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前伟人走进托儿所，一小孩拉住毛主席说：毛伯伯，我们名字一样

1946年，延安洛杉矶托儿所，毛泽东没有先去操场，而是站在保育员整理的行李旁，逐件查看孩子们撤离所需的衣物、药品和粮食。窗外局势紧张，胡宗南部队逼近陕北，老弱妇孺必须提前转移。对毛泽东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看望，而是一场不能出差错的护送。

托儿所里，孩子们并不知道大人们为何忙碌。他们只看见熟悉的“毛伯伯”来了，便从各处跑出来，围在毛泽东身边。有的问候，有的伸手要抱，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

一个男孩挤不进人群，索性扯住毛泽东的衣角，大声说：“毛主席，咱俩名字一样！”

毛泽东弯下腰问：“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挺起胸脯回答：“我叫席毛，和您的名字倒过来，差不多一样。”

这句话把旁边的孩子逗笑了，毛泽东也笑得很爽朗。他把孩子抱起来，又问：“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当八路军，打敌人！”

孩子的回答很干脆。毛泽东听后连连点头，却没有马上离开。这个叫“席毛”的孩子，后来让他牵挂的，并不只是那句稚气的玩笑。

要理解这次相遇，得从托儿所为什么出现说起。

红军到达陕北后，不少干部长期在前线或机关工作，年幼的孩子只能寄养在当地乡亲家中。乡亲们同样要下地劳动，照看孩子往往力不从心。傅连暲在下乡探望时，发现过孩子因无人照料而发生意外的情况。这类事情让他意识到，单靠临时寄养，无法保障这些孩子的安全。

傅连暲把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并提出建立托儿所。毛泽东对此并不陌生，他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幼年时，也曾因环境不稳、生活条件困难而寄养在乡间。前线父母的难处，他心里有数。

1940年，延安中央托儿所开始筹建。丑子冈被安排负责这项工作。她原本希望通过学习走上前线，对担任托儿所所长并不情愿。可在战争年代，照料孩子并非闲差，而是直接关系干部能否安心工作的后方任务。

物资匮乏，是筹建中最难的一关。没有宽敞房屋，就因陋就简；缺少生活用品，就一点点设法筹集。丑子冈和保育员们既要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还要防备疾病与意外。日子久了，孩子们不再称她职务，而是亲切地喊她“丑妈妈”。

1942年，为感谢美国友人捐赠，托儿所改称洛杉矶托儿所。名称变了，承担的责任没有变。这里收容的，多是革命干部和烈士的孩子，他们年龄不同，性格各异，却共同生活在简陋而有秩序的院落里。

毛泽东对托儿所的重视，体现在许多具体事情上。边区经费紧张时，保育工作仍需维持；从外界设法得到的米、肉等物资，也会优先照顾孩子。逢年过节，他常抽时间前来，陪孩子们说话、看戏，有时还带来难得的糖果。

这些细节在孩子心里留下了印象。他们未必懂得战争、封锁和牺牲，却知道谁愿意听他们说话，谁会摸摸他们的头。于是，“毛伯伯”成了托儿所里最熟悉的称呼之一。

1946年的那次视察，毛泽东临行前还专门询问了“席毛”的身世。丑子冈告诉他，这个孩子是烈士遗孤，尚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每天仍盼着父亲回来。

刚才还在笑的毛泽东沉默下来。孩子的名字只是一个巧合，可孩子身后的家庭，却映照出战争留下的缺口。托儿所能做的，就是把这些缺口尽量遮住，让孩子先平安长大。

撤离很快开始。丑子冈带着四十多名保育员，护送九十六名孩子离开陕北。队伍要躲避敌机轰炸和地面追击，行程艰苦，照料工作更不能中断。孩子们年幼，行李有限，保育员便轮流背抱，尽量让每个人都跟上队伍。

这次迁徙最终抵达河北，没有孩子在途中伤亡。对参与护送的人来说，这个结果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安全到达”，而是无数次转移、隐蔽、清点和守护换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洛杉矶托儿所在北京万寿寺重新建立，后改称中央军委保育院，并逐步发展为北京总政幼儿园。那个在延安操场上说“席毛”的孩子，也和许多托儿所同伴一样，在战火之外获得了继续成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