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当年有个数学老师，怪得很，他带的班，总能考年级第一

我们学校当年有个数学老师，怪得很，他带的班，总能考年级第一。

我今年四十五岁，在省城一家设计院工作。前几天路过一所中学，听见上课铃响，突然想起三十年前我们县一中的陈老师。他是我初中三年的数学老师，也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怪的人。怪到什么程度？他带的班，不管是初一入学时年级垫底的差班，还是半路接手的乱班，到了期末，数学平均分总能拿年级第一。不是一次两次，是年年如此。那时候我们学校有六个平行班，别的老师挤破头想带好班，他却主动要最差的班。校长拿他没办法，因为只有他能把烂泥扶上墙。

陈老师五十多岁，瘦高个，背有点驼，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蓝色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他头发花白，乱糟糟的，像冬天操场上的枯草。最怪的是他口袋里总鼓鼓囊囊，左边装着粉笔头，右边装着水果糖。上课时，他从不带课本，只捏着三根粉笔，一根白，一根红，一根黄。他走进教室，先把粉笔放在讲台上，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放在舌尖上，眯着眼说：“今天谁要是能把我问倒，这颗糖就归谁。”我们那时候都觉得他脑子有问题。

他上课不按课本顺序讲，有时候一节课只讲一道题，有时候一节课让我们自己出题考他。他会在黑板上画一棵树，说数学是树根，语文是树干，物理化学是树枝，历史地理是树叶。他说：“你们不要死记公式，公式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们要学的是怎么想问题。”他让我们用数学算家里一个月的水电费，算菜市场白菜涨价的比例，算从家到学校的最短路线。有一次，他让我们测量学校旗杆的高度，不许爬上去，不许用尺子量。我们一群人用影子、用三角板、用一根竹竿，折腾了一下午，最后算出来十二点八米。他笑着说：“看，数学不是坐在教室里算出来的，是走出来的。”

我们班当时是年级最差的班。初一入学，数学平均分比倒数第二名低了十五分。班里五十个学生，有留级生，有打架王，有整天睡觉的。我那时候刚从乡下转到县城，穿着旧布鞋，说话带土音，被同学嘲笑。我数学底子差，第一次月考只考了二十八分。陈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我以为要挨骂。他却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剥开纸递给我，说：“你小学基础没打好，不怪你。从今天起，你每天中午来我办公室，我给你补半小时。”我含着糖，眼泪差点掉下来。那糖是橘子味的，甜得发苦。

我家住在城郊棚户区，父亲在建筑队，母亲摆摊卖菜。那天晚上下大雨，陈老师骑着一辆破二八自行车，浑身湿透找到我家。我父亲以为我闯了祸，抄起扫帚就要打。陈老师拦住他，说：“你儿子不笨，是方法不对。他需要时间。”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布包，里面是几本手抄的习题集，字迹工整，每道题旁边都画着小图。他说：“这是我给他整理的，从分数加减法开始，每天做五道。”我父亲愣了半天，最后说：“陈老师，我儿子要是不好好学，你尽管打。”陈老师笑了：“打解决不了问题，得让他自己想学。”

陈老师的怪事越来越多。他会在上课时突然停下来，盯着窗外发呆。我们顺着他的目光看，外面只有一棵老槐树和几只麻雀。有一次，校长来听课，他讲着讲着，突然说：“今天不上课了，我们去操场看蚂蚁搬家。”全班沸腾，校长脸都绿了。他带着我们在操场蹲了半节课，看蚂蚁怎么搬面包屑。然后他问：“你们说，蚂蚁为什么能搬动比它大十倍的东西？”我们七嘴八舌。他说：“因为蚂蚁知道合作，知道坚持。数学也一样，一个人想不出来，就几个人一起想。”那节课后，我们班成立了十个数学小组。

他从不罚站，从不叫家长，从不公布排名。但他有一本“错题本”，每个学生一本，封面写着“我的宝藏”。他说：“错题不是耻辱，是宝藏。你把它挖出来，就进步了。”他让我们把错题抄在本子上，旁边写三句话：错在哪里，为什么错，下次怎么不错。每周五下午，他搬一把椅子坐在教室门口，一个一个检查。谁的本子记得好，他就给谁一颗糖。那时候我们已经不觉得糖稀奇了，但为了得到他的糖，我们拼命记错题。到期末，我们班平均分从二十八分提到了七十分。年级第一。

