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老城墙拆开后，2万块明代城砖重见天日

2024年4月27日清晨，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笆斗西里，一处废弃老厂房区。

几位工作人员站在一道东西向的围墙前，围墙长约三百米，高约四米，墙面用的都是大青砖，长四十厘米、宽二十厘米、厚十厘米。

他们开始动手拆除。

砖一块块卸下来，翻过来，侧面露出铭文。

铭文清晰可辨，与南京城墙砖的砖文格式完全一致。

这一拆，就是两万块明代城砖重见天日。

这道围墙原属于南京一家电瓷厂。

上世纪五十年代，电瓷厂从中央门一带运回大量城砖，砌成了厂区的北侧围墙。

厂里的老员工王女士后来向调查人员回溯了这段往事：那时南京城墙正遭到大规模拆除，城砖散落各处，电瓷厂便收集起来用作建筑材料。

而在此之前的七年，栖霞区燕子矶街道文化站原站长董跃明就已经发现了这道围墙的秘密。

2017年前后，他获悉围墙由明城砖砌成，因当时电瓷厂尚未迁走，便将消息告知了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

此后七年，双方一直关注着电瓷厂的动向，直到厂房被推平，达到了回收条件。

故事要从六百多年前说起。

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下令筑城。

此时距离他称帝还有两年。

他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集中全国之力营建都城城垣。

城墙的营造一改以往取方形或矩形的旧制，依南京山脉、水系的走向筑城——南以外秦淮河为天然护城河，东有钟山为依托，北有后湖为屏障，西纳山丘入城内。

这项工程前后持续了二十八年。

全部完工于洪武二十六年，即1393年。

动用全国一部、三卫、五省、三十七府、一百六十二州县，共二十八万民工，约三点五亿块城砖。

京城城墙蜿蜒盘桓三十五点三公里，是世界第一大城垣。

城砖从哪里来？

据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副主任马麟介绍，城砖的产地涉及明代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地三十多个府州、一百七十多个县，近百万工匠参与烧造。

这些地区大多沿长江带水运交通便利，烧制好的城砖从各地砖窑通过河流、湖泊等大小水系，运至长江，顺流而下到达南京。

南京城墙，可以说是“长江上漂来的古城墙”。

在南京城墙博物馆里，有一个由七百多块城砖组成的展厅。

“几乎每块城砖上都有铭文。”

马麟说。

根据铭文，某块城砖的烧造场地在哪里，操作的工匠是谁，造砖的管理者是谁，甚至督造的府州县官员是谁，全部能“溯源”。

这就是“物勒工名”。

“物勒工名”并非朱元璋的发明。

语出《吕氏春秋·孟冬纪》：“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

意思是，在器物上刻上工匠的名字，用来考察其是否诚信；如果做工不合格，就追究其罪责，查明实情。

这项制度起源于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将之推向极致，形成完整层级追责体系。

秦国兵器铭文格式为：相邦（最高督造）—工师（作坊主）—丞（副手）—工匠，姓名一一列出。

如秦戈铭文“相邦吕不韦造，工师某某，丞某某，工某某”。

城墙砖和水渠建材也统一勒名，明确督造官员、工匠、籍贯。

到了明代，朱元璋把“物勒工名”推到了最严苛、最完整的程度。

据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副研究员王腾介绍，明城砖的烧制普遍采用“九级责任制”，包括四级负责监管城砖烧制、运输以及质量监察的官员，以及五级一线管理烧砖窑厂和制作城砖的手工业者。

而据南京城墙博物馆收藏的一块“黄州府蕲水县”铭文城砖，砖体上刻有六十七个字，记录了十一级烧砖责任人，是目前南京城墙上发现的责任层级最多的一块。

追责链条从上到下依次为：府级官员、县级官员、总甲、甲首、小甲、窑匠、造砖人夫。

从地方最高行政官，到烧砖工匠、搬土制坯的民夫，一个不漏。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学术研究部副主任赵梦薇向媒体介绍过一块城砖的铭文。

这块砖上写着：“瑞州府提调官通判程益 司吏艾成 新昌县提调官主簿崔仲郁 司吏胡平实”。

这块城砖是明初瑞州府新昌县烧造的，大致位于今江西省宜丰县新昌镇。

府一级的督造官员有通判程益和司吏艾成，县一级的官员则包括主簿崔仲郁和司吏胡平实。

四个人的名字，就这样被刻进了一块砖里，一待就是六百多年。

程益是瑞州府的通判，分管督造城砖。

艾成是府衙的司吏，负责文书和具体事务。

崔仲郁是新昌县的主簿，县一级的督造负责人。

胡平实是县衙的司吏。

按照明代的官僚品级，通判是正六品，主簿是正九品，司吏甚至不入流。

但在城砖铭文上，他们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没有高低之分，因为一旦砖出了问题，他们谁也跑不掉。

