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2年，上海市长陈毅在办公室里点了一个名字：王一平。此时的王一平，还是军队中的副兵团级干部，担任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政治部主任。按常理说，这样的干部留在部队，前途十分明朗，可陈毅要的，正是他这份带兵和做思想工作的本事。
第八兵团司令员王建安舍不得放人，曾向陈毅求情，希望把王一平留下。陈毅只回了一句：“这是命令。”王一平接到调令后，没有讨价还价，转身进入上海，开始了另一种战场。
这次转身，也让他错过了1955年的授衔。授衔工作开始时，已经转到地方任职的干部，不再按照军队系统参加评定。王一平若继续留在部队，凭借副兵团级资历和长期战功，至少具备进入将军序列的基础，但历史没有给他留下这个名分。
名号没有了，责任反而更重。
上海刚刚解放不久，城市人口密集，工商关系复杂，社会秩序和经济恢复都不能靠口号解决。陈毅把王一平调来，安排他担任市委组织部部长，看中的并非单纯的军功，而是他在复杂环境中识人、用人、团结干部的能力。
王一平1914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家里靠打渔维持生活。父母没有多少财产，却认定读书能让孩子多一条路。1932年，他考入文登乡村师范学校。那所学校的进步气氛很浓，校长于云亭和党支部书记谷牧都在传播革命思想，王一平由此接触到共产党，随后加入组织。
1935年11月，胶东地区发动农民武装起义。起义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王一平也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他离开家乡，先后在北平、东北从事地下工作。西安事变后，他被调往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又回到山东开展抗日斗争。
这种经历，使他很早就明白，政工干部不能只会讲道理。部队缺粮时要想办法，干部有情绪时要疏导，群众不理解时要耐心解释。战争年代的政治工作，往往落在一件件琐碎的小事上，却直接关系到队伍能不能打仗、能不能坚持。
抗战后期，王一平担任山东军区第四师政委。解放战争中，他又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政委。淮海战役期间，第八纵队争夺运河铁桥，为围歼黄百韬兵团争取了宝贵时间，相关战报曾专门报道这场战斗。
1949年2月，解放军整编，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六军，王一平任军政委。同年渡江战役后，他率部参加解放上海。部队进城后，如何维持秩序、保护工商业和稳定民心，同样考验着这位军政干部。
有意思的是，王一平后来最让人议论的，不是战场上的经历，而是他对家人的约束。
他的妻子张梅修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上海筹组市纪律检查机构时，组织上曾考虑调她过去。王一平却明确反对：“我分管的部门，你不能去，免得别人说我徇私。”后来市园林系统研究干部安排，张梅修的名字又被列入候选名单，王一平看到后，再次把名字划掉。
有人觉得他做得太绝，张梅修自己也曾感到遗憾。但王一平的考虑很直接：夫妻都在相关部门任职，哪怕没有私下照顾，也难免引来猜疑。为了避嫌，他宁愿让妻子的职务多年没有明显变化。
对孩子，他同样不留情面。
大儿子参军复员后，在上海工厂当工人。因为工作表现不错，组织准备安排他参加干部培训。王一平得知后，把儿子叫到身边问：“如果你不是我的儿子，这个机会还会不会有？”儿子答不上来。他接着说：“没有把握，就别去当这个干部，踏踏实实做工人。”
大儿子后来退出培训，直到退休，始终是一名普通工人。
二女儿也曾在部队工作，婚后原本有机会调回上海。王一平没有同意。他曾分管过知识青年和上山下乡等工作，知道上海许多家庭的子女都在外地，若自己的孩子轻易回城，便很难解释这种特殊安排。于是，女儿一家长期留在外地生活。
王一平先后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和上海市第五届政协主席，手中并非没有方便家人的条件。可在干部任用和子女安排上，他始终把“避嫌”看得很重。五个子女没有一个走上仕途，有的做工人，有的从事普通劳动。
这件事放在家庭内部，难免显得生硬；放在当时的干部作风中，却能看出王一平的原则边界。对他而言，军衔可以错过，职务可以变化，唯独不能让家属因为自己的位置多拿一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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