其他老师眼红，说陈老师搞歪门邪道，不按教学大纲，不刷题，不补课，凭什么考第一？数学教研组长姓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特别看不惯陈老师。她当着全班的面说：“你们别得意，中考是看真本事的，花架子没用。”她还偷偷把陈老师的手抄习题集撕了，扔进垃圾桶。陈老师没生气，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用胶水一张一张粘好。他说：“刘老师也是为你们好，她怕你们骄傲。”我们气得要命，想去找刘老师理论。陈老师拦住我们：“你们要是真为我好，就考个第一给她看。”

初二下学期，我父亲在工地摔断了腿，包工头跑了，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我母亲让我辍学，去南方打工。我连续三天没去上课。第四天早上，陈老师出现在我家门口。他手里提着一袋米，一壶油，还有一叠钱，皱巴巴的，有十块的，有五块的。他说：“这是学校给的补助，你先拿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半个月的工资。他跟我母亲说：“这孩子数学有天赋，不上学可惜了。学费我来想办法。”他给我联系了学校食堂，让我每天中午帮忙洗碗，管一顿饭。我留了下来。那段时间，我每天洗两百个碗，手指泡得发白，但数学题一道没落下。

有一次，我中午去他办公室补课，发现他趴在桌上睡着了。他面前摊着一本相册，里面是一个女人，坐在轮椅上，笑得很温柔。旁边还有一封信，写着“陈建国同志收”。我偷偷看了一眼，信上说：“你的申请我们已经收到，但省重点中学的调动名额有限，你妻子瘫痪在床，需要人照顾，我们建议你留在县里。”我这才知道，陈老师原本有机会调去省城，但他放弃了。他妻子姓林，是县医院的护士，十年前因为一场车祸瘫痪了。他每天五点起床，给妻子做饭、擦身、换药，然后骑半小时车来学校。晚上回去还要洗衣服、备课。他从来没跟我们说过。

全班知道后，偷偷去他家帮忙。我们轮流去，有的扫地，有的做饭，有的陪林阿姨说话。林阿姨很瘦，但眼睛亮亮的。她说：“你们陈老师啊，心里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我，一个是你们。他总说，你们都是好孩子，只是没人教你们怎么好。”她指着墙上的一张地图，上面用红笔圈了很多地方。她说：“那是他以前教过的学生，现在在各地工作。每年春节，他们都会回来看他。”我们这才知道，陈老师教了三十多年书，带出过十几个清华北大的学生。但他从不炫耀。

中考前三个月，陈老师病倒了。他在课堂上突然吐血，被送进医院。诊断结果是胃癌晚期。我们全班去医院看他，他躺在病床上，还在问：“你们复习得怎么样了？错题本都看了吗？”我们哭着说：“陈老师，你别管我们了，你好好治病。”他笑了：“我没事，我还没看到你们考第一呢。”他让我们把错题本带到医院，他躺在病床上给我们讲题。护士赶我们走，他就偷偷把题写在纸条上，让林阿姨带给我们。那段时间，我们班像疯了一样学习。每天早上六点到教室，晚上十一点才回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考第一，给陈老师看。

中考前一周，陈老师出院了。他瘦得脱了形，中山装空荡荡的，但他坚持要来上课。他站在讲台上，说：“今天我不讲题，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鞋，光脚走十里路去上学。他的数学老师姓王，是个上海知青，送了他一双旧球鞋。王老师说：“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人拉你一把。你以后要是能拉别人一把，就别松手。”他说：“我拉你们一把，不是让你们考第一，是让你们以后也能拉别人一把。”那天，我们全班都哭了。

中考那天，陈老师站在校门口，给每个进考场的学生发一颗糖。他说：“吃了糖，别紧张。考完试，不管考多少分，你们都已经是我的骄傲。”我们含着糖，走进考场。那糖还是橘子味的，甜得发苦。三天考试，他一天不落，站在太阳底下等我们。最后一科考完，他晕倒了。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他醒来第一句话是：“题难不难？”我们说：“不难。”他笑了：“那就好。”

成绩出来那天，我们班数学平均分九十二分，年级第一。全县排名第三。校长在广播里念成绩，我们全班在教室里哭成一片。我们拿着成绩单去医院，陈老师已经不能说话了。他戴着氧气面罩，看着成绩单，笑了。他用手指在床单上写了一个“好”字。那天晚上，他走了。林阿姨说，他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颗糖。

