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张文荣被俘，遭折磨被迫当特务，跳伞前将手雷扔进美军机舱

1952年2月19日凌晨，朝鲜北部谷山郡上空，一架美军C-46运输机舱内红灯闪烁。

一个穿着志愿军军服的人被命令跳伞，他走向舱门，手指却悄悄抠住了棉手套里一颗手雷的拉环，就在跃出机舱的瞬间，他猛地回身，把那颗手雷甩进了机舱深处。

爆炸的火光撕裂了夜空。

舱内十名美军情报人员与教官，连同这架间谍飞机，化作一团坠落的火球。

那个跳伞的人，名叫张文荣，是志愿军第180师报务员，一个被俘后“被迫”当了特务的黄埔生。

美军以为把他训练成了刺向志愿军后方的暗刃，却不知道，从登机那一刻起，他等的就是这扇舱门打开的一瞬。

手雷炸响的同时，他纵身跃入黑暗，身后是美军的间谍计划与他长达数年的屈辱、折磨，一同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1926年，张文荣出生于辽宁省辽中县，他的人生起点并不指向战场，而是指向一条国民党体制内的技术道路。

1948年8月，他辗转考入国民党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通讯科，成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批“黄埔生”之一。

通讯科的专业训练给了他一项日后至关重要的技能：电台报务。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他系统掌握了收发报技术，各项考核均达优良，但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呈崩塌之势，腐败蔓延到军校内部，张文荣和许多同学一样，对当局的政治和军事状况深感失望。

1949年12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成都战役打响，国民党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少将教育处长李永中等人暗中策划起义。

12月25日，李永中在西迁途中正式宣布起义，张文荣与绝大多数同学一起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起义后，他被编入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学习，半年后主动要求到基层部队锻炼，参加了成渝铁路的修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张文荣和400多名起义同学一道申请参加志愿军，经审查批准，他被分配到第3兵团60军180师任正排职报务员随部队入朝。

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后期，180师陷入重围。

该师当时已挺进到三八线以南一百多公里，在完成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后，被五倍于己的敌军包围。

师长下令分散突围，结果全师近5000人在突围中因受伤、饥饿、掉队被俘，张文荣是其中之一。

他在炮击中负伤昏倒，醒来时已被美军搜山队抓获。

被俘后，张文荣先被关进釜山战俘营，后转至巨济岛，编号710482。

美军很快注意到他的两个特点：黄埔军校出身，以及电台报务专长，这两点使他在美军的情报筛选中被“特招”。

1951年12月，战俘营联队长通知他“另有重用”，随后他被送往日本东京一所特务学校接受训练。

美方的计划是从战俘中挑选人员，经间谍培训后空投到志愿军后方，搜集弹药库、粮库等目标情报，为飞机轰炸标定坐标。

张文荣被编入G组，训练内容包括反共理论、轻武器射击、情报侦察、爆破刺杀、通讯和跳伞。

1952年2月18日晚，美情报机关给张文荣等人换上志愿军军服，配发袖珍收发报机、苏式步枪、美制小型手雷、地图和指北针，将他们送上了一架C-46运输机。

机上还有十名美军，大多是平时训练他们的教官，负责此次行动的哈里森奉命将三个特务小组空投到朝鲜北部谷山郡地区，那里是志愿军部队休整地。

登机前，张文荣已经做了决定。

他把一枚美制手雷藏进了棉手套里，混过了检查，飞行途中，他在昏暗的机舱里悄悄挪到了最后一个位置。

2月19日凌晨2点20分，飞机到达目的地上空，舱内红灯闪烁。

美军长官哈里森命令G组准备跳伞，并向张文荣挥手示意他立即跳。

张文荣走到舱门口，手指在棉手套里悄悄抠住了手雷的拉环，就在跃出机舱的瞬间，他猛地拉环，转身把手雷甩进了机舱深处。

爆炸在密闭机舱内发生。

那架C-46连同机上的人员化为火球坠向地面，张文荣在爆炸的瞬间纵身跃入黑暗，降落伞在月光中打开。

哈里森在爆炸前一瞬以特工的敏捷逃出机舱也跳了伞，落地后却被志愿军搜山部队活捉。

他的供词证实了张文荣的行为：机舱里确实有一个中国人在跳伞前扔了手雷。

张文荣落地后找到了搜山部队，交出了随身武器和特工用品，讲述了全部经过。

他随后被送往志愿军总部，将美军虐待战俘、强迫“甄别”、逼迫战俘当特务的行径逐一报告。

但张文荣的“归来”并没有换来英雄的待遇。

他的经历太过特殊，一个被俘人员，接受了美军数月的特务训练，最后炸了飞机跑回来。

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人敢轻易给他定性。

张文荣被送回国内拘押审查，直到1958年3月29日，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处才结案。

结论是：被迫充当特务，炸毁敌机有功，奖励人民币800元。

可遗憾的是，他没有被恢复军籍，随后回到辽宁辽中老家，做了一个普通农民。

此后四十多年，他沉默地种地，没有再争辩。

2000年3月，张文荣去世，三个月后，北京军区政治部派人赶到辽中，送来了恢复军籍的决定，补办了复员军人证明书和复员费。

只是，张文荣在世时并没能等到。

张文荣的一生，像一颗被埋进土里的种子，在黑暗里待了太久。

他虽然没能亲手接过那份证明，但历史终究没有把他遗忘，那些在绝境中仍然选择忠于信仰的人，也许不会立刻被理解，但他们始终坚持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刻，做了对得起良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