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拳打死镇关西，其实是场冤案

深陷“塔西佗陷阱”的 世界里，为何追不到真相。

各位好，前天《摸臀，掌掴与《东方快车谋杀案》》一文提到了水浒传里“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事儿，有读者朋友打赏点题，让我展开聊一聊，好，那我们就写一篇。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个段子在《水浒传》整部小说里，占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因为之前出场的九文龙史进落草，实则是一场被“黑社会江湖道义”拉下水的悲剧——好端端一个个标准的“富二代”加“民兵连连长”，家里有车有房有良田，老爹刚死，就被几个狐朋狗友用道德绑架毁了前程，初看起来，满纸江湖道义，但读者细品之后，会觉得这分明就是个被人坑了的悲剧。

那读者看了憋气怎么办呢？施耐庵于是紧接着写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讲述了另外一种脱离体制、进入江湖的模式——军官鲁提辖，看不惯当地恶霸豪强仗势欺人，路见不平一声吼，三拳打死镇关西，从此浪迹江湖。够替天行道吧？够快意恩仇吧？期待看武侠的受众，这把看爽了吧？

可是施耐庵的高妙却又体现在这里——与九纹龙的明显被坑不同，鲁提辖的落草看似是勇敢的自我选择，但你若看的再细一点，会觉得这个故事里也满是疑点。

是从金翠莲父女自述身世开始，这个事儿就有疑点，那金老汉自称是从东京（汴梁）来投奔亲戚的，“投奔不着”，母亲病故，才流落至此。

这个事儿放在中国古代，本就很蹊跷，你设想一下，一个家庭，倘若日子还能过得下去，抛家舍业、千里迢迢、长途跋涉，从最繁华的首都东京流落到西北边防重镇渭州，来投奔亲戚，这是个很大的决定，总应该事前做点联络，谋定而后动吧？

没有，金老汉直接就这么过来了。而后又偏巧“投奔不着”，家里落魄到母亲饿死了，偏就这么巧，楞是撞上了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户，把金翠莲霸占了。

我们捋捋这个故事，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金老汉一家本来就活的很落魄，走投无路、留在东京横竖是个死的情况下，才来渭州投亲碰运气，结果运气不好，亲戚找不到或是不收，生活更加窘迫的情况下，不得不主动让女儿卖身做了有钱人的外室呢？

这怕是很有可能，因为我们看后文，去了金翠莲一家在雁门县，走的就是这条路线——盘缠花光了怎么办？金老汉转头就把女儿送给了代州首富赵员外继续做外室。从渭州肉铺个体户，到雁门县地产大土豪，金家父女依附地方富豪的生存策略，熟练得让人心疼。

而且这种假设，可以把金老汉叙述中所有过于巧合的“偶然”，连成一条连成一条符合常人理性的必然因果链。

在古代，一个底层家庭从首都流落到边疆，这属于生存流民的末路抉择。但金老汉向鲁达控诉的时候，隐去了自己主动卖女投机的尴尬，把整个过程包装成一个“民女无辜遭强占”的纯粹悲剧。

而如果我们这样假设，书中老汉自述的下一个关节，就有了另一种可能，为什么金翠莲进门三个月后，被郑屠的“大娘子”给打出来了？

按照宋元时代的律法，如果金翠莲确实是合法的妾室，郑屠的大娘子这样做是触犯法律的，可以直接报官，因为妾虽然比妻第一等，但依然是法律保障的“有身份”的配偶。

《宋刑统》规定：正妻如果无故殴打、伤害妾室，不仅要根据伤情受罚，而且其惩罚力度与“丈夫殴正妻”是完全同等的罪名。且丈夫或正妻不能随意把一个已经登记入籍的“妾”降格为“奴婢”，更不可能将其赶出家门，必须有明确的理由。