陈老师去世后，我们才知道他留下了多少东西。他有一本笔记本，封面写着“我的学生”。里面记录了我们班五十个学生的名字、家庭情况、性格特点、擅长的题型、薄弱环节。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句话。我的名字后面写着：“这孩子自尊心强，但基础差，需要多鼓励。他洗碗时手冻裂了，明天给他带一副手套。”另一个同学后面写着：“他父亲坐牢，母亲改嫁，跟奶奶住。他偷过东西，但本质不坏。多关注他。”还有：“她数学好，但语文差，中考前要提醒她背古诗。”我们一边看一边哭。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林阿姨告诉我们，陈老师早就知道自己得了胃癌。医生说他最多活一年，他硬撑了三年。他每天吃止痛药，吃不下饭就喝粥，但他从没缺过一节课。他说：“我要是倒下了，你们班就散了。我答应过他们，要带他们到中考。”林阿姨说，他最后一个月，疼得整夜睡不着，就坐在灯下给我们出题。他说：“我不能让他们觉得我病了，他们会分心。”我们这才想起，那段时间他脸色苍白，总用手捂着肚子，我们还以为他只是胃不舒服。

陈老师葬在县城北边的山坡上。下葬那天，来了很多人。有他教过的学生，从北京、上海、广州赶回来。有个学生现在是大学教授，他跪在坟前说：“陈老师，当年我偷了你的钱，你没骂我，反而给我买了一双鞋。你说，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改了就好。我现在教书，也学你，不骂学生。”另一个学生说：“我当年早恋，你找我谈话，说爱情不是错，但要学会负责。我现在结婚了，很幸福。”我们这才知道，陈老师改变的不只是我们一个班。

我后来考上了县一中，又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我学了建筑设计，因为陈老师说过：“数学是树根，建筑是树干。”我每次设计图纸遇到难题，就会想起他。想起他蹲在操场上让我们看蚂蚁，想起他口袋里永远掏不完的糖，想起他在病床上用手指写“好”字。我工作后，每年春节都回县城，去山坡上看他。他的坟前总是有糖，橘子味的，我们班同学轮流放。有一年，我看见一个老人坐在坟前，是刘老师，当年那个撕他习题集的教研组长。她哭着说：“陈建国，我错了。你是真老师，我是假老师。”原来，刘老师退休后，整理陈老师的遗物，发现他有一本笔记，专门记录她的教学方法，还写了“刘老师经验丰富，我要向她学习”。刘老师看完，哭了一个月。

现在我也当老师了，在省城一所中学教数学。我学陈老师，口袋里装糖，上课不带课本，带三根粉笔。我让学生算菜价，算房贷，算从家到学校的最短路线。我也有一个错题本，封面写着“我的宝藏”。我的学生问我：“老师，你为什么总带糖？”我说：“因为我的老师说过，数学不是算数，是做人。糖是甜的，心也应该是甜的。”我带的班，数学成绩总是年级第一。别人问我秘诀，我说：“没什么秘诀，就是别把学生当机器，把他们当人。”每次说这句话，我都会想起陈老师。想起那个穿旧中山装的瘦高男人，站在讲台上，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眯着眼说：“今天谁要是能把我问倒，这颗糖就归谁。”

去年，我们班同学聚会。五十个人，来了四十八个。有当医生的，有当工程师的，有当兵的，有开公司的，有和我一样当老师的。我们坐在当年的教室里，桌子还是那些桌子，椅子还是那些椅子。黑板已经换成了白板，但墙上还留着陈老师画的树。我们请林阿姨来，她坐在轮椅上，头发全白了，但眼睛还是亮亮的。她说：“你们陈老师要是看到你们现在这样，一定很高兴。”我们轮流发言，说陈老师改变了自己什么。有人说：“他让我知道，我不笨，只是慢。”有人说：“他让我知道，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改。”有人说：“他让我知道，爱一个人，就是默默做，不张扬。”最后，我说：“他让我知道，老师不只是教书的，是点灯的人。”

聚会结束后，我独自去了山坡。陈老师的坟前，有一束野花，还有一颗橘子糖。我坐在坟边，跟他说了很多话。我说：“陈老师，我现在也带了一个差班。他们跟你当年教我们一样，打架、睡觉、不写作业。但我没放弃。我给他们补课，给他们买手套，给他们讲蚂蚁搬家的故事。他们这次期中考试，数学平均分从倒数第一变成了正数第三。虽然还不是第一，但他们在进步。陈老师，你看到了吗？”风吹过来，野花摇了摇。我剥开那颗糖，放在舌尖上。还是橘子味，甜得发苦。

