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们都误会了，身为北宋顶流的他人生并不凄惨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湖州知州衙门后堂，一个差役匆匆闯入。

苏轼正在批阅公文。

来人没有通报，直接递上一封书信。

苏轼拆开，信纸上是弟弟苏辙的笔迹——字迹潦草，透着急迫：朝廷已派皇甫遵携吏卒前来湖州，罪名是“谤讪朝廷”。

信的最后一行写着：速做准备。

苏轼搁下笔，抬头望了一眼窗外。

湖州的七月，暑热正盛。

他今年四十三岁。

这个四十三岁的男人，在此后的一百三十天里将被关进御史台大狱，险些掉了脑袋。

九百多年来，人们说起苏轼，总绕不开“被贬”“流放”“凄惨”这些词。

他被一贬再贬，从黄州到惠州，从惠州到儋州，越走越远，直到天涯海角。

看上去，这确实是一个才子潦倒的故事。

但事实恰好相反。

如果仔细翻检史料，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结论：苏轼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人。

他的幸运不在于仕途顺遂，而在于——无论他被贬到多么遥远的地方，始终有人爱他，有人等他，有人拼了命也要把他从绝境里捞出来。

要理解苏轼的幸运，得从眉山纱縠行那座老宅说起。

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苏轼出生在眉州眉山。

祖父苏序还在世，父亲苏洵二十七岁。

这个年份值得记住——后来苏洵在《三字经》里被写成了“二十七，始发愤”的那个人。

苏轼出生那年，正是苏洵开始发愤读书的年纪。

苏家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但有一个极其珍贵的财富：这个家里，每个人都爱读书，每个人都爱家人。

父亲苏洵，年轻时游荡不学，娶了程氏之后，在妻子的支持下幡然醒悟。

他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和苏辙。

苏轼晚年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深感自己深受其影响。

苏洵给长子取名“轼”——车前的扶手，看似不起眼，却不可或缺。

这个命名里藏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期许：不必张扬，但要有用。

母亲程氏，出身名门，是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

苏洵外出游学那些年，程氏把教育儿子的责任全揽过来。

她亲自教苏轼读书，听到古今成败得失，苏轼常能说出要害。

最著名的一个场景出现在苏轼十岁那年。

程氏给苏轼讲《后汉书·范滂传》。

范滂是东汉名士，因党锢之祸被处死，临刑前与母亲诀别，母亲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

程氏读到这里，慨然叹息。

十岁的苏轼仰起头问：“母亲，我如果做范滂那样的人，您答应吗？”

程氏看着儿子的眼睛，说：“你能做范滂，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一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把生死名节当作人生选项来思考。

一个母亲，不假思索地给出了“我支持你”的回答。

这一幕被苏辙写进了哥哥的墓志铭。

它不是小说家的虚构，而是苏轼家庭教育的真实切片。

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苏轼的童年是温暖的。

他和弟弟苏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从小到大，没有分开过一天。

少年时兄弟俩一起登山涉水，“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

苏轼总是先一步跨过山石溪流，然后回过身来接应弟弟。

苏轼比苏辙大两岁多。

苏辙的乳名叫“卯君”。

五岁的苏轼带着卯君在园子里看鸟，认知花草；七岁的苏轼带着卯君去学堂开蒙。

兄弟俩一起受教于父亲苏洵，接受严格的训练。

后来苏轼写诗给朋友，说当年在眉州没有谈得来的朋友，所以弟弟就是最好的朋友。

嘉祐元年（1056年），二十一岁的苏轼和十九岁的苏辙随父亲出川赴京。

次年礼部考试，主考官欧阳修读到苏轼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大为惊喜，想定为第一，又疑心是自己的门客曾巩所作，便放在第二。

放榜之后，苏轼名列第二，苏辙也同科及第。

一门三苏，名动京师。

但就在这一年四月，母亲程氏病逝于眉山。

父子三人奔丧归乡。

至和元年（1054年），十九岁的苏轼娶了第一位妻子——十六岁的王弗。

王弗是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之女。

婚后十一年，治平二年（1065年）五月二十八日，王弗病逝于京师，年仅二十七岁。

十一年婚姻，王弗留给苏轼的不仅是长子苏迈。

她性格“敏而静”，是苏轼的贤内助。

苏轼与人交谈时，王弗常在屏风后听着，事后告诉丈夫此人可交与否。

她也是“不发宿藏”的明白人——不贪意外之财。

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写道：“君讳弗，眉之青神人，乡贡进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

