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上海市长竞选期间，朱镕基坦言自己不如江同志，并从三个方面直言“差得远”

一九八八年二月六号，一列从北京方向开来的火车停靠在真如站。

朱镕基走下车厢的时候，上海的天是灰的，空气里有一股煤烟和潮气混在一起的味道。

他外穿一件深色大衣，手上拎着一只已经用得发旧的皮箱。

接他的工作人员事后回忆，他刚上车对司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询问当下上海的财政收入情况。

就在那一天的下午，他动身前往了市财政局。

在会议室听汇报的全程，他几乎没怎么开口说话，只是一页接一页地翻看着手头的材料。

翻完了，他抬起头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如果连账都算不清楚，这个市长就没法当。

五十九岁的这一年，他从北京去往上海，从国家经委副主任转任上海市委副书记，这是他首次真正主政一方。

三个月过去之后，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展览中心友谊会堂正式开幕。

根据既定会议流程，所有市长候选人都需和人大代表会面，各自做一段自我情况说明，时长控制在十五分钟以内。

这类情况放在当时的上海，是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全新情况。

以前的市长选举，代表们只是拿到一份印好的简历，画圈打钩。

这一次，候选人要站到台上去，当着几百号人的面说话。

最先提议搞这场见面会的，是一位叫王伯年的代表。

他刚从美国读完博士学位归国，认为选举正式开始前，候选人应当接受代表们的当面了解与提问。

这个提议被大会接受了，安排在四月二十四号上午。

那天友谊会堂里坐了八百多人。

代表们比开会时间早到了半个多小时，座位不够，有人站在过道里。

大家对这位从北京来的“空降兵”议论很多，但真正见过他的人不多。

前几天小组讨论的时候，普陀区的一位代表当场要求朱镕基介绍自己的经历，朱镕基很坦诚地讲了自己的幼年经历，会场上安静了很久。

轮到朱镕基上台的时候，他穿了一件驼色西装，系了一条红黑相间的领带。

他走到话筒前，看了看台下，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丑媳妇怕见公婆”，可这个丑媳妇迟早要出来见人的嘛。

台下的人们率先笑开，紧随其后便响起了阵阵掌声。

随后他继续说道，按照本次会议的既定安排，接下来我要向各位做完整的自我介绍，时长说不定会超出会议规定的十五分钟。

要是我这会儿不说的话，大概率没法顺利过关，等之后到提问环节还是得说，倒不如我主动“交代”更合适。

“交代”这两个字一出来，台下又笑了。

当年举办的干部大会之上，几乎没什么参会人员会采取这样的方式自我调侃。

在之后的交谈过程中，他逐一谈及自身家庭出身、清华求学经历、进入国家计委任职、在经委从事经济相关工作，还有历次重大经济调整里的所思所惑。

他说话的速度并不快，讲着讲着时不时就会稍作停顿，喝上一口水。

主持人抬腕扫了一眼手表，十五分钟的时长已经到点，台下所有人都没起身，全都专注聆听，不少人还在低头记录。

主持人把写着提示内容的便签压在了自己手边的主持稿件下方。

演讲接近尾声的时候，朱镕基停了一下，看了看台下。

他当初讲出的一段表述，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被各方多次援引使用。

他坦言，自认完全算不上上海市长的最合适人选，自身还有诸多缺点和待补足的地方。

在诸多层面上，我对比几任前任市长，尤其是江泽民同志，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台下的所有人都停止了出声，周遭很快归于沉静。

他总共讲出了三点内容。

第一条，他没有基层工作经验。

一九五一年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他便长期在领导机关任职。

最初他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次年调去国家计委，前后一干就是二十五年。

之后我又被调动到国家经委工作，在这个岗位上前后度过了十年时光。

他待过的地方，都是北京城里的办公楼。

他没有在基层单位待过，没有当过厂长，没有当过车间主任，没有在田间地头跟农民一起干过活。

他表示，江泽民同志很早便出任厂长职务，而且担任的是大型工厂的厂长。

这句表述并非凭空产生，它是有相应来历的。

江泽民早年自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之后，首个任职单位是海宁洋行，该厂后续就是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那是一家生产冰淇淋和果味冰棍的知名企业，拥有大型冷藏设备。

