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胖东来宣布员工以学员性质入职,合同四年不续签,老板号称要培养独立人格。
两百年前,山西平遥也有一套差不多的规矩——学徒进店,干满三年,管饭管住,不给工钱。三年满了,能留能走。不绑你,但能不能活下来,看你自己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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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规矩看着宽松,实则严苛。绝大多数人卡在里头,一辈子顶多混成个"老伙计"。
但有一个人,从这条路上最下一级台阶,一级一级爬到了顶。
嘉庆年间,平遥城里有一家颜料庄,字号叫"西裕成"。
铺子里来了个小学徒,姓雷,叫雷履泰。
那年他大概十三四岁,父亲早逝,母亲托人写了"关书"——就是学徒契约,把他送进颜料庄当学徒。
按晋商的规矩,学徒进店,第一件事不是学算账,不是看货,是端茶。
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先把铺面扫干净,柜台擦亮,茶壶坐上灶。掌柜来了先递茶,来了客人先上茶。茶要滚热,杯要七分满,手不能抖,水不能洒。
这一端,就是三年。
三年里,学徒没有一文钱工钱。掌柜管饭管住,年底给几两"鞋袜钱",意思是你跟着受累,发份钱买双鞋穿。
学徒住哪?柜台。
晚上铺面一关,伙计们把柜台拼一拼,铺上褥子就睡。冬天冷,缩成一团;夏天热,蚊子嗡嗡转。早上天没亮就得起来收铺盖,赶在掌柜来之前把柜台恢复原样,不能有一点褶皱。
熬不住的多了去了。有人受不了苦,卷铺盖走人。有人犯了规矩,偷拿柜上的钱、在外头赌钱、夜不归宿,这种会被当场撵出去。入号前立了"关书"(学徒契约)、有铺保作保的,人跑了,保人还得跟着担责。
三年杂活干完,才轮得到你碰账本。不是让你算,是让你看。站账房先生身后,看他怎么拨算盘,怎么记流水,怎么对暗账。看够了,让你试着记两笔。记错了不骂,记对了也不夸,就让你接着记。
然后是学看货。颜料庄卖铜绿、朱砂、靛蓝,哪批真的、哪批掺了假,拿手一搓就知道。这些潜规则,掌柜不会正儿八经教你,全靠自己偷师。眼睛得尖,手脚得勤,人家不愿意说的,你得在旁边看明白。
再然后是学应酬。客人来了怎么说话、怎么让座、怎么倒酒,怎么在酒桌上把生意谈了还不失分寸。晋商有句话叫" 买卖不成仁义在 ",仁义不是装出来的,是多年耳濡目染磨出来的习惯。
雷履泰学得快。他能写会算,人也机灵,掌柜交代的事从来不打折扣。
渐渐地,他从学徒升成了伙计,没多久就被派到汉口分号当经理,后来又调任北京分号经理,在南北商埠之间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再往后,财东把他调回平遥总号,让他做了西裕成的掌柜。
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成的东家李大全采纳了雷履泰的建议: 不卖颜料了,改开票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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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雷履泰五十三岁。
搁今天,这大概就是一个高管跟老板说:咱把主营业务停了,all in 一个没人干过的新行当。
他赌的是什么?票号,说白了就是" 异地汇兑 "——你人在北京存下银子,揣一张汇票走,到山西就能取钱,不用自己雇镖局、驮着银子翻山越岭。放在当时,这不是改良,这是把玩了几千年的运银逻辑整个掀翻了。
李家出银三十万两,划成十五个财股,一股两万两;雷履泰自己也掏了两万两,占一股。新字号叫"日升昌",取" 如日东升、繁荣昌盛 "的意思。雷履泰是首任大掌柜。
从这一年起,中国有了第一家票号,后来的人管它叫" 中国最早的银行 "。
雷履泰当了多少年大掌柜?从道光三年日升昌开张,到道光二十九年他去世,通说是领号二十五年,七十八岁离号。
东家李大全在道光六年(1826年)病故。儿子李箴视接手家业,那年他才十六岁。少东家没换掌柜,继续交给雷履泰经营。
