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四个月就被砍头，卢世荣：元朝最血腥的“钞法”改革者

公元1285年，元至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大都。

一个五花大绑的中年男人被押到刑场。他叫卢世荣，四个月前还是大元帝国的中书右丞，忽必烈面前的红人，手握全国财政大权。此刻，他跪在冰冷的泥地上，背后是围观百姓的窃窃私语和鄙夷的目光。

刀光闪过。但这还不是结束。忽必烈有旨：“刲其肉以食禽獭。”

——把他的肉割下来，喂给飞禽和水獭吃。

一个替皇帝搞钱的人，最后被皇帝下令“碎尸喂兽”。这就是元朝理财官的宿命。阿合马被铜锤砸死，卢世荣被碎尸喂禽，桑哥被下狱诛杀。三个“财神”，三条血路。

而卢世荣死前，手里还攥着一份没来得及推行的“钞法改革”方案。他说，如果让他干下去，不用多收老百姓一分税，就能让国库多收三百万锭。忽必烈信了，让他干了。四个月后，忽必烈又把他杀了。

卢世荣的出身，本身就带着“污点”。

大名府人，汉人，原名叫卢懋。他最早是阿合马的属下，靠着行贿当上了江西榷茶运使。在任上，“靡有不为，所犯赃私，动以万计”——什么坏事都干，贪的钱“数以万计”。

后来被罢官了。

阿合马被铜锤砸死之后，元朝的财政一下子塌了半边天。朝廷里没人敢再提“理财”两个字，可忽必烈的军费、赏赐、营建，哪一样不要钱？桑哥站出来推荐了卢世荣，说他“有才术，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

忽必烈召见了卢世荣。聊完之后，“奏对称旨”——皇帝很满意。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一月，忽必烈做了一件让满朝文武目瞪口呆的事：他召集中书省官员，让卢世荣跟他们当庭辩论。右丞相和礼霍孙守正不阿，却被卢世荣的“强词”击败。结果，和礼霍孙、右丞麦术丁、参政张雄飞、温迪罕全部被罢官，卢世荣一步登天，成了中书右丞。

一个“带病”的贪官，靠着嘴皮子，把当朝宰相辩下了台。元朝的朝堂，变成了卢世荣一个人的舞台。

卢世荣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钞法。

“即日奉旨中书整治钞法，遍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加以罪。”——当天就拿着圣旨到中书省，宣布整顿纸币，不听话的官吏一律治罪。

但他不只是“整顿”。他要干一件更大的事。

他向忽必烈奏报：现在天下每年的税课收入是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如果按他的办法来，“不取于民，裁抑权势所侵，可增三百万锭” 。

三百万锭。是原来收入的三倍多。而且他说，不向老百姓多收一分钱。

钱从哪来？从权贵口袋里掏。

卢世荣的“钞法改革”，核心有三招：

第一招，钱钞并行，发新钱。 中统钞贬值严重，他提出“依汉、唐故事，括铜铸至元钱，及制绫券，与钞参行”。什么意思？就是回收铜料，铸造金属货币，同时发行一种“绫券”（丝织品做的纸币），跟中统钞一起流通。增加金属货币的流通量，来代替疯狂印出来的纸币。

第二招，垄断海外贸易。 他在泉州、杭州设立“市舶都转运司”，由政府造船、出本钱，让商人出海贸易，“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 。禁止私人出海，抓到就没收全部货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系统性地垄断海外贸易。有学者评价，这套“官本船”制度，“使得元初的财政危机有所缓解”。

第三招，官营酒醋，立常平盐局。 民间酿酒太自由，“价高味薄”，他奏请“一切禁罢，官自酤卖”，米一石收钞十贯，“增旧十倍” 。盐也一样，设立“常平盐局”，盐贩涨价，官府就平价卖，把盐价打下来。

卢世荣的方案，听起来很美。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不取于民”是口号，“取于权势”是手段，可权势的钱，最终还是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

他垄断了海外贸易，民间海商没了活路。他官营酒醋，酒价涨了十倍。他铸新钱、发绫券，老百姓手里的中统钞又贬值了一轮。

皇太子真金站出来说话了。真金从小跟姚枢、窦默学儒学，是汉人儒臣集团的靠山。他听说卢世荣“以言利进”，直接怼了一句：

“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

翻译成白话：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怎么可能每年都有盈余？我怕的是，老百姓的血被榨干了。这不光是害民，这是国家的蛀虫。

真金的这句话，代表了一大批人的态度。汉人儒臣集团，从一开始就不信任卢世荣。

卢世荣是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上任的。至元二十二年三月，监察御史陈天祥上了一道弹劾奏章。

陈天祥这个人，是元朝有名的“硬骨头”。他在奏章里把卢世荣的老底翻了个底朝天：“素无文艺，亦无武功，惟以商贩所获之货，趋附权臣，营求入仕。” ——没学问，没武功，靠送礼巴结权臣混进官场。上任之后，“不白丞相安童，擅支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不与枢密院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

忽必烈下令调查。安童组织了一场“对质审问”，卢世荣在审问中承认了一些错误，但坚称自己的理财方案是对的。

忽必烈犹豫了。他需要卢世荣搞钱，但也需要平息朝堂上的怒火。最终，他选择了后者。

卢世荣下狱。

十一月二十七日，处死。“刲其肉以食禽獭” ——割肉喂鸟兽。

从拜相到碎尸，四个月零几

《元史》把卢世荣写进了《奸臣传》 ，跟阿合马、桑哥并列。

可后世学者不这么看。有人专门研究过卢世荣的“反通货膨胀政策”，认为他“具有超前意识”，他的改革“虽有许多值得称道”。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垄断海外贸易，他的“官本船”制度后来被元朝长期沿用。

但他也确实有“硬伤”。他行贿入仕，贪赃枉法，这些都是《元史》白纸黑字记着的。他不是“干净的改革者”，他是一个有污点、有野心、有方案、但注定活不长的理财官。

有学者总结他的死因：“所行政策自身的问题、义利之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改革措施遭到当朝权要的反对，以及其自身的一些不足之处” 。

“义利之争”——这四个字，才是卢世荣真正的死因。在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里，“理财”本身就是一种“原罪”。你替皇帝搞钱，你就是“言利之臣”；你触碰权贵的利益，你就是“奸邪”。你越能干，死得越快

卢世荣死后，他的钞法改革全部废止。中统钞继续贬值，元朝的财政继续恶化。十几年后，桑哥上台，又搞了一轮理财，又被杀了。元朝的“理财官循环”，永远停不下来。

他死的时候，没有人替他说话。 汉人儒臣恨他，因为他是“言利之臣”；蒙古权贵恨他，因为他动了他们的蛋糕；忽必烈杀他，因为他死了，朝堂就安静了。

他提出“不取于民，可增三百万”，这话也许有吹牛的成分。但他至少试了。他试图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从权贵和垄断者手里把钱抠出来，塞进国库。

他的方法太急、太猛、太不体面。 可那个时代，体面的方法，根本搞不到钱。

四个月，三百万锭的承诺，一具被喂了禽兽的尸体。 这就是卢世荣的全部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