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10月，朝鲜半岛战火逼近鸭绿江。北京作出决策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由此展开。此时摆在志愿军面前的，不只是陌生地形，还有现代化装备占据明显优势的对手。
真正承担战场压力的，是解放战争中久经考验的部队。军长们大多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熟悉大兵团作战，也明白一支部队的长处和短板。到了朝鲜战场，许多将领面对的已不是国内战争中的局部较量，而是空地一体、火力密集的现代战争。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志愿军没有占领对方大片土地，却守住了阵地，迫使对手坐到谈判桌前。战事结束后，这批军长陆续回国，有的继续统率野战部队，有的转赴地方，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军区司令员。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秦基伟。
上甘岭战役期间，秦基伟担任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1952年10月至11月，十五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守阵地，反复击退对方进攻。坑道、山地和反复争夺的高地，成为这场战役最鲜明的印记。
秦基伟回国后，先后担任昆明军区、成都军区主要领导职务，后来又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恢复军衔制度后，秦基伟又被授予上将军衔。能够跨越多个历史阶段持续担任重要职务，在开国将领中并不多见。
第十五军之外，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同样战功显赫。第二次战役中，三十八军在长津湖以西地区连续作战，打出了“万岁军”的称号。这个称号并非来自一场偶然胜利，而是部队在恶劣环境下连续突击、顽强追击的结果。
梁兴初回国后，曾任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后来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他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值得一提的是，梁兴初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是四野重要将领，入朝作战只是其军事生涯中又一次严峻考验。
志愿军第一军军长黄新廷，入朝时间相对较晚。1953年夏季金城战役前后，第一军参加了相关作战。金城反击战是停战前的重要战役之一，志愿军以集中兵力突破和纵深打击，进一步改善了谈判态势。
黄新廷回国后，于1960年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他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第一军虽然不是最早入朝的部队，但其骨干经历过西北作战和解放战争，战斗力并不因入朝较晚而逊色。
第五十四军则有些特殊。这支部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组建目的与抗美援朝直接相关，但其官兵并非缺少战争经验。军长丁盛便是从长期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指挥员，部队形成后很快投入高强度作战。
回国以后，丁盛先后担任广州军区、南京军区司令员。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与许多高级将领相比，丁盛的军衔起点并不高，但后来能够担任大军区司令，说明军队任用更看重实际指挥经历和岗位表现。
第四六军军长萧全夫，也是这七人中的一位。抗美援朝期间，四六军承担过重要作战任务。回国后，萧全夫长期在边防和大军区岗位任职，后来担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1969年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时，他任沈阳军区主要领导，负责东北方向的边防部署。
萧全夫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有人容易把他与中将群体混为一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七位后来担任大军区司令的军长中，少将只有丁盛和萧全夫两人。
曾思玉担任志愿军第六十四军军长时，经历了第五次战役以及后续阵地防御、反击作战。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部队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阵地攻防，指挥员既要敢于进攻，也要善于组织防御。
曾思玉回国后，先后担任武汉军区、济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第六十四军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也体现了志愿军作战方式的变化：从运动战逐渐转入阵地战，依靠工事、炮火和严密组织与对手周旋。
志愿军第二十四军军长皮定均，回国后先在福州军区任职，后来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1973年又回到福州军区，出任司令员。皮定均在革命战争时期就以善打硬仗著称，抗美援朝期间同样承担了重要指挥任务。
1955年授衔时，皮定均被授予中将军衔。这样算下来，后来成为大军区司令员的入朝主力军长共有七位：秦基伟、梁兴初、黄新廷、丁盛、萧全夫、曾思玉、皮定均。
他们的军衔构成也很清楚：秦基伟、梁兴初、黄新廷、曾思玉、皮定均五人为中将，丁盛、萧全夫为少将；其中秦基伟在1988年再次授衔时晋升为上将。曾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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