一个十六岁的少东家,一个五十六岁的老掌柜。这份信任,后来成了晋商故事里最常被翻出来讲的一页。
在雷履泰手里,日升昌的分号陆续开到了汉口、天津、北京、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这些商埠,一共十几处。
至于" 分号遍布全国三十余处、一年汇兑三千万两白银 "的鼎盛局面,那是光绪年间的事,已经是雷履泰身后几十年了。
但他真正留下来的东西,不是分号,是一套分钱的规矩。
这套规矩,叫"身股" 。
晋商票号的股分两种:东家出钱,叫"银股";掌柜和伙计出力,叫"身股"。
身股不用投一分钱,凭本事和年资"顶"几厘,账期一到,跟东家一起分利润。大掌柜顶一股(十厘),二掌柜、三掌柜顶七八厘,一般伙友一二厘到三四厘。
但这东西不是熬满三年就有的。
学徒出师,只算开始拿工钱;照票号通例,得入号十年以上、连着三个账期没出过岔子,才够格由大掌柜提名、东家点头,从一厘两厘顶起。顶到七八厘,才算进了掌柜这一层,并且一股是大掌柜的天花板,谁也不能越过他去。
说白了,这就是两百年前的干股—— 不掏钱,凭本事入股 。区别在于,它不能卖,也不能带走。
这里得说清楚:身股不是雷履泰凭空发明的,是晋商几百年买卖里一点点攒出来的规矩。日升昌的厉害之处,是把它用到了极致。
这不是发奖金,而是分红。身股在账上跟银股是同一个价,账期一到,按股分钱。
到宣统二年日升昌重订合约,全号四十一股,顶给掌柜和伙计的身股,只占五股。
顶一股的大掌柜能分多少?光绪三十四年,隔壁祁县的大德通票号一个账期,一股分了一万七千两!同一年,一个七品知县的正俸也不过四十五两。
理论上,一个底层出身的学徒,只要能干、肯干、熬得住,几十年后也能凭"身股"分到票号的红利。
但最终能分到股的还是掌柜和少数管事的,大多数伙计熬到老,手里也只有一份工钱。
即使侥幸拿了身股,也别以为都是好处。
身股的前提是"不能走"。你顶了身股,就等于跟票号绑死: 票号赚你赚,票号亏你跟着亏 。而且身股带不走,人离开日升昌,股就归零。
于是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日升昌的掌柜和伙计,比东家还怕号里出事。因为东家还有别的买卖,他们的全部身家都押在这一个号里。
这套激励只在一种生意里成立——需要人长期耗在里面、靠信用吃饭的行当。
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那种" 人一走,客户跟着走 "的生意。所以它必须用股份把人拴住,而不是靠喊口号。
雷履泰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他知道学徒的苦,也知道学徒的盼头在哪。所以在他手里,日升昌的身股分得清清楚楚,谁的功劳谁拿,不搞暗箱。
但也不是所有学徒都有雷履泰的命。
有的学徒在铺子里干了二十年,身股才顶到三厘,日子过得紧巴巴。有的出师后自立门户,干不过老东家,赔了个底掉。有的掌柜一辈子抠搜,伙计干到老也没攒下几个钱。
学徒制说到底是一条窄路,进去的路很宽,出来的路很窄,没几个人能走到头。
只不过雷履泰走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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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享年七十九岁。日升昌在他身后又撑了六十多年,到民国初年才走向破产清理;山西票号整体落幕,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
但"身股"的影子,在后来中国企业的员工持股、利润分享里,时隐时现。
平遥西大街那块"日升昌"的招牌,挂了将近一百年。
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早年的第一代CEO,曾经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伙计。
任何时代都没有好走的路,但认真做事的人,总能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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