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方向逆转

2023年1月23日，中国香港、上海和新泽西州，和黄医药同时在三地发布公告。

公告的主角是一款叫呋喹替尼的小分子抗癌药，由和黄医药在上海张江的实验室从零开始设计，已在中国获批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交易的另一方是武田制药，这家总部在东京的跨国药企，在全球创新药版图上稳居前列。

协议条款最终定格在11.3亿美元的总交易额：4亿美元首付款，协议完成时即付；外加最高7.3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以及基于净销售额的特许权使用费[1]。

4亿美元的首付款，从海外流向了上海。

这笔交易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放在全球医药并购的尺度上，4亿美元不算大。但如果把时间的尺度拉长，这个数字背后藏着一个此前三十年从未出现过的转折：

在全球创新药的版图上，钱的方向，正在发生一次掉头。

今年9月3日，呋喹替尼的交易有了新进展。和黄医药将其抗体靶向偶联药物平台（ATTC）旗下的首款全球首创分子HMPL-A830的海外权益，授权给葛兰素史克。这笔发生在临床前阶段的交易，包含1.1亿美元首付款、最高约11.85亿美元的里程碑款，总额可达12.95亿美元[2]。

和黄医药2026年9月3日公告，图源和黄医药官网

从4亿到12.95亿，从单产品到平台输出，从上市药到临床前分子。

这笔交易的“管线、平台、巨头”三重共振，确立了当前中国创新药出海的典型范式：不贱卖核心资产、保住中国知识产权、保留本土市场、长期共享全球。

旧的流向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经历过一个普遍阶段：用市场换技术，用学费换入场券。汽车、通信设备、尖端医疗、操作系统，概莫能外。医药行业尤其典型。

2000年，全球创新药的流通方向是从外向内的。海外药企把已在全球上市的成熟药物，授权给中国的制药企业，后者负责在中国市场注册、生产和销售。这种模式叫“license-in”，即授权引入。

中国企业在交易中的角色，更接近于一个区域分销商：拿到现成产品，在中国做商业化。

2010年代中期，license-in交易达到高峰。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授权引入”交易公布，交易总额以十亿美元为单位递增。背后的逻辑很简单：本土创新药研发能力还在起步阶段，拿不出能在全球市场上站住脚的分子，只能用市场换产品。

这种模式在当时的产业环境下有其合理性。“买进来”比“做出来”快得多。但“买”的问题在于，你永远在别人身后一个身位。

这不是一个行业的特例，而是一个发展阶段。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也曾走过同样的路。1980年代初，三星从美光手中买来64K DRAM的专利技术，花了三年才消化完。直到1994年，三星才完成256M DRAM的量产，比日本晚了将近十年，领先优势不过几个月。

追赶者起步时，只能买别人的东西。但追赶者的目标，从来不是一直买下去。

奔涌而至

一两笔交易可以是偶然事件，成片发生的交易则代表着市场趋势。

2025年，上海的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达到48笔，交易金额合计338亿美元，交易金额占全国同类交易的25%。

到了2026年，数字进一步抬升：1-8月，全国生物医药BD交易113起，总金额1200亿美元，已达2025年全年的近九成，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我市生物医药BD交易数量37起，披露总金额182亿美元。

2025年，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大关，达10361亿元；全球排名前二十的制药企业中，19家在上海设立了研发中心或区域总部。

台前的主角是企业，幕后靠的是上海的政策在默默支撑。

创新药从基础研究、孵化转化、临床试验到审评审批、落地生产，要过十几个环节，任何一环断掉，前面的投入就归零。“十四五”期间，上海围绕这条链条推出了十多项政策和专项措施，把堵点一环一环打通；上海常年为链条上的企业做项目管理、平台对接和国际合作；2024年，总规模225亿元的生物医药产业母基金又补上了资金链的关键一环[3]。

跨国药企培养的人，后来去了本土企业；本土企业做出成果，又吸引跨国药企来谈合作。钱、人、技术，三者在上海这座国际科技桥头堡落地生根。

不止于药

方向的逆转，不只发生在生物医药领域。

2008年5月18日，首届浦江创新论坛在浦东开幕，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发表了《什么是创新》主题演讲[4]。

杨振宁于首届浦江创新论坛发言，图源文汇报

他没有谈政策，也没有谈产业，而是讲了三个故事：DNA双螺旋、发电机、计算机。讲到第三个故事时，他把答案交给了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理论物理学20世纪的一个大发现，我想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发现，它整个改变了人类跟物理世界的关系：用半导体可以生产芯片，芯片可以代替笨重的真空管，这样就发展出今天的计算机。有了今天的计算机，才有今天的世界。"

十八年后回看，这场演讲像一份提前写好的预言书。

8月18日，频准激光登上科创板，发行价186.88元，开盘大涨488.61%，发行价创下年内新高。这家公司做的事只有一样：高精度激光器。

它是中性原子、光量子和离子阱量子计算的“光源心脏”。创始人张磊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的博士，2017年创业时，量子计算还远不是热词，全球量子科技激光器市场几乎被海外企业垄断。九年后，频准拿下88项发明专利，以9.21%的市占率位居全球第三、国产第一，产品装进了“九章”光量子计算机，还卖进了哈佛和麻省理工的中性原子量子实验室[5]。

预言不只在量子这一个方向兑现。

2021年，浦江创新论坛全体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蒲慕明作了一场关于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的报告。