明城砖的质量检查有严格规定。

其高标准要求是“敲之有声，断之无孔”——敲击时声音清脆表明城砖密度高，断裂后裂面无气孔表明牢固结实。

“敲之有声”是对窑匠的要求，窑匠烧制时不得偷工减料，砖未烧透则敲之声哑；“断之无孔”是对人夫的要求，人夫制砖时要严格按照工艺标准来做，砖泥若未踩踏均匀，制成砖后则砖内有气泡。

在城砖验收环节，检验官会派两名士兵从每批城砖中任意取出规定数量，两人相隔一定距离抱砖相击。

如相击后城砖不脱皮、不破碎且声音清脆，方为合格。

如果有掉皮、破碎、声音混浊，出现裂缝或表面弯曲不规则，超出一定比例后，就会判定整批城砖不合格，责令重烧。

若是两次检验均不合格，就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明人祝允明的《野记》记述了一则轶事：“太祖筑京城，用石灰秫粥锢其外，时出阅视。

监掌者以丈尺分治，上任意指一处击视，皆纯白色，或稍杂泥壤，即筑筑者于垣中，斯金汤之固也。”

据《明史》及相关史料记载，朱元璋时常亲自到工场监工。

城墙是分段包干的，朱元璋随便走到一处，叫人砸开夹浆检查，如果发现“稍杂泥壤”，立即就将这一段工程的监工、包工头、工匠通通捆起来，塞进墙垣的空隙处死。

“物勒工名”的铭文格式在烧制时就已规范。

朝廷规定城砖的大小尺寸，要求各地在城砖上烧制出府、州、县、总甲、甲首、小甲和制砖人夫、窑匠等名称信息，以便验收时如果发现不合格的城砖能追究制砖人的责任。

这些铭文大多在城砖入窑前就已经刻好。

工匠用木模印制铭文，或者用竹签在未干的砖坯上刻划。

有的砖上铭文工整，显然是专人雕刻；有的则笔迹潦草，可能是窑工随手刻下。

无论工整还是潦草，名字都清清楚楚。

明城墙全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城砖上面都印有铭文。

在目前已发现的铭文中，有一个名字引起了现代人的注意——“刘德华”。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已发现十六块“刘德华”铭文城砖，其中有五块分布在以中华门为代表的南线城墙上。

这块砖的铭文为“捴甲黄原亨/甲首刘德华/小甲简囗囗/窑匠晏文叁/造砖人夫刘德华”。

若排除同名同姓的可能，“刘德华”出现两次，说明他不仅是负责烧砖工作的农村基层组织者“甲首”，也是直接参与城砖制作的“造砖人夫”。

“造砖人夫”又称“造砖人”，是直接参与烧制城砖工役的普通百姓。

他们承担取土、过筛、搅拌泥土、装坯、制印、晾干、装窑等繁重体力劳动，是明朝城砖责任人中最底层的劳动者。

这些名字背后，是近百万工匠和民夫的血汗。

城砖铭文中的“人户”是直接参与烧砖工役的最普通役夫，取土、过筛、烧制等繁重的体力活，都由其承担，有的称为造砖人、人夫。

一块来自常州府江阴县的城墙砖上铭文为“常州府江阴县提调官主簿魏勉 司吏李受 正作匠余贵”，作匠就是烧制城砖的窑匠，余贵就是烧制这块砖的窑匠。

江西是烧制南京城砖的“第一大省”。

据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的研究，明代的江西省有十二个府、六十六个县参与烧制城砖，稀少的白色高岭土城砖就是出自江西省。

