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AI“四面楚歌”了吗？——这或许正是最好的局面｜地缘科技「平」论 x 黄平

大湾区评论 x 黄平

地缘科技

vol. 26 no.26

「平」论

2026/09/16

September

中国AI面对的世界，正在比过去更拥挤、更警惕，也更难预测。

第26期

总第26期

编者按

PREFACE

近两周，围绕中国AI的消息密集涌现：9月8日，美国发布报告指责六家中国AI公司对美国前沿模型实施“工业化规模蒸馏”；9月10日，Anthropic也发布报告指控多家中国企业通过欺诈账户蒸馏Claude。与此同时，韩国、法国、日本等国也在加速AI领域的自主布局与相互合作。技术上的被压制，市场上出现更多竞争者，是否意味着中国AI已经“四面楚歌”？

作者认为，中国AI正同时面对美国的敌意、他国的竞争与全球南方的多元合作，这三种力量交织构成的复杂局面。然而这并非坏事，反而可能是当下中国AI最需要的稀缺资源：外部压力能防止中国AI过早陷入“已经追平美国”的幻觉，而一个敌意、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多元世界，也远比由单一国家主导的AI霸权世界更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真正的风险，从不在于压力从四面而来，而在于误以为竞争已经结束，或把所有参与者都简单归为敌人。

过去两周，围绕中国AI的消息密集得不寻常。

9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和联邦调查局三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网络安全咨询报告，标题就是结论：《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正在对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实施工业化规模的蒸馏行动》。报告点名DeepSeek、月之暗面、阿里巴巴、MiniMax、阶跃星辰、智谱六家公司，称其自2024年底以来从美国前沿模型中“提取了数十亿token”，并暗示这些行动“很可能在中国政府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尽管报告本身没有提供任何支撑这一说法的证据。

9月10日，Anthropic发布9月威胁情报报告，指控七家中国AI公司通过欺诈账户对Claude实施了合计约1.9亿次交互的蒸馏行动。

几乎在同一时间，我们的近邻在密集落子。9月6日至9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国事访问法国，两国签署16项协议，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和核能；9月8日，三星电子与法国明星AI公司Mistral AI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并领投其30亿欧元的D轮融资。两周前，SK集团会长崔泰源在仙台说“现在是韩日结成经济共同体的时候”，并证实正在研究在日本合资建设存储芯片工厂。

一边是美国政府和头部模型公司的围堵叙事，一边是日韩、欧洲不断加快自主投入与抱团合作。技术上被压制，市场上遇到更多竞争者，中国AI真的“四面楚歌”了吗？

笔者的回答是：是的。至少在可预见的时间里，中国AI面对的敌意会更强、竞争者会更多、合作条件也会更复杂。但这未必是坏局面，甚至可能正是中国AI最需要，也是全球AI最健康的一种局面。

原因并不复杂。对内，持续而真实的外部压力能够阻止我们过早进入“已经追平”的幻觉；对外，一个由敌意、竞争与合作共同构成的多元世界，也比美国单极AI霸权更符合中国利益。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四面都有声音，而是世界只剩一种声音。

Anthropic指责中国AI公司大规模蒸馏Claude能力，中方关联账户被指用于海外监控（图源：美国之音）

01

全球AI竞争的新常态：

敌意、竞争与合作共存

敌意不会消失：

“蒸馏”正从技术问题

变成国家安全叙事

要承认敌意的存在，而且不要把它浪漫化。

美国部分安全机构、鹰派政策网络以及个别前沿模型公司，构成了对中国AI最明确的敌意力量。它们并非只想与中国企业在榜单上分出胜负，而是希望通过算力管制、模型访问限制、资本与市场规则，把中美AI能力长期锁定在一个足够大的差距之中。中国模型能力每向前一步，在这套叙事中就越容易被解释为规避管制、窃取能力或者威胁国家安全。

这一次，“蒸馏”成为了最方便的技术语言。知识蒸馏本身是机器学习领域长期存在的中性方法；真正有争议的，是是否通过虚假账户、违反服务条款或大规模自动化调用来提取模型能力。因此，讨论此事必须同时守住两个边界：不能因为蒸馏技术具有中性，就否认具体行为仍可能涉及合约、知识产权与安全争议；也不能因为某家公司提出指控，就把中国AI的整体进步都归因于“抄袭”。