王弗去世后三年，熙宁元年（1068年），三十二岁的苏轼续娶了王弗的堂妹——二十一岁的王闰之。

王闰之是乡绅王介的幼女。

她嫁给苏轼时，苏轼已有长子苏迈（王弗所生，时年九岁）。

闰之对姐姐的儿子和自己后来所生的苏迨、苏过，“三子如一，皆同己出”。

王闰之陪伴苏轼二十五年，从三十三岁到五十八岁。

这二十五年，正是苏轼仕途起伏最剧烈的时期——从京官到外放，从外放到乌台诗案，从乌台诗案到黄州贬谪。

王闰之始终在他身边。

她“贤而淑”，维系着家庭的团结和睦。

熙宁七年（1074年），三十九岁的苏轼在杭州任上遇到了王朝云。

朝云是钱塘人，字子霞，当时只有十二岁，入苏轼家为侍女。

后来成为侍妾。

苏轼被贬惠州时，家中侍儿大多散去，唯有朝云不离不弃，随他远赴岭南。

苏轼在《朝云墓志铭》中写道：“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

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五日，王朝云病卒于惠州，年仅三十四岁。

三位夫人，一位给了他青春的爱恋，一位给了他二十五年的陪伴，一位在他最落魄时不离不弃。

苏轼一生三段婚姻，每一段都得到了妻子的忠诚与深情。

有学者评价说：“苏轼的婚姻是很正常的。

他是个幸运者，三位夫人待他都很好。”

苏轼有四子：苏迈（王弗所生）、苏迨（王闰之所生）、苏过（王闰之所生）、苏遁（王朝云所生）。

苏遁未满周岁而夭折。

三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个个没有辱没门风。

长子苏迈，自幼学问语言远胜于同龄人。

元丰三年（1080年），二十一岁的苏迈陪同父亲在黄州任职。

父子俩以学问交流为日常。

一个月朗风清的晚上，两人联句作诗——苏轼吟“清风来无边，明月翳复吐”，苏迈接“松声满虚空，竹影侵半户”；苏轼接“暗枝有惊鹊，坏壁鸣饥鼠”，苏迈接“露叶耿高梧，风萤落空庑”。

最后苏迈以“乐哉今夕游，获此陪杖屦”宽慰父亲。

苏轼把这首合作诗记录下来，题为《夜坐与迈联句》，得意地说“传家诗律细，已自过宗武”——拿杜甫的儿子宗武来比。

后来苏迈步入仕途，史载其“文学优赡，政事精敏”。

次子苏迨，幼年体弱，但学业长进。

十六岁时作了一首诗，苏轼读后大喜，在《淮口遇风诗》中写道：“我诗如病骥，悲鸣向衰草。

有儿真骥子，一喷群马倒。”

又说“君看押强韵，已胜郊与岛”——直接说儿子的诗超过了孟郊和贾岛。

苏迨后来与欧阳修的孙女联姻。

三子苏过，才华最似苏轼，被称为“小坡”。

苏轼中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只带着苏过随从侍奉。

《宋史·苏轼传》附《苏过传》记载，苏过“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

父子俩寄情山水，诗歌唱和。

在惠州时，苏过写下《飓风赋》，苏轼十分欣赏，将其收录在自己的诗文中。

苏轼在诗中写道：“过子诗似翁，我唱而轧酬。

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我有儿子跟我唱和，不知道陶渊明有没有这种快乐。

一个父亲，在人生最困顿的时候，有儿子陪在身边写诗唱和——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幸运？

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的情谊，是整个宋代文坛最动人的篇章之一。

《宋史·苏辙传》记载：“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苏轼一生数迁，屡遭贬谪，苏辙与他“进退出处，无不相同”。

