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现代考据学的开拓之路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王建辉

　　胡适（1891—1962年）热衷考据，其一生治学，最主要的成就便是他的考据学系列，而最主要的方法其实也是考据。他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和他的考据有关。他认为严格的史料考证是学术的基础。诚然，考据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胡适的考据有他自己的特点，其一是会通了西方的校勘学与中国的汉学，这是他的贡献。其二是以历史学的考证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小说。这一切正好体现了他自己说的：“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史学是我的训练。”

　　考证之路

　　胡适最早期的考据学成果是为亚东图书馆出版十余种标点小说所写的序跋文字，共计有18篇，这18篇文字成为他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系列”论文。其第一篇是对《水浒传》的考证。1920年7月27日，胡适的《〈水浒传〉考证》脱稿。当此文还在写作中，陈独秀得知消息，便动员胡适将此文作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标点本《水浒传》的序言。胡适得知老乡汪原放标点《水浒传》也很高兴，在给陈独秀的明信片里写道：“我一定送原放一篇三万字的《水浒传考证》。”这篇3万字的长序，其实就是一篇考据文章，这篇考证式的序文，意义重大。首先，以此为开端开启了胡适一生的考证之路，开拓了古典小说研究的新局面，连同日后问世的《〈红楼梦〉考证》《〈西游记〉考证》等一系列冠以考据之名的论文，解决了明清小说四大名著诸如作者之类的许多问题，一举奠定胡适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影响不限于小说或文学研究领域，而是辐射全部人文学术界。其二，为亚东图书馆出版新式标点小说开通了道路。当亚东编辑出版人拿到胡适的这篇序文时，第一感觉就是“附上骥尾了”。而这种新式标点小说的出版，又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推行白话文的最大助力。

　　继《水浒传》考证之后，胡适有关《红楼梦》考证的几篇文章，把中国最高成就的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研究纳入考证的道路，意义更为重大。在作为亚东标点本的序文的《〈红楼梦〉考证》中，他提出：“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两个问题”便是作者和版本，结合他的其他几篇文章，胡适界定了红学考证的范围，主要是作者、时间、版本三项，赋予红学考证以特殊的对象、范围和方法，一度形成了主流的考证派红学，成为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红学派别。于是胡适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考证派红学的创始人。

　　对时人的影响

　　胡适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以对史料的发掘和考证见长，其最初的考据学成果得到学界认可。与胡适同时进行中国小说史研究的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系列”论文的考据成果多有引用，并多处注明系据《胡适文存》，鲁迅对胡适的《红楼梦》系作者的自叙说尤为注重。鲁迅也给予胡适必要的帮助。如胡适在写《〈西游记〉考证》时，曾向鲁迅有所咨询，鲁迅随信抄录手中的资料给他：“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现在录奉五纸，可以不必寄还。”这样的资料对胡适应有所助益。

　　胡适的考据，对当时的学人也产生过影响。他的学生顾颉刚对古史的辨析与民间传说和故事的研究，特别是“疑古”思想和“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念的提出，受到《〈水浒传〉考证》等论文的启发。就是对当时属于接近“论敌”的创造社诸人也有过影响。1923年5月，胡适致信郭沫若、郁达夫二人，也涉及考据学，他就郭、郁两人在反批评中对“考据学”的否定提出了建议，“如果你们不见怪，我很诚恳地盼望你们对我个人的不满意，不要迁怒到‘考据学’上去。你们做文学事业，也许有时要用得着考据的帮助”“考据是一种公开的学问，我们不妨指出某个人的某种考据的错误，而不必悬空指斥考据学本身”。胡适并用郭沫若翻译伽亚谟的诗作例子说明这一点，如果“多用几种本子作考据，也许可以帮助本文的了解”。郭沫若后来流亡日本，致力于甲骨文的考据和历史学研究。郭沫若转到历史学考据后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和胡适在来信中提及的考据学启发不无关系。

　　考据学的学术意义

　　胡适的考据学当然不只是古典小说的考据。早在1918年8月，蔡元培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序言时，说这部书的几个特点里第一便是“证明的方法”，这证明的方法其实就是考据的方法。这部书早于他的小说考证，可见他的旧小说考证并不是凭空出来的，之前便有前奏。胡适的考据还用在人物研究和古籍整理上。对于古籍整理，胡适曾说过“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人物研究和古籍整理这两个方面的考据，可举两个有意思的例子。一是他曾与黎锦熙合作为齐白石编了一部《齐白石年谱》，其中一个重要点是他考证出齐白石因为迷信，在76岁时采用瞒天过海之法，虚增年龄到78岁。据说这一考证惹得白石老人有点不高兴，但他还是坚持了考据的实事求是。二是胡适后半生的主要精力放在《水经注》的考证，用情之深弄得他几部有名的半部书都未能做完。在北大校长室，教师向达问胡适：“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无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胡适连忙打哈哈：“我用北大图书馆经费买几部善本《水经注》，是确实的。要说我把所有的图书经费，全用在买《水经注》上，以致学生无新书可读，那是不确实的。”在最后离开大陆时，他将有关《水经注》的一包文稿交给顾颉刚保管，上面批了两个字“错了”，说明他意识到他的《水经注》考据可能错了，这也说明他的考据也有用错方向的地方。

　　更扩大视野看胡适一生的学术研究历程，考证学方法是贯穿始终的，无论是先前的古典小说考证研究，还是后来的《水经注》疑案考证，佛教史研究以及诸多史学课题与领域的研究，他所运用的都是这种传统与西学结合的考证方法。胡适热衷考据学的学术意义，一是将中西方法融合，给清代以来传统的考据学注入了新的方法，二是引导了二三十年代的学术潮流。当然对于二三十年代的考据学盛行，当时的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所批评：“夫国学而仅以考据当之，陋孰甚焉。”

　　胡适的历史考据成果是世所公认的，范文澜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一文中说过一句话：“胡适之先生在五四运动里，很有他的功绩，当他成为考据名家以后，他似乎不愿再继续发展五四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