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林市解放东路经过时,发现在市图书馆对过的一个胡同口竖起了一个新路牌。这条胡同不长,原本无名,好像也不是某条老胡同的遗迹,而是楼与楼之间形成的“大缝隙”。
路牌东西向一侧指示着解放东路,南北方向对着楼群则标为“东方胡同”。此前就有听闻这里要有新路名诞生,没想到在九月的第三个星期竟然见到,而且还是以“东方”命名。熟悉昌邑区主城区的人都知道,与这条胡同所归属的“东方社区”一样,这个命名与一座消失的电影院——东方电影院有关。
在东方电影院出现之前,东方胡同的东侧曾有一片不小的菜地,菜地解放前属于杨姓人家,因而称作“杨家园子”,周边居民俗称其为“大地”。“大地”地处东大泡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整治后改称东方潭)北沿,西高东低,一直延伸到嫩江街。在我为数不多的幼年记忆碎片中,就有这片菜地的土垄,以及某一年有秧歌队在“大地”上扭秧歌的情形。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鉴于昌邑区东南部居民群众的文娱活动场所较少,市政府决定利用“大地”修建一座电影院。据史料记述,1979年6月19日,电影院正式开工,1980年12月9日竣工落成。就是在这时,我第一次见到了打桩的气锤,施工期间,我和周围的小朋友一起跑到工地上玩耍。我记得当时工地用跳板搭出很多桥,很像北山划船湖上的九曲桥。
由于电影院就在我奶奶家房后,票价也不贵,因此节假日时常去光顾。东方电影院观众厅是一面坡式的单层结构,水磨石地面。平常观众不多,可以无视座位号,寻找自己看着舒服的位置观影。我比较喜欢前几排左侧或右侧的位置,不知是不是观影落下的毛病,大学时在阶梯教室上课,也愿意占这俩位置的座位。我猜自己近视可能与少年时在东方电影院前排观影有关。
其实电影院落成后,客流应该并不如人意,东方电影院成天用大喇叭播放各种流行歌曲招揽生意。关门闭户的冬季尚好,大夏天就比较闹人了,如果当时有测声音的设备,东方电影院的外放音乐肯定达到扰民的程度了。不过在某些燥热的夏日午后,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一边嚼着凉水镇过的脆黄瓜,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听着朱明瑛演唱“大海,啊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随我飘流四方”,还是很令人心旷神怡的。
东方电影院也是我的特殊课堂。我的家长并不限制我观看电影,每当有新片上映,甚至会给我零钱让我去观看。我看电影也没有特殊偏好,国产片、译制片、动画片、戏曲片统统来者不拒。其中一些优秀的译制片,也让我对西方文学产生了兴趣。比如我是通过电影《铁面人》知道了大仲马,通过《阳光下的罪恶》和《尼罗河上的惨案》知道了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些电影对塑造我的文学审美应该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大概是从东方电影院开设录像厅以后,我就没有去看过电影了。那时候受到港台录像片和电视的冲击,电影放映业已然没落。不过,没落并不妨碍“东方”这种名字对粗犷的老地名形成降维打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东方”已经在“大地”、“东大泡子”一带落地生根,甚至电影院坡下的小市场也取名“东方农副产品市场”,一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个体户,也因地制宜,争抢着用“东方”去命名食杂店、小饭馆、发廊、烧烤摊、游戏厅……
上世纪九十年代,东方电影院曾尝试转型,但当时这里还十分闭塞,转型小商品等业态的尝试均告失败。再后来被高姓商人收购,荒废多年。直到解放东路开通,东方电影院才成为临主街的建筑。不过这栋楼很快就被拆除,改建为现在的大厦。所幸电影院虽然已成烟云,但“东方”却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很遗憾,直到如今,我仍没有东方电影院全貌的照片,见到稍完整的只有林乃祥先生的速写。近三十年的改造,让东方一带天翻地覆。行进在这里,我的思绪翻涌,努力让压在记忆深处的碎片泛起。于是竟然发现那些少年时的生活场面竟被我记得比昨天经历的场景还要清晰:
除了东方电影院正面带花坛的广场,北面的存车处,西面的炉渣堆,南面的陡台阶和荒草,甚至周边的大红墙、泡子沿、下坎儿、老白家小楼、半导体……那一切承载过我最美好记忆的“东方”,即便都成回忆,又怎么可能被轻易忘记?那是一方水土的几十年历史。
于是,一条胡同被命名为“东方”,绝非脱离历史的“空降产物”,而是尊重历史、承载历史、记录历史的举动,相信为这个命名感慨的绝非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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