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35年4月13日，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
下午四点，天色暗得像傍晚。刑场上第一次架起了绞刑架，从英国进口的钢制绞架，崭新锃亮，在阴雨中泛着冷光。二十七条麻绳挂在横梁上，被风吹得吱嘎作响。
二十七个男人被押上来。他们个个瘦得脱了相，衣服上全是血痂和鞭痕，五个月酷刑留下的痕迹，不用问都知道。但没有人低着头，没有人腿软，没有人回头看一眼身后那个黑洞洞的绞刑室。
第一个人被推上绞架的时候，突然开口了。他唱起了《国际歌》，法文版的。然后第二个跟上来，第三个，第四个，二十七个人一个接一个地唱，声音沙哑却一点没跑调，在阴冷的刑场上空回荡。
连见惯了杀戮的刽子手，手都抖了。
绳索收紧。二十七条命，就这么没了。
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在这二十七个男人被绞死之前，同一批被抓的人里有七个叛变了。他们扛不住老虎凳、辣椒水、烙铁的折磨，开口招了。但这二十七个人，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松口。
一个都没有。
你可能会问，这些人到底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为什么国民党要用绞刑，而不是枪毙？
这事，得从半年前说起。
上海滩最让特务头疼的一支队伍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白色恐怖压得人喘不过气。党中央机关被迫转入地下，每一次接头、每一次开会，都是在生死线上踩钢丝。
在这种环境里，中央特科下面有一支特别的小队伍，叫“红队”，也叫“打狗队”。它的任务只有一个：收拾叛徒和特务。
红队有多少人？二三十个。听起来不多，但这些人个个是百里挑一的好手。他们平时各有各的职业打掩护，扮成店员、工人、小贩，跟普通市民没两样。队员之间单线联系，互相不知道对方住哪，只有接到任务才在特定地点碰头，任务一完各回各家。这种结构，外面的人根本摸不进去。
红队的队长叫邝惠安，真名龚昌荣，广东新会人，1903年出生。这人的枪法准到什么程度？双手持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中统特务私下叫他“老广东”，听到这个名字就腿软。
他干过什么事？
1932年，中统上海区的头目史济美被当街打死。1933年，接任的黄永华也倒在电梯口。还有一个叛徒叫熊国华，躲在医院病床上，巡捕房24小时派人守着，照样没躲过去。
红队在上海滩干了七年，除掉了一批又一批叛徒和特务头子。国民党中统恨得牙痒痒，但就是抓不到人。因为这支队伍太严密了，从外面打不进去。
裂缝从内部裂开
但它们最后还是被找到了突破口。这个突破口，来自“内鬼”。
1933年，中统沪西分区主任苏成德盯上了一个叫张阿四的交通员。苏成德这个人不简单，他原本就是中央特科的人，甚至当过行动科的负责人。红队不少队员都曾是他的旧部。他太懂红队的规矩了，也知道从外面攻不进去，唯一的办法是在里面安插人。
张阿四被捕之后，没熬过几轮审讯就叛变了。苏成德没有杀他，而是给他布置了一个长期任务：装作无事发生，回到组织里继续当交通员，暗中给自己送情报。
这颗暗钉一埋就是一年多。
张阿四借着交通员的身份便利，悄悄记下了红队的联络暗号、成员住处、秘密据点的方位，连每次开会的时间、参会人员的座次都摸得一清二楚。到了1934年下半年，他成功打入了红队，成了预备队员。红队从上到下的情况，全落在了敌人手里。
1934年10月，张阿四给苏成德送去了一条关键情报：组织带一批人去上海郊区练枪法，带队的是个广东人，枪法极准。
苏成德一听就知道，这个广东人只能是邝惠安。
特务开始跟踪张阿四和跟他联系的老队员赵轩，一层一层往上摸，最后锁定了邝惠安的住处——法租界巨籁达路凤翔银楼二楼。那间银楼的窗台上常年摆着一盆仙人掌，是区分安全与危险的暗号，整条弄堂没人知道这间银楼里藏着一支地下武装的全部命脉。
一锅端
1934年11月6日，天刚蒙蒙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