城砖来自江西的袁州府、南康府、瑞州府的城砖最多。

程益和艾成所在的瑞州府，位于今江西高安、宜丰、上高等地。

新昌县即今宜丰县新昌镇。

这些地名至今仍在使用，只是当年烧砖的窑址大多已经湮没在泥土之下。

然而，这套制度运行的时间并不长。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南京城墙完工。

城砖上的铭文也随之停止烧制。

那些被刻上名字的人，大多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其他痕迹。

程益、艾成、崔仲郁、胡平实，这四个名字之所以能被今人知晓，仅仅是因为六百多年前，有人在一批即将运往南京的城砖上，用竹签或木模刻下了他们的职务和姓名。

这些砖被砌进了城墙。

此后六百多年，它们经历过战争的炮火。

1853年，太平军挖地道炸塌仪凤门城墙二十多米攻占南京。

1864年，清军如法炮制，炸塌太平门附近城墙攻入城内。

1937年12月，日军进攻南京，在飞机、火炮的狂轰滥炸下，南京明城墙最后一次承担起防御的重任。

十三日，城墙再也挡不住侵略者的铁骑，南京沦陷。

城墙没有倒下。

但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城墙面临了另一种命运。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古城墙作为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被认为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且妨碍限制现代城市的建设发展。

1954年夏秋季，自然灾害导致城墙倒塌引发危害，成为南京拆除古城墙的直接原因。

据记载，1954年中华门一带曾发过大水，城墙因为战争时受到破坏，排水系统没有来得及修缮，多处塌方，砸死三十余人。

尽管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但从1954年开始，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城墙。

在东南大学刘敦桢等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告下，拆城风得到了遏制，南京明城墙才得以断断续续地残存。

1956年，大规模的城墙拆除开始，目的是拆下城砖搞城市建设。

那些刻着程益、艾成名字的城砖，就在这个时候被拆了下来。

有些被拉去铺路，有些被用于修建房屋，有些被当作建筑垃圾填埋。

燕子矶那家电瓷厂，从中央门一带运回了大量城砖，砌成了一道三百米长的围墙。

砖上的铭文依然清晰，但没有人注意到那些名字。

直到2016年。

这一年11月，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和南京城墙保护基金会共同发起“颗粒归仓 守护城墙”活动，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散落的明城砖线索。

截至目前，已回收城砖五十多万块。

2024年春天，燕子矶街道笆斗西里的那处废旧厂房被推平。

董跃明等待了七年的机会终于到来。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开始对那道围墙进行保护性拆除。

四月二十七日一早，工作人员开始忙碌的拆、清、搬。

初步统计，约两万块明代城砖。

这是近几年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次。

回收的城砖被运入城砖库房统一保管，将用于南京城墙修缮保护、城砖铭文研究以及展览展示等工作。

对回收城砖的信息采集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南京城墙砖铭文数据库，抢救了重要的砖文信息。

程益、艾成、崔仲郁、胡平实——这四个名字，从江西瑞州府的窑场出发，被刻进砖坯，烧制成砖，装上船，沿赣江入长江，顺流而下至应天府，砌入城墙，再被拆下，运到燕子矶，砌成围墙，然后被拆开，重新编号、登记、入库。

六百年间，他们的名字在砖上，砖在墙上，墙在城里。

“物勒工名”从先秦官营管控，一路演变为秦汉唐宋的国家工程制度，再到明清公私并行，其本质就是用名字绑定责任，用追责守住质量。

朱元璋修建南京明城墙时，把这一制度推到了最严苛、最完整的程度。

砖上刻府县、督造官、里长、窑匠、造砖人夫，层级完整，追责链条清晰。

每一块砖必须完整刻下全链条责任人，从上到下：府级官员、县级官员、总甲、甲首、小甲、窑匠、造砖人夫。

正是这种近乎严苛的质量追溯制度，才确保了南京城墙六百余年固若金汤。

南京明城墙现存约二十五公里，是世界上长度最长、规模最大、保存原真性最好的古代城垣。

在南京城墙博物馆里，有一块来自江西建昌府新城县的城砖，铭文上写着“新城县”。

这一窑址经整体搬迁已落户博物馆内，成为馆里体量最大的展品。

据南京城墙寻根之旅的调查，截至目前，已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十五处明代南京城墙砖官窑遗址，涉及江苏南京栖霞、安徽芜湖繁昌、江西抚州黎川、湖南岳阳君山、湖北武汉江夏等地。

2024年4月27日，燕子矶笆斗西里。

最后一块城砖被从围墙基座上取下来。

工作人员翻过砖身，看到了侧面那行字。

“瑞州府提调官通判程益 司吏艾成 新昌县提调官主簿崔仲郁 司吏胡平实”。

砖面被刷去浮土，铭文比在墙上时更加清晰。

有人用记号笔在砖的背面写了一个编号，然后把砖码上推车。

车轮碾过碎石路面，发出沙沙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