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摔伤当天我提了离婚

那天下午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菜市场挑鱼。摊位上摆着几条活鲫鱼，在水盆里游来游去，我弯着腰，手指刚碰到一条鱼的背脊，手机就响了。铃声是那种老式的叮铃铃，在市场嘈杂的人声里显得特别刺耳。我直起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从兜里掏出手机，屏幕上跳着“陈建国”三个字。我按下接听键，还没来得及说话，他的声音就从听筒里炸出来，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慌乱，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扯着，又尖又哑：“爸摔了，在县医院，你赶紧过来。” 我手里那条鲫鱼还在塑料袋里扑腾，鱼鳞沾了满手，黏糊糊的，带着一股腥味。卖鱼的老张还在问我：“大姐，这条要不要？给你便宜点。”我站在原地愣了好几秒，耳朵里嗡嗡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炸开了。菜市场的喧嚣忽然像被隔了一层玻璃，模模糊糊的，人影在眼前晃来晃去，我却什么都听不清了。老张又喊了一声，我才回过神来，摇摇头，把鱼放下，转身往外走。身后传来老张的嘟囔声，我没理会，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小跑着出了菜市场。 县医院离菜市场不远，穿过两条街，拐个弯就到了。我赶到的时候，公公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白炽灯管发出惨白的光，照得人脸上没有一点血色。陈建国蹲在走廊的墙角，两只手抱着脑袋，肩膀一耸一耸的。他穿着工地上的迷彩服，裤腿上还沾着水泥灰，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个被抽空了力气的麻袋。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影子落在他身上。他抬起头，眼睛通红，眼白上布满了血丝，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医生说，脊椎伤了，以后……以后可能站不起来了。” 我看着他，看着他脸上那种茫然无措的表情，心里那个念头像一颗种子，从接到电话那一刻就埋下了，此刻破土而出，疯狂生长，根须扎进五脏六腑，缠得我透不过气来。 “陈建国，”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像一潭死水，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我们离婚吧。” 他愣住了，脸上的悲伤还没退下去，又被震惊覆盖，嘴巴张着，像一条搁浅的鱼。他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走廊里安静极了，只有手术室门上那盏红灯亮着，刺眼得很。过了很久，他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你说什么？” “我说，”我一字一顿，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们离婚。” 我跟他结婚十二年，公公婆婆跟我住了十年。婆婆走的那年，是五年前的冬天，肺癌，查出来到走，不到三个月。婆婆走的那天，陈建国在工地上赶工期，电话打过去，他连夜坐火车回来，进门的时候，婆婆已经咽了气。他跪在灵前，哭得像个孩子，我站在旁边，扶着他的肩膀，心里说不出的酸楚。那时候我想，这个家，以后就剩我们仨了，我得撑起来。公公身体还硬朗，能帮我接送孩子，能在院子里种菜，能骑着三轮车去镇上买米。后来孩子上了初中住校，家里就剩下我们仨。公公越来越沉默，我跟他没什么话可说，每天就是吃饭的时候坐在一起，他低着头扒饭，我给他夹菜，他嗯一声，一顿饭就这么过去了。陈建国在工地干活，一周回来一次，回来了也是倒头就睡，有时候连饭都不吃。我跟他说爸最近身体不太好，他嗯一声，翻个身就睡着了。这个家，早就只剩下一个空壳，风一吹就能散。 但真正让我寒心的，是公公这次摔伤之前的事。 半年前，公公查出来高血压，医生开了药，嘱咐要按时吃。我跟陈建国说，让他提醒着点，他嗯了一声，转头就忘了。我每天上班、做饭、收拾家务，还得盯着公公吃药。有一天我加班回来晚了，推开门就看见公公坐在椅子上，脸色发白，额头上一层汗，手抖得厉害。我吓坏了，问他吃药了没有，他摇摇头，说忘了。我赶紧给他倒水拿药，守着他把药吃下去，又扶他到床上躺着。等他睡着了，我给陈建国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说：“你不是在家吗？你怎么不看着点？” 那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口上。我站在阳台上，握着手机，手在发抖。我想说，我也要上班，我也会累，我不是铁打的。但我什么都没说，因为说了也没用。他永远都是那句话，你不是在家吗，你怎么不看着点。好像这个家所有的事，都是我的，公公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家务是我的，连他的生活都是我的。而他，只需要在电话那头质问一句，你怎么不看着点。 所以公公摔伤，我第一时间想到了离婚。不是因为我狠心，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离婚，接下来所有照顾公公的事，都会理所当然地落在我头上。而陈建国，他会继续在工地上干活，一周回来一次，回来之后继续倒头就睡。公公瘫了，不能动，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陈建国不会管，他连自己的袜子都找不到。他会说，你照顾一下爸。他会说，我要挣钱养家。他会说，你不是在家吗。 我提离婚的时候，陈建国从地上站起来，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变成了愤怒。他瞪着我，眼睛里的血丝更红了，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来，像一条条蚯蚓。他说：“我爸还在手术室，你说这个？” “等他出来，”我说，“我们再说。” 手术做了五个小时。走廊里的灯一直亮着，陈建国蹲回墙角，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两个人隔得很远，像两个陌生人。中间有护士出来过一次，让我们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