嘉祐五年（1060年），兄弟俩在开封怀远驿备考制科考试。

入夏后的怀远驿闷热异常，两人每天吃“三白饭”——白米、白萝卜、白盐。

苏辙深陷考前焦虑，忧思成疾。

一天夜里，风雨交加，苏轼被雷声惊醒，看到弟弟守着一盏青灯苦读。

往事涌上心头——那些一起成长的岁月。

苏轼起身拿起一件衣服，苏辙回过头来，兄弟四目交接。

苏轼问弟弟是否记得韦应物的诗：“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

制科考之后，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将面临分别。

于是兄弟俩约定：等将来功成身退，一起回到家乡，夜雨对床，种豆南山。

从此，“夜雨对床”成了他们一生的信念。

苏辙后来在《逍遥堂会宿二首》的诗序中写道：“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

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

但宦海浮沉，这个约定终究没能实现。

两人聚少离多，“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

据统计，兄弟二人往来的诗词多达二百余首，仅苏轼以“子由”为题的诗词作品就超过一百首。

苏轼写诗给苏辙：“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

苏辙在苏轼的墓志铭中写道：“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有了这样的家人，苏轼一生不管走多远，心里都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由徐州移知湖州，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

表中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句话成了祸端。

新党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认定“生事”是在讽刺熙宁变法，“新进”是在攻击因变法而被擢用的官员。

他们搬出苏轼以前所写的诗文，群起弹劾。

几天之内，连番上奏，欲置苏轼于死地。

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遵携吏卒急驰湖州。

但在此之前，远在南京担任签书应天府判官的苏辙已经得到消息。

他派人快马加鞭赶赴湖州。

皇甫遵抵达时，苏轼已经读到了弟弟的预警信。

苏轼被押解进京，八月十八日下御史台狱。

御史台别称“乌台”，因为汉代御史府内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

这就是“乌台诗案”名称的由来。

从八月到十二月，苏轼被关在御史台大狱中一百三十天。

审问由御史中丞李定会合谏官张璪等人轮番进行。

狱中的苏轼，面对的是死亡。

他写了两首绝命诗，托付狱卒梁成交给弟弟苏辙。

其中一首写道：“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与君世世为兄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到的是弟弟。

但苏辙没有让他死。

苏辙上书宋神宗，表示愿意用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

与此同时，张方平、章惇、吴充、王安石、王安礼等大臣犯颜直谏。

连德高望重的曹太皇太后也出面劝神宗明察。

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获释出狱。

神宗下诏，将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从死牢里走出来的苏轼，捡回了一条命。

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苏轼在漫天大雪中离开汴京，前往黄州。

他的身后，是弟弟苏辙拼了命的营救；他的身边，是家人无条件的陪伴。

黄州五年，是苏轼人生的低谷，也是他文学的高峰。

《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些传世名篇都写于黄州。

在黄州，他筑室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在黄州，长子苏迈陪在身边联句作诗。

在黄州，他写下了那首悼念亡妻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一个被贬到偏远之地的人，还能写诗，还能与儿子联句，还能在梦中见到亡妻——这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此后的人生，苏轼继续被贬。

绍圣年间，新党章惇为相，苏轼被贬至惠州，再贬至儋州（海南岛）。

六十多岁的老人，渡海去了当时被视为天涯的海南。

但即便在儋州，三子苏过始终陪在身边。

父子俩在瘴疠之地寄情山水，诗歌唱和。

苏轼在诗中写道：“过子诗似翁，我唱而轧酬。”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宋徽宗即位，苏轼遇赦北归。

七月二十八日，病卒于常州。

享年六十四岁。

苏轼去世后，苏辙为亡兄撰写墓志铭。

他在铭文中写道，哥哥“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

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终不以为恨”——到死都不后悔。

一个人能被家人这样理解，这样深爱，这样拼了命地营救——他有什么可凄惨的？

九百多年后，人们说起苏轼，总说他一生坎坷、仕途多舛。

但翻开史书仔细看，你会发现另一个苏轼：他有一个支持他的母亲、一个教他读书的父亲、一个陪他一生的弟弟、三位深爱他的妻子、三个才华出众的儿子。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那个在湖州知州衙门后堂接到弟弟预警信的苏轼，被押解进京，关进大狱，整整一百三十天。

但他活着出来了。

因为有人在狱外为他奔走，有人在远方为他祈祷，有人在家里等他回来。

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真正孤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