回家路上，我遇到一个学生，是我现在班上的。他叫李浩，父亲在坐牢，母亲跑了，跟奶奶住。他数学考了十八分。他看见我，低着头想躲。我叫住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递给他。他愣住了。我说：“你基础没打好，不怪你。从明天起，每天中午来我办公室，我给你补半小时。”他含着糖，眼泪掉下来。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三十年前的自己。陈老师，你当年也是这样递给我一颗糖，然后改变了我的一生。现在，我也要把这颗糖递下去。一颗糖，一个人，一辈子。数学不是算数，是做人。你教会我的，我永远不会忘。

李浩后来问我：“老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说：“因为我以前也考过十八分。我的老师没有放弃我，所以我也不会放弃你。”他问：“你的老师是谁？”我说：“他姓陈，是个很怪的人。他带的班，总能考年级第一。”李浩说：“那他现在在哪？”我指了指窗外北边的山坡：“他在那里。但他一直都在。”李浩似懂非懂，但他每天中午都来。我给他讲分数，讲方程，讲几何。他学得很慢，但很认真。有一次，他做对了一道题，我给他一颗糖。他舍不得吃，放在铅笔盒里。他说：“老师，我要留着，等我考及格了再吃。”我转过身，眼泪差点掉下来。

今年清明节，我带李浩去山坡看陈老师。李浩买了一束白菊花，还有一包橘子糖。他把糖放在坟前，说：“陈老师，我是李浩。我没见过你，但我听我老师说过你。他说你是个好老师。我现在数学考了六十二分，及格了。我吃了你一颗糖，很甜。谢谢你。”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个曾经考十八分的男孩，现在站得笔直，说话清清楚楚。我想起陈老师说的“拉别人一把”。我拉了李浩一把，陈老师拉了我一把，陈老师的王老师拉了他一把。这条链子，从上海知青到陈建国，到我们五十个学生，再到李浩，还会继续下去。这就是教育。不是分数，是人。

后来，我把陈老师的故事写下来，发在学校论坛上。没想到，很多校友留言。有人说：“陈老师也教过我，他给我一颗糖，我到现在还记着。”有人说：“我是隔壁班的，当年特别羡慕你们班，因为陈老师总给你们发糖。”有人说：“我女儿现在也在县一中，她数学老师姓周，也带糖，也带差班。原来陈老师的精神没断。”还有人说：“我是刘老师的儿子，我妈临走前让我一定要找到你们，跟你们说声对不起。她说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撕了陈老师的习题集。”我看着这些留言，心里又酸又暖。陈老师，你看，你撒的糖，甜了这么多人。

我现在每次上课，都会先看一眼北边的山坡。虽然从省城看不到，但我知道他在那里。我口袋里永远装着糖，橘子味的。我的错题本上写着“我的宝藏”。我告诉我的学生：“数学不是算数，是做人。”他们似懂非懂，但有一天他们会懂。就像当年的我，含着糖，不知道陈老师为什么对我好。后来才明白，他不是对我好，他是对每一个生命好。他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种子，只要给点阳光，给点水，就能发芽。他就是那个给阳光和水的人。他不怪，他只是太清醒，清醒到知道教育是什么。

李浩中考那天，我站在校门口，给他发了一颗糖。我说：“吃了糖，别紧张。考完试，不管考多少分，你都是我的骄傲。”他含着糖，走进考场。我站在太阳底下，想起三十年前陈老师站在这里的样子。那时候他瘦得脱了形，但站得笔直。现在我站在同样的位置，做同样的事。我突然明白，陈老师从未离开。他活在每一颗糖里，活在每一个错题本里，活在每一个不放弃的老师身上。数学是树根，做人是树干，爱是树叶。树在，根在，叶就在。

李浩考了七十八分。数学。他奶奶打电话给我，哭着说：“老师，李浩考上了，考上了县一中。”我说：“我知道他行。”李浩来学校看我，手里攥着一颗糖，是橘子味的。他说：“老师，这是陈老师坟前那颗，我没舍得吃。我现在考上了，我把它吃了。”他剥开糖纸，放进嘴里，笑了。我也笑了。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陈老师，你看到了吗？你给的糖，还在甜。

我今年四十五岁，教了二十年书。我带过十几个班，每个班数学都是年级第一。别人问我秘诀，我说：“没什么秘诀，就是把学生当人。”他们不信，觉得我藏着掖着。我也不解释。因为有些事，只有做过的人才懂。就像陈老师，他从不解释自己为什么怪。他只是每天五点起床，给妻子擦身，然后骑半小时车来学校。他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说：“今天谁要是能把我问倒，这颗糖就归谁。”他只是躺在病床上，用手指写“好”字。他只是拉了我们一把，然后松手，让我们自己走。