更值得重视的，是叙事主体已经改变。过去，这类争议主要发生在模型公司之间；现在，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与公司报告前后呼应，意味着“蒸馏”正在由产品安全问题升级为国家安全议题。敌意由此获得了制度入口：它可以进入采购、出口管制、云服务、投资审查乃至盟友协调。对中国企业而言，这不只是舆论战，而是一套新的合规与市场环境。

对这股力量最不应有幻想。敌意将成为新常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AI要做的不是等待敌意消失，而是建立可审计的训练数据与模型治理、更加清晰的合规证据链，以及在关键技术和服务被切断时仍能运转的替代能力。

竞争正在扩散：

看见中国能力的国家开始加码

越来越多的力量不是要消灭中国AI，而是不愿意被中国甩开。

这种竞争首先来自美国科技产业内部。马斯克在2026年7月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判断，中国有相当大的可能成为AI领导者；英伟达CEO黄仁勋也在同期公开表示，中国开源模型很出色，反对简单禁止美国企业使用。这些表态当然不等于他们站在中国一边。恰恰相反，它们说明一部分美国科技巨头已经把中国视为真正的技术竞争者，因此主张以开放、市场和更快创新来维持美国优势，而不是仅靠封锁。

竞争同样来自欧洲、韩国和日本。韩国与法国推动AI合作，三星投资并与Mistral建立面向半导体基础设施的合作，是韩国资本、制造能力与法国模型能力的一次连接；日韩商界把AI、半导体和供应链写入合作议程，则反映出两个技术型经济体试图放大彼此优势。它们有对中国能力提升的压力，也有对美国技术与平台过度依赖的担忧。于是，加大本国投入、建设主权能力、与相近国家结盟，成为一种自然反应。

对此，中国不必把所有竞争都理解为敌意。敌意追求的是把你排除在赛场之外，竞争追求的是不让你独占赛场；两者的政策含义完全不同。前者要求底线思维和反制能力，后者要求产品力、成本、生态和合作方案。若把竞争者一律推入敌对阵营，等于替真正主张脱钩的人完成阵营划分。

2026年9月8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出席扩大首脑会谈，韩法签署16项合作文件 扩大国防与AI领域合作（图源：青瓦台）

合作不是选边：

主权AI正在同时连接中美

合作力量正在全球南方与中等国家中加速成长，但它们追求的不是依附中国，而是不依附任何一个单一强国。

马来西亚是一个典型案例。2025年，马来西亚数字部公布华为马来西亚与本地企业Skyvast签署主权AI云基础设施合作备忘录，方案明确涉及昇腾GPU与鲲鹏处理器；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随后又澄清，这项企业合作不是由政府背书的国家项目。

埃及同样体现了技术选择的竞争性。据彭博报道，华为向埃及提出政府AI数据中心方案，拟提供1408颗昇腾950训练芯片和600颗推理芯片；与此同时，美方也在准备由英伟达、微软等参与的替代方案。这不是“中国方案已经拿下埃及”，而是一个更有意义的事实：埃及正在用多套方案竞价，以争取更低成本、更大数据控制权和更多本地能力。

巴西走得更为直接。2026年8月，巴西政府推动约23亿雷亚尔（约4.47亿美元）的AI基础设施计划，其中里约项目拟与华为、科大讯飞合作，另有面向全球厂商的超级计算机采购。路透社把这一安排概括为在中美技术关系之间寻求平衡。

沙特阿拉伯也采取双轨策略：据2025年2月利雅得LEAP科技大会披露，DeepSeek已在沙特阿美（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位于达曼的数据中心运行；2026年2月，沙特阿美又与微软签署不具约束力的谅解备忘录，讨论主权型Azure能力、数据驻留和工业AI。

这些案例说明中国在这些市场的优势，未必表现为整套基础设施排他性取代美国，而更可能表现为开源模型、成本优势、芯片与本地集成能力嵌入到一个多供应商体系。

由此可以看出：AI产业看似已经喧嚣多年，实际上仍处在秩序形成的早期。敌意、竞争与合作混杂，不是一个短暂的过渡，而是中国AI将长期面对的新常态。更重要的是，这种复杂性制造的危机感，正是中国当下最需要的稀缺资源。

