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特朗普而言，犹太人正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上个月，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联邦法官就因批评以色列而试图驱逐学生签证持有者的行为做出了直截了当的裁决。法官认定，特朗普政府以打击反犹太主义为名，践踏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加上近期其他法律败诉和举报人的指控，这进一步证明该政府以执行民权法为幌子，实际上却在削弱民权法。

不过，为什么偏偏是反犹太主义呢？为什么特朗普政府对针对其他众多少数群体的歧视漠不关心，却对反犹太主义格外警惕？（至少是对左翼的反犹太主义；对于右翼的反犹太主义，它依然故意视而不见。）这个政府是如何抓住这种特定形式的仇恨不放的？答案在于美国社会中一个未被充分重视的裂痕。20世纪60年代确立的民权范式，正在人口结构变化和政治格局重组的压力下分崩离析。特朗普政府正利用反犹太主义来完成这项“收尾工作”，一边以捍卫某个群体为名占据道德制高点，一边却在削弱对其他所有群体的保护。

自1964年《民权法案》颁布以来，保护弱势少数群体免受歧视的机制一直在演变——虽然过程并不完美，且充满争议，但其核心前提始终未变：恪守清晰、一致的标准，才能建立对整个体系的信任。

这一前提如今已不复存在。本届政府不仅将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2023年在“公平录取学生组织”案中的裁决解读为对平权行动政策的斥责，更将其视为对任何甚至仅承认种族因素的校园项目的禁令——这远远超出了该裁决所要求的范围。它提高了判定非法歧视的门槛，摒弃了沿用数十年的标准。它将多样性、公平与包容不仅斥为自由派正统观念，更诋毁为“逆向种族主义”；它削减了高等教育数十亿美元的拨款；它驳回了约90%的教育相关民权投诉；并实施了完全摒弃正当程序表象的拘留和驱逐政策。除最后一项外，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它都声称其目标是彻底消除对种族或族裔差异的任何考量。

然而与此同时，政府却要求对犹太人实施实质上的“多样性、公平与包容”（D.E.I.）政策：强制性的反犹太主义敏感性培训，以及旨在营造包容氛围的针对性措施。当学校被指控歧视犹太人时，政府非但没有进行公正调查，反而施加了完全不成比例的处罚——例如削减数亿美元的医疗和科研经费。甚至没有人试图假装这样做能让犹太人生活得更安全。

对大多数少数群体削弱反歧视政策，却对犹太人大幅强化这些政策，这种做法是虚伪的。这种虚伪正是关键所在。它将民权法变成了政治保护勒索手段，成为攻击高等教育及其他所谓“敌人”的工具。

一些加沙战争抗议活动中令人不安的过激行为，不足以解释为何犹太人会被选定享有这种特殊的受保护地位。共和党与以色列右翼政府的联盟，或是犹太捐助者过大的影响力——这种常被提及的解释往往有滑向反犹太主义的风险——同样无法解释这一点。简单的事实是，推出这一举措符合特朗普政府冷酷的政治目的。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犹太主义运动，同时也成了对反犹太主义的极度轻描淡写。

在现代公民权利发展的每一个转折点上，关于哪些群体应受保护的问题始终存在争议。是仅限于最初公民权利运动的主要关注对象——非裔美国人？还是也包括其他种族和宗教群体？民权法是否适用于女性以及性少数群体和性别少数群体？所谓的“逆向歧视”究竟有多真实？最重要的是，政府的目标应该是消除那些错误地将公民彼此区分开来的法律区别，还是在追求真正、全面平等的过程中，也要保护弱势群体免受伤害？

直到最近，就连保守派建制派——包括理查德·尼克松、罗纳德·里根以及两任布什总统执政时期的政府——也普遍将反歧视法视为一种有效的治理工具，即便在实践中未必总是如此，但在理论上确实如此。但我们继承的民权模式是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家而建立的——在那样的国家里，占多数的白人基督徒群体迟迟才在法律上为各少数族裔让出空间，使他们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然而，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下去，不到20年，美国将出现非白人占多数的局面。在未来半个世纪内，美国很可能出现非基督徒占多数的局面。白人民粹主义者的恐慌情绪已经蔓延开来。在一个移民国家里禁止使用“多样性”一词，是试图逆转历史的最后挣扎。

随着“多数”与“少数”的界限不断变迁与模糊，美国人发现自己几乎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将目光重新投向了犹太人：这一群体难以简单归入种族二元对立的框架，模糊了宗教与族裔的界限，其成员虽非有色人种，但在白人至上主义者眼中，他们对“白人身份”的主张始终备受质疑，且与一个极具分裂性的民族国家有着流散群体的联系。

这种模糊性也造就了意识形态上的盲点。中间派自由派迟迟未能认识到反犹太主义在美国社会中的严重性。他们同样低估了反犹太主义作为民粹主义右翼政治武器的威力，以及巴勒斯坦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易燃性。进步派未能正视自身阵营中的反犹太主义问题。而如今，一个致力于推翻民权法的保守派政府，正将这种模糊性转化为自己的优势。

民权革命从未真正结束。如今，其矛盾卷土重来，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这些矛盾不会止步于反犹太主义，因为关于犹太人的争论从来不仅仅关乎犹太人本身。它们是社会深层动荡的地震仪：折射出社会对差异的恐惧，以及关于国家认同的争议性愿景。

作为美国人，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法律框架，它不仅不是用来惩罚敌人的冷酷工具，而且比以往的框架更胜一筹——这个框架要足够宽广，以保护所有少数群体；要足够有原则，以赢得合法性；还要足够坚韧，以抵御政治操纵。只要我们不再将民权视为一种打压他人的武器，而是重新将其视为一项契约，我们就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契约并非仅仅是继承而来的，而是需要不断更新的。这项契约必须更新，不是为了那个曾经的美国，而是为了我们正在成为的美国。

本文出处：https://www.nytimes.com/2026/09/16/opinion/trump-antisemitism-israel-civil-r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