太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声音断断续续，像风里的灯芯：“你爸当年……跟我一样……都是苦命人。他临死前……托人带过一封信来，说他对不起孟家……让孟家人别恨他……”江亚宁的眼泪又涌了出来。
她不知道父亲临终前竟做过这件事，他隐忍了一辈子，到死都没有说出口的愧疚，原来早就托人带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