他最初在电力供应部工程科负责设备的运维相关工作，之后升任益民食品一厂的第一副厂长。

抗美援朝开展期间，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承接了一项特殊的工作任务。

在前线作战的志愿军对便携食品有需求，这家工厂正是对应补给供应线路的其中一环。

当前生产任务十分吃紧，在岗人员缺口大，从社会渠道招募来的临时工人员背景构成较为复杂。

江泽民始终坚持亲自对每一位应聘打蛋岗位的工人进行当面考核。

同事不理解，觉得一个市级领导何必管到这种小事。

他的理由很简单，打蛋容易，但混进来搞破坏的人也容易。

那段时间里这家工厂的生产始终保持连续运转，安全方面也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

在此之后，江泽民还曾陆续任职于上海制皂厂以及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他从基层技术员逐步晋升为工程师，最后做到工厂领导岗位，累计在一线工厂驻点的时长有十余年。

这种从车间、宿舍、食堂一路摸上来的经验，跟中央机关的办公室经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训练方式。

朱镕基对自身所欠缺的部分有着十分清晰的认知。

排在第二位的是，他完全没有在地方任职的相关经历。

自打正式参加工作之后，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中央机关任职。

1951年我在东北工业部工作不足一年，从那之后几乎所有时间都待在北京。

他说自己大半辈子干的是宏观调控、全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工作，没有当过省里或市里的“一把手”，地方上的复杂情况需要从头学起。

他坦言，自己在这相关方面的表现也比不上江泽民同志。

从1985年开始，江泽民就出任了上海市市长这一职务。

他刚刚走马上任那会儿，上海各类亟待解决的问题积攒得十分多。

那几年上海财政收入的增速赶不上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基础设施长期投入不够，交通、住房、环境领域都留着多年没清的旧账。

有不少人在私底下悄悄打赌，想要看看他到底能坚持多少天。

江泽民并不急于展示自己的各项工作成绩。

他先花了一段时间下基层，开专题会，把市建设、城管、民政、交通、环保等部门的情况全部摸了一遍，跑了不少街道、工厂和居民区。

在结束那一次调研活动之后，他开口讲出了一句话。

他表示这类积压成堆的问题，只能逐一妥善处理，行事应当少空谈多实干。

一九八六年夏天，上海遭遇特大暴雨。

低洼棚户区一片汪洋，成千上万户居民家里泡在水里。

江泽民当夜赶赴数处灾情严重的区域，逐户上门走访察看。

有的房子一进门床板都潮得发霉，三代人挤在几平方米里。

之后当他回想起当时的这一幕，专门用到了“心情沉重”这一表述。

等到救灾局势完全平稳之后，他并没有选择将这段过往就此轻易揭过。

他抓住暴雨暴露出来的老城房屋质量差、排水系统落后两个痛点，反复研究，最后提出一个在当时颇具突破性的思路。

由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筹资，大规模改造旧区，建设一批中低价、适当标准的住宅。

这一思路后续逐步演化，最终成为了经济适用房概念的最初雏形。

朱镕基在台上说，这些事都是他到了上海之后才慢慢听说的。

他说自己在地方政府的实际协调上，经验几乎是空白。

第三点，他性情急躁，批评他人时过于直白，处事不够圆滑周全。

他说自己要求过急，做工作有急于求成的毛病，这一点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学习。

他说江泽民同志不论什么时候都很有耐心，很细致。

这几句话，朱镕基说得很实在。

他讲话冲、批评人不留情面、开会急得拍桌子，这些事在上海干部圈子里很快就传开了。

他本人对此也心知肚明。

那一场演讲原本规划的时长只有十五分钟，可实际进行下来差不多讲了两个钟头。

活动中途有人递来写着各类问题的纸条，他针对所有问题都逐个作出了回应。

散会后有代表专门做了统计，整个会场当中前后一共响起了三十余次掌声。

演讲结束的时候，朱镕基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有一个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敢于承担责任。

但愿这一点能为大家所了解。

为了上海的振兴，我将兢兢业业地工作。

当日午后，本次选举的相关结果正式对外揭晓。

朱镕基经选举流程正式当选上海市市长。

在他正式履职之后，所要直面的是怎样一番面貌的上海。

八十年代末的上海，跟后来人们印象中那个高楼林立、霓虹闪烁的国际大都市完全是两码事。

浦西区域人口排布十分稠密，遍布各处的弄堂里都挤满了住户。

黄浦江将整座城市分隔为两个部分，彼时浦东区域遍布农田、仓库与低矮厂房，入夜后四下灯光十分寥落。

浦西这边人挤人，路窄楼老，发展空间逼仄。

居住问题是当时最棘手的难题。根据1980年的相关统计，上海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仅4.3平方米，人均不足4平方米的住户占全市总户数的六成。