02

对内：危机感是这个

文明最稀缺的资源

我们这个世俗文明

最缺乏危机感

回顾中国历史，大危机往往不是在困难重重时爆发，而是在一切平稳、顺遂太久之后到来。

开元年间是最好的例子。彼时唐廷户口殷实、边境无大战事，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一切都运转得太顺利。正是这种长年的顺遂瓦解了警觉：均田制和府兵制的崩坏无人认真应对，边镇节度使坐大被视为理所当然。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八年战乱之后，那个顺遂的时代再也没有回来。

清代前期同样如此。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带着工业革命的成果来华，乾隆在给英王的敕谕中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彼时英国正在完成工业革命，而中国上下一切照旧运转。47年后，鸦片战争爆发。

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结构性的问题。儒家文明是世俗文明，没有外部的压力，危机感的来源只能是对现实的清醒；而盛世恰恰腐蚀这种清醒——日子过得太好，“现在”就容易被当成“永远”。对一个世俗文明而言，危机感不是悲观主义，而是生存机制；盛世最大的风险，就是它系统性地消灭这种机制；最平稳的年月，恰恰是这种机制最容易失灵的时候。

当下：

危机感是筛子，

筛出真正推动变革的人

反观当下，笔者近期与业界、政府、学界各界交流，一个共同感受是：大家都表达出了深深的危机感——对技术发展速度的焦虑，对产业过度内卷的疲惫，对社会信心不足的担忧。

很多人对此的解读是消极的和悲观的，甚至据此认为最好的阶段已经过去。笔者的看法恰恰相反。

诚然，危机感会让一般的商人失望离场，让一般的官员选择躺平，让一般的学者停止思考。但它同时会刺激真正的企业家去创新，刺激有志向的官员去改革，刺激引领思想的学者去生产思想。推动各个领域下一阶段变革的，从来都是这一小撮人；而在这一小撮人眼中，看到的不是悲观，而是中国技术和治理最大的机遇。

悲观与机遇往往同时成立。危机不会自动产生改革，真正有价值的是把焦虑变成可验证的问题，把问题变成可操作的实验，再把有效实验变成制度。没有这条转换链，危机感只是内耗；有了这条转换链，它才可能成为创新的起点。

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两千多年前的判断，今天依然成立。

中国AI的“四面楚歌”，对中国而言绝不是坏事，而是维持危机感的最好的外患。它让技术创新不敢停滞，因为有人盯着你的每一步；让产业不敢自满，因为对手的资本开支以千亿美元计；让政策不敢封闭，因为全球南方在用脚投票。一个被围堵的中国AI，反而最不容易得病。

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过去几个月里，我逐渐确信，要完全应对风险需要更加审慎。”（图源：纽约时报）

03

对外：中国不追求，

也难以建立AI霸权，

乐见的是均衡

永远不要赌美国输：

领先的不只是技术，而是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客观认识美国的科技能力。在可见时期内，中国不具备复制美国式全球技术霸权的完整体系条件。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的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和现代软件产业中，美国长期处于创新体系的中心。它的优势从来不只是一家公司或一种产品，而是顶尖大学、基础研究、风险资本、全球人才、政府采购、资本市场与大型科技平台之间形成的循环。

斯坦福《2026年AI指数》呈现了一个必须同时看到的双重事实：截至2026年3月，中美最强模型的性能差距已缩小到约2.7%；中国在AI论文、引用和专利授权数量上领先，美国仍产出更多顶级模型，并在高影响力专利和私人AI投资上保持优势，其中美国私人AI投资规模约为中国的23倍。

这意味着，中国在模型、研究产出、开源生态和工程化场景上的突破是真实的，但“部分维度并跑乃至领先”仍不等于“体系完全对称”。更准确地说，中国是一个已在若干领域进入前沿、但在先进算力、全球资本与高影响力成果等环节仍承压的体系型追赶者。但是，体系化的追赶需要很长时间，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一点在科技政策界有广泛共识。