那时脑机接口还停留在实验室和动物实验阶段，他抛出了一个难题：这项技术最难的关卡，不在电极，而在“如何解码脑信息，了解大群神经元的电活动所代表的意义”[6]。

五年过去，那道被点名为最难的关卡如今被一家上海企业用光标交互的方式，一点点凿开。

阶梯医疗与华山医院合作，正在开展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电子设备光标交互操控注册临床试验，全身瘫痪患者有望通过该系统实现通用电子设备操作，交互效率达到正常人水平。

一个论坛的前瞻性，最好的证明方式，莫过于让当年的听众，变成今天的答卷人。

何以成潮

首届浦江创新论坛演讲的最后，杨振宁补了一句容易被忽略的话：

今天国内讨论创新，往往只谈科技领域中的发现和发明，但是科技领域以外的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

上海把这种认识转化成了一整套制度安排：一个城市要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能够获得国际资本认可的产业，既要有持续生产原创成果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也要有承接成果转化的企业、支撑长周期投入的资本，以及愿意长期扎根的人才。

过去几十年，上海一直在补齐这条创新链上的各个环节。去年，上海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4.5%，其中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约12%；上海科学家在CNS三大国际顶刊发表论文180篇，占全国总量的30.6%；全市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7.9件[7]。

这些数字说明，上海已经形成了从基础研究投入、原创成果产出到高价值专利积累的创新基础。但对于未来产业而言，仅仅拥有科研资源还不够。更困难的问题是：当一项技术尚未成熟、市场前景尚不清晰，甚至还没有形成行业共识时，谁来识别它，又由谁承担早期培育的风险？

上海给出的答案，是把对前沿技术的“预见力”转化为制度能力。

2024年，上海设立颠覆性技术创新专项，按照“播种、育种、育苗、育材”的梯度培育机制，对早期技术进行持续布局，并在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包容“非共识项目”。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方向，正是在尚未成为市场热点时，就已进入上海的前瞻布局。

为了让这种前瞻布局不止停留在项目遴选层面，2024年6月，上海又在全国率先建立项目经理机制，推动全过程创新管理。从产业需求出发布局项目，把整条产业链当成一个项目来经营。

脑机接口、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6G、第四代半导体等未来赛道各配一位“项目经理”并组建团队，一个项目经理团队盯一个尚未成熟的领域，紧盯全球前沿，实施多技术路线动态比选寻优，保持战略敏捷：按“项目经理团队主责、重点任务清单突破、未来产业基金赋能、未来产业集聚区支撑”四位一体开展体系化布局培育[8]。

换句话说，上海所建立的并不只是一套支持科研项目的政策，而是一套在产业尚未形成之前，提前发现技术、持续验证路线并组织资源投入的机制。

与项目经理机制配套的，是未来产业基金。这只基金2024年由市科委指导设立时规模100亿元，2025年扩容至150亿元，周期长达15年，定位逆周期耐心资本。

它的投向明确：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基础研究。截至2026年7月，基金已累计决策直投项目52个、子基金48只，合计投决金额66.46亿元。

如果说项目经理是产业培育的“前线指挥”，未来产业基金是产业培育的“粮草”，那么未来产业集聚区就是产业培育的“战场”。

上海通过市区联动，加强国家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培育，并建设了脑机接口、硅光、第四代半导体、类脑智能、量子、6G等未来产业集聚区，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高效整合。

过去，上海的关键词是“集聚”：把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海外的科学家、全球的资本，聚到黄浦江两岸。而现在，关键词正在变成“配置”：

在全球范围内识别出真正会改写格局的尖端方向，再把资金、平台和政策组织到它周围。

越过岸线

配置的半径，也早已越过城市边界。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国际科创中心的坐标，从一座城市扩成一片区域。中央对这座城市的定位，是长三角的“策源地”：原始创新在上海发生，再沿着产业链向整个区域传导。

上海市科委把上海与苏浙皖的协同，称为一场“聚合反应”。这个化学词用在这里很贴切：单个分子或许微不足道，但当它们以正确的结构相遇，释放的能量远超各自之和。上海在这场反应里，是那个最先改变反应条件的分子。

未来产业的全链条很长，但上海花了三十年时间，把链条上的每一环都接上了。

这座城市对“慢”这件事，似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耐心。

在今年的浦江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袁钧瑛谈到了这种耐心所要面对的难题：“从原创基础科学发现到真正的临床药物应用当中有着非常大的一个需要跨越的鸿沟，就是被我们称作‘死亡之谷’。无论我们是在哪个大学或者哪个科研机构都要面临这样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第十九届浦江浦江创新论坛

跨过这道鸿沟，需要时间，也需要让研究持续下去的条件。那些基金、平台和制度安排，正是在为这段漫长的跋涉提供支撑。

上海在生物医药、脑机接口、量子领域看到的结果，种子是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前种下的。而今天种下的种子，或许要到2035年、2040年才会逐渐显现成果。

方向的逆转，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

它是一代人把时间当筹码，把耐心当方法，一点一点掰过来的。

[1] 《和黄医药宣布与武田制药达成呋喹替尼中国以外地区开发及商业化许可协议》，和黄医药

[2] 《和黄医药宣布与葛兰素史克就KRAS-EGFR抗体偶联癌症药物达成许可协议》，和黄医药

[3] 《生物医药全链条创新发展的‘上海密码’》，科技日报

[4] 《杨振宁：什么是创新》，光明日报、清华校友总会

[5] 《频准激光上市首日开盘涨488.61%》，界面新闻

[6] 《蒲慕明：脑疾病社会负担激增，脑机接口产业迎爆发》，第一财经

[7] 《数看上海科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8] 《上海：项目经理人‘链手’总调度科创资源》，《瞭望》新闻周刊、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