那么什么情况，郑屠的大娘子有可能仅仅因为“善妒”、因为“好生厉害”，就能逼着郑屠直接抛弃了金翠莲呢？

还是后面代州赵员外那一段，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外室。

外室，其实就是古代的小三，在当时的法律当中也是没有任何名分和保障的。

郑屠可能是为了省下一笔纳妾的契税、也可能真是惧怕自己家里“好生厉害”的娘子，没有把金翠莲纳成了妾，而是养做了外室。随后被娘子发现，或者因为郑屠跑“外室”跑的勤，被娘子嫉妒，断了对金翠莲父女的供养关系，这可能才是更符合当时民情和法理的真相。

但特别耐人寻味的，是金翠莲父女的选择——如果真的是“虚钱实契”，被逼着当了外室，在郑屠这儿吃了这么大一个亏，那这对父女应该对当富户“外室”这个选择产生严重的心理阴影才对。后来遇上赵员外，父女俩就算走投无路，也应该至少争一个妾室的名分，而不是再去当这个没有任何保障的“外室”。

然而他们却又这么选了，居然。

那是不是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知三当三”、卖女儿当有钱人的外室，就是金翠莲这家人的生存目标或者策略呢？他们和郑屠之间关系，也许还存着许多隐情，甚至那三千贯的“虚钱实契”也未必全如金老汉所言？

可惜我们没有办法听到金老汉一面之词之外的更多描述了，事件的另一方郑屠没来得及对这件事发表任何意见。

鲁提辖在拳打镇关西这一段里，明显采用了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提倡的“对犯罪分子可以先枪毙，后审讯”的先进审理方式，三拳下去之后，郑屠有话也只能找阎王爷去说了。

比较黑色幽默的是，鲁达在处理这个事件的时候如此雷厉风行、下死手，不单纯（甚至并不主要）是因为金老汉把郑屠单方面描述的过于欺男霸女、恶贯满盈。而是他那个绰号：镇关西。

你看，小说原文写的明白，鲁达打的时候是先骂了一段：

“呸！俺始投老副统帅，做到小种经略相公门下提辖，也不曾叫做‘镇关西’！你是个杀猪的散淡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而后才追问了一句“你如何敢强骗了金翠莲？”

从字数比例上讲，你就可以看出鲁提辖这会儿的心理状态——打你主要是因为不爽你这个名号，金翠莲的事儿现在只是个添头了。

说来挺有意思，大宋朝据说是我国古代最重文轻武、鼓励商业的朝代，郑屠户好歹也是当地肉联厂老板、民营企业家，可是他在官员面前，甚至哪怕鲁达这种中下层军官面前，依然是“狗一般的人”，你起个名号让我不爽，我就能揍你一顿。而且打了也就打了，只要不出人命，估计这事儿也就这么过了。

所以鲁提辖这里的形象，也并不完全完美，他的弱点，就在于执着于名声。

更有意思的是，郑屠真的自称过“镇关西”这个名号么？

是的，甚至连这个事儿本身也是有疑问的。

小说中，鲁达不是外来户，他在当地生活了多年的军官，如他自己所说“俺始投老副统帅，做到小种经略相公门下提辖……”这得在渭州混了多少年，可是当他听说“镇关西”这个名号，反应却是抛出了三个问题：“你姓甚么？在那个客店里歇？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那里住？”

直到金老汉说镇关西就是郑屠。鲁提辖才暴怒：“呸！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郑屠真的是个恶霸一方，把“镇关西”名号拿出来当旗杆打的人，鲁达应该早就知道这人嚣张，要不爽早不爽了，可他却像是第一次听到一样。

这看似很不合情理。

这大约就只有两种可能，一则，就是郑屠在情人金翠莲面前吹吹牛、玩玩情趣，好比某人自吹个什么“海淀银枪小霸王”之类的。二则，大宋的民间江湖与官场之间悬殊过于巨大，郑屠这样的民间天龙人，到了鲁提辖这样军官面前就是“狗一般的人”，完全不在一个生存位面上。你会了解你家门口哪条野狗地盘更大、雄霸当地犬界么？你不会。

