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春，北平一处秘密联络点内，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干部许建国、谢甫生，正与陈卓毅商量一件棘手的任务。日军准备对冀中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行动，可行动日期和具体部署尚未摸清。情报再晚一步，后果难以估量。
陈卓毅没有急着表态。他清楚，自己能够利用的不是某件武器，而是多年经营下来的人际关系。留日经历、家族背景，以及曾在伪政权任职的经历，使他既能接近敌伪人员，也容易成为日军特务注意的目标。
这份特殊经历，最早形成于日本占领东北之后。1935年，陈卓毅与张为先、丁宜等人在东京发起反帝爱国组织，表面上进行学习交流，实际上还搜集日本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资料，并散发抗日宣传品。
组织活动很快引起日本警方警觉，成员只得转入更隐蔽的状态。陈卓毅出身富裕家庭，本可以凭借家世过安稳日子，却选择参与风险极高的抗日活动。也正是在那段时期，他逐渐与共产党建立联系，并确定了自己的政治方向。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卓毅的家族关系开始转化为抗战资源。叔父陈楚才在工商业界有一定影响，陈卓毅便通过亲属和熟人，协助转运有色金属、棉花、医疗器械及通信器材等物资。这些东西看起来普通，到了根据地，却可能直接关系到兵工生产和部队联络。
有意思的是，陈卓毅并不只在幕后运输物资。1939年后，他曾在日军控制下的石门伪市政府担任代理市长、社会局局长等职务，还兼任报社负责人。这样的身份让他能够接触伪政权的人事变动、物资调配和军事运输消息。
但这条路并不安全。何松亭以老乡身份住进陈卓毅家中后，附近突然出现许多陌生面孔。陈卓毅察觉不对，借助与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彭副官的关系探听情况，并设法让何松亭离开石门。随后，他和冯世杰以回乡协助亲属经营实业为由辞职，返回北平。
这次经历说明，敌伪机关可以成为情报渠道，也可能变成陷阱。1940年前后，陈卓毅在北平以叔父公司经理的身份活动，对外经营实业，对内则接受晋察冀社会部领导，使用“40号”这一工作编号。他把住宅、亲属和商业往来组织成掩护，尽量避免引起外界怀疑。
到了1942年，真正的难题摆在面前。日军内部传出消息，华北方面将对冀中根据地采取行动。许建国问：“你还能联系上彭副官吗？”陈卓毅回答：“能联系，但不能按过去的身份直接去见。”谢甫生随即提醒：“单线联系，不能把这个关系用断了。”
陈卓毅考虑再三，想到彭副官在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任职，直接以老同学身份出现，风险太大。此时，一场留日学生聚会给了他新的机会。席间有一名日本艺伎，据说与日军高级军官关系密切，能够出入司令部。
陈卓毅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先将计划报告组织。得到同意后，他在聚会上与艺伎接近，谈起留学经历、石门任职和家族生意，把自己包装成一名与日军政界有往来的富家子弟。对方因此降低戒心，并愿意带他进入司令部。
几天后，陈卓毅随艺伎进入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见到了彭副官。两人先谈旧日同学和留学生活，谁也没有直接触碰军事话题。临别时，陈卓毅故意提到那场聚会，问彭副官为何没有参加。
彭副官面露难色，只说司令部近来管得很严，不准随意请假外出。走出办公室前，陈卓毅注意到门旁记事板上写着“五一”两个字。彭副官又低声提醒：“最近别乱走，安稳待在北平。”这句话看似寻常，却与“五一”形成了明显呼应。
陈卓毅没有继续追问。他明白，情报人员不能把话说尽，更不能逼迫提供消息的人冒险。离开后，他立即赶往天津，将所见所闻和自己的判断报告上去。经过其他情报组交叉印证，晋察冀社会部认为，日军行动很可能在5月1日前后展开。
1942年5月1日，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由于预警及时，根据地部分机关、电台和重要人员提前转移，许多关键目标没有被日军一举摧毁。情报工作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夺取多少文件，而在于让对手的突然袭击失去突然性。
反扫荡工作结束后，陈卓毅情报组受到表扬。值得一提的是，组织给予的实物奖励颇有些出人意料：山东方面运来的三船梨，原计划转运到边区，后来因故滞留，等到陈卓毅一行前去领取时，梨已经全部腐烂。这件事后来成了晋察冀社会部内部流传的一个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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