所以，在科技问题上永远不要赌美国输。这不是唱衰中国，而是一种战略纪律。把希望建立在对手犯错、内斗或自我衰落上，是最危险的战略；把美国仍会持续创新当成基本情景，才能倒逼中国建立不依赖偶然窗口的长期能力。

不平衡的G2需要“G2+N”：

中等国家越自主，垄断越困难

在AI领域，中美已经形成事实上的G2。但如本专栏所讨论的，这不是一个平衡的G2——即便在G2之中，中国仍然是追赶者的角色。

对追赶者而言，最危险的格局不是出现更多竞争者，而是领先者完成寡头垄断。如果全球AI只剩一套由美国公司定义的模型、云、芯片、支付和治理标准，中国企业就只能在别人规定的接口内生存。相反，法国、韩国、日本、沙特、巴西、马来西亚等国家越重视技术主权，越愿意建立本国模型、算力、数据规则和供应链，美国单方面锁定全球技术路径的难度就越大。

因此，韩国与法国的合作、韩国与日本的合作，我们不应敌对地看待。中等国家为了国家利益追求技术主权是必然的，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与美国的疏离——李在明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穿梭，崔泰源在仙台谈“经济共同体”，都不是简单的选边。他们每多一分自主，美国的垄断就少一分地盘；他们每多一种选择，中国的开源方案就多一分机会。

这就是“G2+N”的意义：不是否认中美两强现实，而是在两强之外增加足够多的自主节点，让竞争从零和对抗转向动态均衡。如果借用儒家“和而不同”的观念，这种均衡不是要求各方一样强、一样想，而是承认差异长期存在，同时反对任何一方把差异变成永久支配。

美国数据与人工智能公司Databricks计划在未来三年，在新加坡投资超过3亿5000万美元（图源：联合早报）

多元不会自动均衡：

灵活性与适应性才是胜负手

多元格局虽然符合中国利益，却不会自动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更多参与者意味着更多机会，也意味着更多标准、更多监管、更多本地化要求和更多联盟重组。今天的合作伙伴，明天可能成为某一市场的竞争者；今天与美国保持距离的国家，明天也可能因为安全压力重新靠近美国。所谓动态均衡，本来就不是一个静止终点，而是一连串暂时平衡。

这要求政府和企业建立三种不同的相处能力。面对敌意力量，要有底线思维：提高自主可控能力，完善训练、数据和知识产权证据链，用法律、技术和外交工具应对指控。面对竞争力量，要有开放思维：承认对方追求技术主权的合理性，在标准、评测、应用和供应链上寻找可拆分的合作，而不是要求对方全栈采用中国方案。面对合作力量，则要有克制思维：不以新的锁定替代旧的锁定，给伙伴保留数据控制、本地人才培养和多供应商选择。

多元竞争与合作是中国乐见的方向，但均衡不是自然形成的礼物，而是一种需要持续经营的能力。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把世界划成敌我两块，而是在守住底线的同时，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04

结语

中国AI“四面楚歌”了吗？

如果“四面楚歌”是指压力从四面而来，答案是肯定的；如果它意味着孤立无援，答案则是否定的。美国部分力量试图把技术争议安全化、制度化，日韩欧洲正在加速自主投入，全球南方也不会把自己的数字未来托付给任何一个国家。中国AI面对的世界，正在比过去更拥挤、更警惕，也更难预测。

但这或许正是我们最好的局面。

对内，敌意提醒我们守住底线，竞争迫使我们校准能力，合作检验我们是否真正理解别人的利益。它们共同制造的危机感，可以防止中国把阶段性突破误认为最终胜利。对外，越来越多国家追求技术主权，会让全球AI从不平衡的G2走向“G2+N”，让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难建立排他性霸权。

中国不需要一个没有对手的世界，也不应追求一个所有国家只能依赖中国的世界。中国需要的，是一个谁都无法垄断、每个国家都有选择、不同技术体系能够竞争也能够连接的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四面楚歌”。

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听见赞歌之后，误以为竞争已经结束；或者听见楚歌之后，又把所有人都推成敌人。

在敌意中守住底线，在竞争中保持清醒，在合作中学会克制，这才是中国AI走向下一阶段最需要的能力。

本文作者

黄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助理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院长。

Kimi K3：月之暗面公司开发的新一代旗舰生成式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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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李 征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王炳云‍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