好像第二个可能性更高，也更残酷一点。如果是这样，施耐庵就用淡淡的几笔，描绘出了水浒世界里社会的等级悬殊。

但更加有意思的，其实是为什么鲁提辖听了金老汉的单方面描述，就立刻相信这件事一定是真的。

既然他是提辖官、既然郑屠在他面前不过是“狗一般的人”，既然金老汉描述的“虚钱实契”、强抢民女做妾，后又赶出家门，违反了那么多条大宋法律。那这官司鲁达你过问、疏通一下，应该是能答应的啊。你何必要像做贼一样，立刻抛弃了司法救济的幻想，先凑银子让金翠莲父女跑路，然后去把郑屠打一顿呢？

实际上，这个地方，整个故事里最细思恐极的一段就来了——身为体制内的鲁达，立马相信这故事，并一点都没指望司法救济，恰恰因为他知道这种事太常见、太多了。

或者换句话说，“水浒世界”里的大宋朝，这个时候已经掉到了一个“塔西佗陷阱”里。

身为体制内的“公务员”，鲁达比任何一个看客都清楚：即便一切如金老汉所述，如果他今天走正规流程去帮金翠莲递状子，事情会变成什么样？

宋朝的法律白纸黑字写得再漂亮，但郑屠只需要花几两银子打点上下，把那张盖了手印、白纸黑字的“契约”往大堂上一拍，这案子还是铁案，金家一点翻身的机会没有。

所以鲁提辖只能做最无奈的选择——我连核实都不核实，司法救济连想都不想，直接给你父女俩银子，告诉你俩，赶紧跑吧。

这是一种最黑暗的描述——连执法者自己，都对法律失去了信心与希望。

施耐庵这样写，有历史原型么？有的。按照《元史》记载，在元代至元、大德年间的江南，地头蛇们玩弄“虚钱实契”、强夺人产是家常便饭。而且由于元代执行的是名为“达鲁花赤”的包税商制度，出身于色目商人阶层的包税人们经常用汉人并不熟悉的契约对后者进行盘剥，而基层文官也只一味偏袒、懒政，搞到最后元代的基层治理已经彻底瘫痪了，契约确实是这个契约，但中间是非曲直究竟如何，究竟是“金老汉”还是“郑屠”违约在先，成了一笔扯不清的烂账。

这个时候江湖的私力救济，就成了流行，并被民间推崇的行为。《元史》就记载了多起地方武官、民间保长直接劫法场救人、甚至拿刀去清算贪官污吏或地方恶霸的极端案例，换句话说，就是鲁智深和晁盖式的人物在当年都大有人在。

比如公元1339年震惊朝野的“范孟案”，河南下层军官范孟领了一帮兄弟，一夜之间将河南行省的平章政事、左丞、右丞等掌握全省最高司法与军政大权的高官权贵杀了干干净净，民间以为豪侠。没人关心一帮朝廷要员死的冤不冤。

所以你看元代的民间司法审美，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什么“还原真相”“讲究证据”的基本法治意识的，关汉卿的《窦娥冤》里，窦娥蒙冤被斩固然是千古奇冤，但如果你去翻翻那出戏的大结局，去看看她做高官的父亲窦天章是如何帮她洗刷冤屈、完成大翻案的，你会发现一件更荒诞的事：这位青天大老爷，在重审此案、给女儿平反的过程中，竟然连哪怕一项阳间的、理性的铁证都没有用上。

窦天章给女儿翻案，不看尸检，不访证人，不查毒药来源，他百分之百依靠的只是窦娥的鬼魂深夜托梦。

窦天章、鲁提辖还有所有看戏的老百姓，逻辑都是这样的——要证据干嘛？还搞允许他们做什么申辩？这世道，有权有势、欺男霸女的三拳打死肯定不冤。

这就是塔西佗陷阱走到尽头后的社会实态——真相与是非，已经不可追寻了。

可是我觉得，施耐庵写水浒，他的高妙之处就在于，他对这种粗暴的“行侠仗义”是有反思的，对于鲁智深这样一个真的想要追寻理想的人，是给了最圆满的归宿的。

你看鲁提辖之后走到雁门县，看到金翠莲父女时的反应，一开口就是惊问：“你缘何不回东京去，也来到这里？”