到八十年代中期，全市一百八十万住户中，住房困难户有近九十万户。

不少家庭几口人挤在一间亭子间里，日常总得拎着马桶来回挪动，这是当时随处可见的景象。

一九八七、一九八八两年间，上海面向人均居住面积不足两平方米的特困户，筹措五十三万平方米房源，帮助一万五千多户居民走出了“鸽子笼”。

然而这还仅仅是全部相关情况里的一小部分而已。

交通同样是大问题。黄浦江上只有轮渡，上下班高峰的时候，码头上人山人海，挤一趟轮渡要等很久。

朱镕基到上海履职后开展的头一项工作，并没有急着上马大型项目，而是聚焦抓好“菜篮子”相关民生事务。

他向李瑞环讨教相关工作经验的过程中，李瑞环当场开口说出了一句话。

他表示，想要把各项工作做好，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提振人们的精神状态，提升广大群众的信心。

广大民众的信心充分提振之后，后续各项事务的推进难度就会大幅降低。

要精准选定适配的推进切入点。

朱镕基想了想，觉得上海从城市建设入手做突破口难度太大，欠账太多。

经过反复思量，着手推进菜篮子相关工作是切实可行的选择。

1988年4月，他通过电视讲话的方式，明确提出将菜篮子工程作为新一届政府开展工作的首要突破口来推进。

他本人亲自出任市委副食品生产供应领导小组的组长一职，副组长由叶公琦来担任。

他说，除了猪肉，其他副食品上海搞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自给并不是很难的事。

他提了一个目标，要让上海的副食品供应真正建立在现代化的生产体系上，净菜加工、小包装、现代化的运输管理体系，效益要高。

他跑了多个批发市场、菜场和养殖基地。

有一个细节被工作人员记下来了。

他在一个菜场里蹲下来，拿起一筐青菜翻看，问摊主这些菜是从哪里进的，中间转了几道手。

摊主说不太清楚，他就顺着这条线往下查。

经过调研，上海对蔬菜、肉类、水产品等副食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环节做了一系列调整。

属于应当剔除范畴的中间环节全部去除，需要落实核验责任的环节则严格做好管控。

临近1990年的时候，上海的副食品供给状态逐步平稳，可供选择的品类也比此前多出不少。

和菜篮子相关的民生供给事务理顺之后，他便将自身的精力投向了住房相关领域。

他在抵达上海之后，还特意专程前往当地的特色弄堂当中实地探访过。

回来之后，他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

他说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影响人的基本生活尊严的地步。

1990年春节假期刚结束，他领着几名随行人员前往新加坡、香港两地开展考察。

本次出行的核心目标，就是学习两地施行的住房制度。

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和香港的房委会制度，他都仔细看了。

结束考察返程后，他向住房问题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个新的工作思路。

可参考新加坡的公积金相关制度，同时吸纳香港房委会制度的成熟经验。

这项改革的整体方向，总结归纳起来就是“三个一点”。

由政府承担一部分、企业分摊一部分、个人出资一部分，多方协力化解住房难题。

投资体制的整体结构，已经从原先的二元模式，转变为全新的三元模式。

1991年5月1日，在获得国务院的正式批复核准之后，《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开始落地施行。

该份方案的全部内容，完全可以用五句话来做归纳总结。

落实公积金相关安排，提租同步发放补贴，分房时认购对应债券，购房可享受优惠，设立住房委员会。

在这些举措当中，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落地执行是整套改革的核心基础。

在这一年里，上海竣工住房总面积有420万平方米，预估次年该数值能够达到500万平方米。

后来朱镕基在一九九七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他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上海市居民住房每人平均只有四平方米，通过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等措施，已经达到八平方米，几年的时间增加了一倍。

在交通建设领域，最具标志性的重点推进项目就是南浦大桥。

穿城而过的黄浦江，将整座上海划分成了浦西和浦东两大区域。

浦西人口密、车流大，道路狭窄、建筑建成年代久，可用于后续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

浦东还是农田和仓库，但那是上海未来唯一的出路。

要实现两岸的互联互通，就少不了一条可供通行的跨江通道。

相关领域的专家们一共拿出了两套不同的实施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修建跨江桥梁，第二种方案是开凿江底隧道。

