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开始，留在苏区12位领导都是毛主席的人，只有5人活到新中国

很多人翻看那段历史，很容易把干部的去留，简单理解成派系取舍。真实的历史远比网络流传的说法复杂，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之路，中央经过反复权衡，组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一共十二位分局委员留守中央苏区，承担掩护主力转移、坚守根据地的任务。网上流传“全部都是毛主席的人”这个说法并不严谨，这十二个人是党中央集体选定，里面有不同背景的老同志，只是其中不少人和毛泽东在苏区时期长期共事，彼此知根知底。留守本身就是一份九死一生的差事，所有人心里都清楚，主力一走，十几万国民党军队马上就会压过来，留下来要面对的是重兵包围、物资断绝，随时都要付出生命代价。

这十二位中央分局委员分别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当时留在苏区的武装力量有红二十四师加上各地独立团，一共一万六千多人，还有大量机关工作人员和重伤病员。任务最开始的设想，是守住现有苏区，等主力红军在外打开局面之后再打回来收复失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根据地已经不断收缩，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留给留守队伍的回旋空间已经很小。

项英是分局书记，同时兼任中央军区司令员、政委，全盘主持留守的党政军工作。他是工人运动出身的老革命家，并不是所谓“毛派”干部，临危受命之后，尽全力收拢部队，组织防御。一开始还是按照正规阵地战的思路和敌人硬拼，几场仗打下来，部队损失非常惨重，后来收到中央发来的电报，才彻底转变思路，把大部队拆成小股武装，分散进入山林开展游击战争。贺昌担任分局的组织部长，长期负责组织工作，1935年春天部队分批突围，局势彻底恶化，在会昌附近遭遇敌军伏击，战斗到最后，不愿被俘受辱，举枪自尽牺牲，年仅29岁。

瞿秋白曾经是党的总负责人，当时肺病很重，身体条件极差，没有跟随主力长征，只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2月，分局安排一批伤病和体弱的干部化装突围，向闽西转移，何叔衡作为留守的高级干部也在这支队伍当中，注意何叔衡并不属于十二位分局委员。路上遭遇敌人包围，年近六十的何叔衡被敌人追上，不愿意落入敌手，跳崖牺牲。瞿秋白突围失败被俘，同年六月在长汀从容就义。梁柏台是苏维埃政府的司法负责人，跟随队伍突围的时候被国民党抓捕，不久遭到杀害。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弟弟，一直在苏区做军事和地方工作，主力走了之后，带着游击队在瑞金周边山区周旋，1935年的一个凌晨，驻地被敌人偷袭，为掩护战友撤退，中弹战死，那一年他三十岁。李才莲当时才二十二岁，是少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带队向闽赣边界转移，部队遭到打散，后来被自己队伍里的叛徒从背后开枪杀害。

大批高级干部接连牺牲，整个留守队伍陷入巨大的困境，山林里没有粮食，没有固定住所，敌人持续搜山、烧山，悬赏抓捕分局的领导，叛徒不断出现，很多游击队员饿死、冻死，或者在遭遇战当中倒下。陈毅腿上的旧伤一直没有痊愈，躲在赣南的大山里面，很多时候只能靠老百姓偷偷送一点粮食度日，几次险些被搜山的敌人抓到。项英和陈毅两个人，在和外界几乎断联的情况下，带着几百人的队伍在赣粤边的大山里面熬完三年，熬过最黑暗的阶段。

陈潭秋突围去往闽西，和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会合，在闽西开辟游击区，坚持斗争。抗战爆发之后，南方游击队改编新四军，陈潭秋没有去往抗日前线，受组织派遣前往新疆开展工作，后来被盛世才逮捕关押，1943年在新疆遇害，没能等到新中国成立。

十二位分局委员里面，真正坚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是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汪金祥五个人。汪金祥带领部队突围之后，部队打散，孤身辗转多地，历尽艰难才重新找到党组织回到延安，之后一直在做保卫方面的工作，历经抗战、解放战争，建国之后在东北从事公安系统工作。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在闽西的游击根据地站稳脚跟，保存下来闽西的革命火种，新四军组建之后，他们带领当地游击队编入部队，走上抗日前线。陈毅经历三年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之后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后来到解放战争，成为野战军的主要指挥员。

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留守名单会是这一批人。一部分是客观条件限制，陈毅身负重伤，无法跟随大部队长途行军；瞿秋白肺病缠身，经不起长征的长途跋涉。还有一部分，是他们在当地群众当中根基很深，长期在苏区做地方工作，熟悉这里的山川地理，群众基础牢固，组织认为他们留下来，能够继续发动老百姓开展斗争，这是当时选人的主要考量，并不是简单按照私人关系来划定去留。

残酷的现实超出所有人的预估，主力红军离开之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毁灭性的清剿，大量村庄被烧毁，群众遭到迫害。留守的一万六千多部队，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绝大多数牺牲打散，最后保存下来的，只是分散在各个山林当中为数不多的游击队员。这一批留下来的领导，大半倒在了黎明到来之前，很多人牺牲的时候，并不知道长征已经取得胜利，不知道抗战即将爆发，他们就在深山里面，凭着信念硬扛下去。

我们翻看史料，很容易习惯用后来的成败结果去倒推当年的人事选择，把复杂的历史简化成派系斗争。可回到1934年的那个秋天，摆在这些人面前的，没有什么胜算，只有一场生死未卜的坚守。十二位临危受命的分局委员，七个人没能看到新中国，牺牲在不同的地方，有的战死沙场，有的被俘就义，有的被叛徒暗害。活下来的五个人，也不是轻轻松松熬过来，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数次死里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