是啊，当初在渭州潘家酒楼，金老汉对鲁达：“欲要回东京去”，鲁达为此自掏腰包，还逼着史进、李忠凑了十五两银子盘缠送他们回汴梁老家。

十五两银子，怎么也够父女俩回东京了，可这对父女不往东走，却向北一路走到了边关雁门。

这个时候，鲁达已经有点反过味来了。

再见那金翠莲从楼上下来见鲁智深时，原著里对她的衣着神态写的特别耐人寻味：“那女子浓妆艳裹，从楼上下来。”

金老汉还得意洋洋地向他介绍，女儿如何做了赵员外的外室，现在在这里如何享福，这栋别墅就是赵员外金屋藏娇的私产……

给水浒写评的金圣叹，这个时候都品出施耐庵这样写啥意思来了，他冷冷的写了一句评语：

“看他写翠莲前日之哭，今日之装，真使鲁达前日三拳，不知作何滋味！”

是啊，是何滋味呢？这金翠莲当初真的如他们所说，是那样无故落难的吗？这个故事的真相是不是另有隐情？

那一刻，小说中鲁提辖的反应变得极其反常——换作从前那个热血豪爽的他，此时应该哈哈大笑，表示祝贺。但原著里写，和蜜罐里的金家父女对比鲜明，他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闷坐在那里。

再然后，更意味深长的来了，赵员外出场了。赵员外为什么找过来呢？小说里写的有趣，是因为怀疑自己的这个外室金翠莲背着自己藏了汉子，于是带了三十多个庄客，气势汹汹地提着棒子来“捉奸”。

多说一句，在《水浒传》里，外室“藏汉子”引发矛盾也算个固定套路剧情，后面宋江把阎婆惜养做外室，阎婆惜勾搭了张文远，导致宋江后来“坐楼杀惜”，是很著名的剧情。

那么，阴谋论一点说，赵员外为什么不信任外室金翠莲？金翠莲被郑屠抛弃，是不是真的只是因为“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这也都不那么确定了。

所以“镇关西案”的真相，在一开始是最明确的，越到后来，反而越模糊了。

按说，对于这样一个断送自己“体制内”大好前程的案子，鲁达这个时候本来应该好好问个清楚的，他该问问金老汉到底咋回事，你家做外室，“到底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但凡换个别人，一定想问个明白，老子一辈子搭上了，为你出这气。

可是小说这里写的出彩，鲁达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

首先，他仿佛躺平了，心甘情愿的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赵员外把他藏匿起来，他就藏起来。后来员外说，风声变紧，让他出家当和尚，他就出家。至于到底是风声变紧，还是员外家要舍了他这个麻烦，他都不在意了——反正当年为了金翠莲父女，自己的前程都交代了，这点安排又算得了什么呢？

水浒传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许多英雄好汉，都特别喜欢提起自己当初怎么落草的经历。武松血溅鸳鸯楼、提笔就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林冲上了梁山，见人就谈“风雪山神庙，杀了陆谦”。至于黑旋风李逵，更是把江州劫法场排砍人头之类“杀个痛快”的行为，包装成自己的日常爱好——大家都知道，进了这个江湖，这就是他们的通行证。

可是特别奇怪，小说的后面，鲁智深对于自己怎么从提辖变和尚，官军变土匪的“拳打镇关西”故事，连一次“call back”都没有。

真的，他再也没提这事儿。

你看他见了林冲咋说？

智深道：“洒家是关西鲁达的便是。只为杀的人多，情愿为僧。年幼时也曾到东京，认得令尊林提辖。”