过江隧道不会破坏江面原有景观，不过它的建设成本偏高，整体施工难度也很大。

大桥实体直观可感知，整体造价处于相对可控范围，还能打造成为城市全新地标。

相关各方的观点交锋已经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日。

最终作出决策的主体是市政府领导班子。

在多次听取专家相关意见后，朱镕基公开表明自身倾向，提议优先修建大桥。

他的理由很朴素。大桥造价相对隧道要低，建设周期也更容易掌控。

更重要的是，黄浦江上矗立一座现代化大桥，对刚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上海人来说，是一个可视的象征，能鼓信心，振精神。

南浦大桥正式破土动工的时间是1988年12月15日。

担任大桥总设计师的林元培，之后曾忆起过一个场景。

朱镕基将他召到自己办公室，只问出了一个问题。

你对此有没有把握？

林元培作出回应称，自己有八成的把握，不过会付出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去攻克各类难题。

余下的那两成，林元培后来作出说明，是出于对各类未知风险的审慎考量。

这是因为科研工作能够包容失败，工程相关的实践却完全不允许出现失败。

他有这样的顾虑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当时位列全球首位的叠合梁斜拉桥、坐落于加拿大的安纳西斯桥，正是南浦大桥的结构原型。

但在实地考察时，工程师们发现，那座桥的桥面上已经出现了上百条结构裂缝。

倘若这类安全隐患出现在南浦大桥之上，将会造成无法预估的严重后果。

眼下南浦大桥的桥桩已经全部打入地下，各项推进工作每日都在争分夺秒抢进度。

林元培独自留在客厅中，反复浏览幻灯片内容，熬过数不清的不眠之夜后，最终找出四种攻克裂缝难题的方案。

等到二十年后对大桥开展常规全面排查时，桥面上没有出现任何一条结构性裂缝。

1991年11月19日，南浦大桥正式宣告落成。

十二月一号正式通车。

大桥浦西段地处原南市区南码头，国内首次采用双塔双索面钢—混凝土叠合梁斜拉桥结构，主跨423.4米，当时是仅次于加拿大安娜西斯岛桥的世界第二叠合梁斜拉桥。

大桥建成投用后，车辆通行全程只需七八分钟，浦东浦西间的通行速度相较于轮渡提高了八倍有余。

在上海工作的那几年，朱镕基还做成了数件在上海发展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事。

1988年5月，他第一次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时就明确指出，上海“需要速度，需要效率，需要果断行事，需要雷厉风行”。

他为自己定下了一套“五不”行事准则。

不登报露面、不上电视出镜、不参与各类剪彩活动、不随意题字、不收受任何礼品。

很多单位开张剪彩想请市长来撑场，很快就知道朱市长不爱干这些。

他还在上海政务系统内部推进落实了简政放权相关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陆续探索“一个窗口对外”“一枚公章审批”“限时办结”等制度。

这么做的初衷十分直白，就是减少民众办事的跑动次数，让企业更少遇到经营阻碍。

一九九零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获国务院正式批复建立。

这一举措堪称金融体制改革向前推进过程里的重要关键节点。

朱镕基后续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不能将实行计划经济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也不能把运用市场机制划归为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不在这个地方。

1991年4月，朱镕基从上海卸任原有职务，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岗位。

前后算下来，他在上海停留了三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离开的时候，上海的天还是灰的，但有些东西已经开始变了。

菜场的菜品丰富起来，弄堂里不少住户搬进了新建楼房，黄浦江上又多了一座桥。

那场一九八八年春天的大会演讲，后来被很多参加的人记住了很久。

他们记住的不是那些政绩承诺，而是那三个“不如”。

一个将要当选市长的人，站在几百号人面前，说自己缺什么。

单单这句话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地方。

可放在当年那个时代，身处对应位置，能够把相关内容讲出来，这件事本身就有着特殊分量。

时隔许多年过去，朱镕基曾经援引过一句古时流传下来的言语。

百姓不会信服我的能力，却会信服我的处事公正；官吏不会畏惧我的严苛，却会畏惧我的品行清廉。

换句话说，普通民众不会仅凭某个人能力出众就完全认同，能真正获得大家信服的从来都是公道。

下面的干部不会因为你脾气大就怕你，真正让人有所敬畏的，是你的清廉。

他说出这番话的那个时间节点，早已经离开了上海。

但回过头看他在上海的那三年，这句话其实早就写进了他当年在菜市场里蹲下来看青菜、在弄堂里走进居民家、在南浦大桥工地上问“有没有把握”的那些时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