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博历史文化散文:陈元光：把“蛮荒”种成“家园”的人

在福建的历史上，有许多“开”字辈的人物。开闽第一王无诸，开城门的贺齐，种杏的董奉。而陈元光，是那个“开漳”的人。

“开漳”二字，今天写在史书上，轻飘飘的。但在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这两个字的分量，是一个十三岁少年跟着父亲南下时，脚下踩过的每一寸泥泞。

一支军队的“根”

陈元光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父亲陈政奉诏入闽平乱，带的是“府兵三千六百名，战将一百二十三员”。次年，朝廷又派陈政的两位兄长率“军校五十八姓”增援，祖母魏敬以七十二岁高龄随军南下。

八十七个姓氏，近九千人。这支部队从光州固始出发，顺着淮河入大运河，经江浙入闽，翻山越岭，瘴疠侵扰，到达九龙江畔时，已是一支“尽室南来”的队伍——他们带着家眷，带着农具，带着中原的种子和手艺。

陈元光后来请建漳州，打的旗号是“靖边方”。但这支军队从出发那天起，就注定不会打完仗就走。他们带着“家”来的。

这是理解陈元光的关键。他所做的，不是一场军事征服，而是一次“扎根”。刀锋指向的是混乱，而刀锋落定之后，真正要做的事，是让这片土地长出庄稼，让这群人把他乡变成故乡。

“其本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

陈元光最有分量的一句话，是他上呈朝廷的《请建州县表》中那句：“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

“本”是建立州县，“要”是兴办学校。一个以军功起家的武将，说出的却是这样一句话。

他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看到了问题的根。闽粤之交的“蛮獠啸乱”，表面是族群冲突，底层是治理真空。这片土地处于泉州与潮州之间，是行政的“缝隙地带”，唐王朝的政令到不了，中原的文化传不进，混乱便在这里反复生长。要终结混乱，不能只靠杀人，要靠“建制”。有了州县，才有编户；有了学校，才有教化。

垂拱二年（686年），漳州获准设立，陈元光成为首任刺史。他从“平乱的将军”变成了“建州的长官”。

把“蛮”变成“民”

陈元光治漳的第一件事，是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有地可种”。

他推行均田制，“将故绥安、兰水的无主荒地，按人丁分配到户”。对于愿意归顺的山越民众，他划出专门区域让他们定居，称“唐化里”，“免其赋税徭役，帮助解决种子、农具的困难”。他率府兵在漳江上游截江筑陂，修建“军陂”，引水灌溉千余亩农田。

第二件事，是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有学可上”。他在漳州创办乡校，推行科举制度，“开启文风鼎盛的时代”。

第三件事，是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有亲可结”。他“鼓励部下与蛮獠通婚，以促进民族融合”，并且“身体力行，迎娶当地种氏为妻”。

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看，逻辑很清楚：给地，让身体安定；给学，让精神有归；给婚姻，让血脉交融。当汉人与山越人成为邻居、同窗、亲家，“蛮”这个字就慢慢失去了它的锋利。

刀与犁

陈元光最终是死在刀下的。

景云二年（711年），潮州残寇复起，“蛮獠”首领蓝奉高率众偷袭，陈元光率轻骑抵御，“因寡不敌众，最后身负重伤，战死沙场”，时年五十五岁。

他死在战场上，但他一生真正在做的事，是把战场变成田野。

在云霄火田镇的火田溪中游，至今残存着一段长约三十米的古坝，当地人叫它“军坡”。这是陈元光率将士屯垦时修建的水利工程，“坝长一百二十米，引水渠全长四千米”，灌溉面积达千亩以上，“是福建最早的水利工程之一，历经一千三百多年，至今仍惠泽一方”。

刀与犁，暴烈与温柔，终点与起点。陈元光的一生，就是这两者的交汇。

他像一个农夫，用刀砍开荆棘，用犁翻出泥土，然后播种，然后等待。等待这片曾经“几疑非人所居”的土地，长出稻米、荔枝、村庄和书院。

从“将军”到“圣王”

陈元光死后，历代朝廷对他的追封多达二十二次。从唐代的“临漳侯”，到宋代的“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再到清乾隆年间正式追封“开漳圣王”。

一个武将，为什么会被封为“圣王”？

《礼记·祭法》有一段关于祭祀标准的话：“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陈元光几乎满足了全部条件。

但更深的答案，藏在闽南和台湾的民间庙宇里。今天，漳州有登记在册的开漳圣王宫庙二百五十一座，台湾则有三百八十余座。每年，来自海内外的陈氏后裔和漳籍同胞，会聚集在芗城浦南镇的石鼓山上，祭拜这位“先祖与神灵”。

他们拜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源”。八十七姓府兵的后裔，从闽南到台湾，从台湾到东南亚，一代代走出去，又一代代回来寻根。他们拜陈元光，就是在确认一件事：我的根在这里。

种“根”的人

陈元光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全唐诗》里收录了他的几首诗，其中有一句写平乱初期：“振旅龙江修战具，移文凤阙请增兵。”一个十三岁从军、五十五岁战死的人，留下的诗句里，有战具，有增兵，却也有“杂卉三冬绿，嘉禾两度新”的田园景象。

他一生做的，就是把“战具”变成“嘉禾”。

历史上有一种人，他们的贡献不是“打天下”，也不是“坐天下”，而是把一个地方从“不属于任何人的地方”，变成“有人愿意称之为家的地方”。他们不站在舞台中央，但他们做的事，决定了舞台本身是否存在。

陈元光就是这样的人。他种下的不是一棵树，不是一个城，而是一个“根”。一千三百年后，这个根还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