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见证者·讲述者：长征中的陈云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邱华林 甘玲瑶

　　1934年10月，陈云随中央红军出发，兼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等职，却未走完全程。当大军还在雪山草地艰难跋涉时，他已悄然转赴上海，又远赴莫斯科，执行一项新的使命。他从未带兵，却扛起了全军最重的后卫担子；他不分管军事，却在遵义会议上为正确路线投下关键一票；他中途离开长征队伍，却最终成为向世界讲述长征真相的第一人。更准确地说，他是后卫线上的亲历者，遵义会场上的见证者，世界面前的讲述者。三重身份，贯穿了他虽未走完全程却最为关键的长征路。

　　临危受命，扛起最艰巨的后卫重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最艰苦的殿后任务落在红五军团肩上，中央决定派一个人去领导这支部队。

　　被选中的人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他从未在部队任过职务，更无指挥作战经验。朱德和周恩来约见他时说得坦率：五军团担负掩护整个部队的任务，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为了全军整体利益，甚至要做好部分牺牲的准备。中央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要果断处理紧急问题。当时到军团任职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仅陈云一人，且是其中唯一的常委；同时到其他军团任职的刘少奇、凯丰，当时只是候补委员。中央需要的不是一员战将，而是一个政治分量足够重的人：在危急时刻能稳定军心、敢于独立决断。

　　刘伯承已在军团任参谋长，军事指挥不缺人。把最艰巨的后卫任务交给最信任的人，这份信任本身就是千钧重担。陈云没有犹豫。10月20日午后，他赶到第十三师驻地，在营以上干部会上报告形势、明确任务，会后亲率各团首长去于都河石尾渡口考察徒涉场。长征初期，部队情绪低落，开小差的现象严重。陈云再次来到十三师，召集各团政委开会，逐一分析根源：政治动员不够，特派员工作能力差，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问题找准了，对策随之落地，开小差的现象大为减少。

　　稳住了人心，还有物资的拖累。更为棘手的是，当时“左”倾领导人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行军，随军带上印刷机器等笨重器材，全军八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拥挤不堪，后卫部队往往落后先头部队十天以上的行程。陈云直接向中央提出意见，建议部队轻装行军。在当时“左”倾分子动辄给提意见者扣上“右倾”帽子，甚至作为奸细对待的氛围下，这样做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由于陈云等一线同志不断提出意见，加上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左”倾分子才同意抛弃笨重机器，红军得以轻装前行。

　　后卫行军中，陈云曾经六天六夜没有合眼。最惨烈的考验在湘江。1934年11月下旬，红五军团梯次布阵于湘江东岸掩护全军主力。12月1日，陈云随军团部渡过湘江后，看到仍有部分部队滞留东岸与敌激战，两侧敌军正在急速合拢。陈云写下一封急信，派人火速送至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手中，要求部队下最大决心，务必迅速渡过湘江。师长陈伯钧接信后率部连夜急行军90里，终于抢在敌人合拢之前渡过湘江。而红三十四师则被阻于东岸，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壮烈牺牲。

　　信送出去了，部队渡过去了。

　　陈云守住的不是一道江防线，而是中国革命撤退的最后通道。

　　明辨方向，坚决支持正确革命路线

　　湘江一仗，出发时8.6万余人，到遵义锐减至3万余人，中国革命再度陷入危机。红军需要改变，但改变的方向在哪里？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做了大量说服工作，赢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但陈云因后卫任务缠身，没有参加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在赴遵义途中，张闻天找到陈云，详细介绍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到遵义后，博古对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异议，周恩来于是又找张闻天和陈云谈话。当时参加长征的中央常委只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和陈云四人。陈云的态度非常关键。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陈云原先对军事指挥问题并不很了解，但湘江之战的惨痛教训让他深刻意识到军事领导错误的致命后果。会上各方意见交锋激烈，他听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对博古、李德的批评后，坚决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据李德后来在回忆录中的评价，他把陈云与张闻天、王稼祥并列为毛泽东的坚决拥护者。

　　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陈云在自传中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据相关史料记载，在遵义会议参会者的回忆录和自传中，陈云是极少数亲笔撰写文章、明确表态的参会者之一。

　　陈云的思想转变是在长征中逐步完成的。从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到会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再到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这一从认识到信服的思想演进，恰恰说明他的抉择是基于对革命实践深刻反思后的自觉判断。毛泽东后来指出：“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陈云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赞助”正确路线的一个重要成员。

　　会后，陈云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详细记录会议背景、讨论内容、各项决定，是关于遵义会议现存最早的一份档案性质的历史文献。

　　远赴重洋，把长征真相讲给世界听

　　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领导核心，但有一项任务依然悬而未决。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已中断近一年。共产国际不知道红军在哪里，不知道红军还存不存在。与此同时，国民党却告诉世界：红军已经被消灭了。真相与谎言之间，隔着一座大山。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设法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从此，陈云悄然离开长征队伍。

　　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全城。陈云翻阅报纸，发现公开声明脱党的叛徒名单中，有七十二人认识自己。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出卖他。上海待不下去了。但在这一个半月里，他没有闲着，开始以“廉臣”为笔名构思那本后来广为流传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9月上旬，陈云抵达莫斯科。10月15日，会议室里，陈云面对共产国际执委，以亲身经历将长征分为四个阶段逐一讲述。他不是来歌功颂德的：第一阶段犯了三个错误——出发前没有做足够的解释工作；所带辎重太多，妨碍行军速度；总是沿一个方向直线前进，使敌人能够预料红军行踪。报告着重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取代过去的领导人”。陈云旗帜鲜明地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这一报告使共产国际第一次全面了解了中国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

　　陈云还协助恢复了中断一年之久的电讯联系。共产国际请他提出一个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问题验证电讯联系的真伪。陈云想起：离队前刘伯承曾给友人和弟弟各写一封信，连同经费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竹皮暖水瓶底部夹层中。于是共产国际电台问对方：“陈云离开时，把信和钱放在哪里了？”对方答对了。至此，电讯联系重新恢复。

　　与此同时，陈云完成了在上海构思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全文三万余字，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视角，以讲故事的方式，向世界真实描述了红军长征的历程，戳穿了蒋介石所谓红军已被打败、只剩极少数人在“逃窜”的谎言。该文于1936年3月发表在巴黎《全民月刊》上，后出版单行本，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面世一年，是最早向世界全面宣传长征的传世之作。

　　一个革命者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胜仗，还要在舆论场上打胜仗。当国民党用“逃窜”“消灭”定义红军时，陈云用一份报告、一本书、一封电码，把真相送进了共产国际的会议室，送进了巴黎的刊物，送回了延安的电台。他传出的不只是一份报告，更是整个世界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第一缕光。

　　扛住了后方，投下了关键一票，讲出了真相，这就是陈云在长征中的独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