去年冬天，林阿姨走了。我们班同学都回去了。她走得很安详，手里攥着一颗橘子糖。她跟陈老师合葬在山坡上。墓碑上刻着：“陈建国，林秀兰，一对普通人。”但对我们来说，他们不普通。他们是点灯的人。下葬那天，我们五十个学生站在坟前，唱了一首歌。是陈老师当年教我们的，他改编的数学歌：“加减乘除，算不出人间冷暖；几何代数，解不开世事无常。但你要相信，总有人为你点一盏灯，总有人给你一颗糖。”我们唱得跑调，但唱得很大声。风吹过山坡，野花开了。

我现在还留着陈老师的手抄习题集。纸已经发黄，胶水印还在。第一页写着：“给张明。从分数加减法开始，每天五道。别急，慢慢来。”我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一道题：一个人，每天给别人一颗糖，十年后，他给了多少颗糖？答案：三千六百五十颗。但陈老师给的，不止三千六百五十颗。他给了我们五十个人，每人三年，每天一颗。那是五万四千七百五十颗。还不算他给其他班的，给其他学生的，给陌生人的。他这辈子，就是一颗糖。甜了别人，化了自己。

我有时候想，如果当年陈老师没有拉我一把，我现在会在哪里？可能在南方某个工厂，每天站十二个小时，手指被机器磨破。可能结了婚，生了孩子，孩子又走我的老路。可能我永远不会知道，数学不是算数，是做人。但陈老师拉了我一把。他把我从泥里拉出来，给我洗干净，给我一颗糖，说：“你行。”就这两个字，改变了我的一生。所以我现在也拉别人。我拉李浩，拉其他考十八分的孩子。我给他们糖，说：“你行。”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也会拉别人。这条链子，不会断。

前几天，李浩给我发微信。他说：“老师，我数学考了满分。我以后也想当数学老师。像你，像陈老师。”我看着手机，眼泪掉下来。我回他：“好。但你要记住，数学不是算数，是做人。”他说：“我记得。你天天说，我耳朵都起茧了。”我笑了。陈老师，你听见了吗？你的糖，还在传。从你，到我，到李浩，到李浩的学生。一颗糖，一个人，一辈子。你怪，但你怪得对。你怪得让我们考了年级第一，更怪得让我们成了人。

现在，我每次走进教室，都会先看一眼北边。虽然看不到山坡，但我知道他在。我口袋里装着糖，手里捏着三根粉笔。我站在讲台上，说：“今天谁要是能把我问倒，这颗糖就归谁。”学生们笑了，觉得我怪。我不解释。因为有些事，不需要解释。就像陈老师，他从不解释自己为什么怪。他只是站在那里，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眯着眼，笑。那笑，我记了一辈子。那糖，我甜了一辈子。那数学，我学了一辈子。那做人，我做了一辈子。

故事讲完了。但陈老师的故事没有完。因为每一个被他拉过的人，都在拉别人。每一个吃过他糖的人，都在给别人糖。数学不是算数，是做人。这句话，我会一直说下去。说到我老，说到我死，说到我变成一颗糖，甜在别人的记忆里。陈老师，你当年说，今天谁要是能把你问倒，糖就归谁。我现在想问你：你这一辈子，给了多少颗糖？你这一辈子，拉了多少人？你这一辈子，甜了多少心？你答不上来。因为你从不数。你只是给。一颗，一颗，又一颗。直到你把自己给完。

山坡上的野花又开了。我坐在陈老师坟前，剥了一颗橘子糖。我说：“陈老师，我今年四十五了。我带的学生，有的当了医生，有的当了工程师，有的当了老师。他们都说，是我改变了他们。但我知道，是你改变了我。你当年给我一颗糖，我今天还你一颗。不，我还你五十颗，五百颗，五千颗。你给的糖，我一直在还。但永远还不完。因为糖会化，但甜不会。甜在记忆里，甜在生命里，甜在每一个不放弃的瞬间里。陈老师，谢谢你。谢谢你怪。谢谢你第一。”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夕阳照在山坡上，金灿灿的。我仿佛看见陈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穿旧中山装，口袋鼓鼓囊囊，冲我笑。他说：“张明，你来了。”我说：“陈老师，我来了。”他说：“考第一了吗？”我说：“考了。”他说：“那就好。吃糖。”我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剥开，放在舌尖上。还是橘子味，甜得发苦。但这次，不苦了。只有甜。我转身下山，口袋里还有四十九颗糖。明天要上课，要发给学生。要告诉他们，数学不是算数，是做人。要告诉他们，曾经有一个很怪的数学老师，他带的班，总能考年级第一。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给了我们糖。很多很多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