什么叫“杀的人多”？

你不就只杀了郑屠那一个人么？还是误杀。

这里说一句“洒家本是小种经略相公帐下的提辖官，因见不惯恶霸抢占良家妇女，失手将他打杀了，情愿为僧……”难道不更光彩一些么？

你看关二爷当年就是这么自我介绍的么。

但感觉好像这个时候，鲁智深已经不愿回想当年自己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了，他宁可说“杀的人多”。

再看他后来“大闹桃花村，拳打周通”。

刘太公在家里哭，说小霸王周通要强娶他的女儿。这剧情，和当年金老汉哭诉金翠莲被郑屠欺负是一模一样的。

可这次你看鲁智深问刘太公问的那叫一个细啊……“他招赘女婿，分付什么礼物？”、“他来时，几时来？”最后，问到没啥疑点了，他自己躺在黑影里的新房床上，等周通摸进来时，才把周通按倒暴打了一顿，逼着他折箭为誓，退了这门亲事。

仅仅隔了几回的事，为什么鲁智深性格和处事方式变化这么大？

“拳打镇关西”，没有再出现在鲁智深的嘴上，但一直回想在鲁智深的心里。这个真相越来越模糊，他越来越不愿意回想的事件，成了鲁智深精神上的转折点。如鞋底的一粒沙子，膈的他对真相、对是非纷争、对江湖名望、对功名利禄，越来越不看重，越来越能放下。

所以当打完方腊后，宋江兴奋地劝他去京师光宗耀祖时，他只是冷冷地摇了摇头：

“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今日到这地位，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洒家要个全身尸首，便是强似省院官职。”

同为失足落草的军官、“体制内人员”，多少人把能重回大宋体制当成是人生的终极理想？但只有鲁智深看开了。在那个争不清是非的塔西佗陷阱里，自己这种真性情，不失手于镇关西，也会失手于别处，所以金翠莲的事到底如何，不必再想了。今日到这地步，能“要个全身尸首”，已是最好结局。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

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

咦！

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鲁智深这圆寂的偈子，写的其实也很怪——整本水浒传里，若说谁杀人杀的最“行侠仗义”，难道不就是他了吗？拳打镇关西，大闹野猪林、火烧瓦罐寺，哪一次他不是出手有名的？这样一个真好汉总结自己一辈子，难道不应该说“平生行侠仗义，一世专修善果。”才对么？

可是他却用“不修善果”“杀人放火”来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所为。

这跟他向林冲介绍自己，把“拳打镇关西”说成是“杀的人多”，是同一种通透——是非纷繁，真相难追。既然我一生想求行侠，还是难免落得个不知郑屠打杀的对不对的迷惑，那又何妨彻底的放下，承认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造业”呢？

这就是佛家所说的“破执”——他不再去纠结具体案件的绝对黑白，也不再用“镇关西”或“真好汉”名号去折磨自己。“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他把朝廷体制的金绳和江湖伪善的玉锁一起扯碎，在宛如喊杀声中的钱塘江潮信里，这位一辈子被金翠莲的眼泪、被郑屠的僭越、被宋江的招安、被看客的喝彩所“执”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秒清醒了过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每每读到鲁智深的这一辈子，我总是很感慨，生在一个是非的乱世里，有人执着于利益、有人执着于名声、有人执着于道德、有人执着于理想。我们会觉得我们比那些蝇营狗苟之人活的有意义许多。但其实，这一切的执着都经不起一种拷问：当你发现你出发时倾尽所有、赌上前程去捍卫的那个东西，卸了妆之后，不过是另一场争论不清的罗生门时，你又该如何自处？

难道我们只能幻灭吗？拿到我们要纠结么？

难道要否定人生这场“大闹”，像宋江一样寻求重回体制的“诏安”么？

鲁提辖法号智深，师父说他：“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证果非凡。”

这“智深”的意思，就是不被任何妄念所“执”；

这“清净”的含义，就是不纠结、不懊悔、往前走、别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