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课讲了一个多小时，中间没有停顿。课后，学校党委书记姜泽廷、校长卢春龙等来到教室慰问陈光中先生。授课前，研究生院、刑事司法学院、比较法学院负责人也拜访看望了他。
2026年8月27日上午，我的公众号后台跳出一条新消息。
著名法学家、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重要奠基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先生的头像亮起来。书房里，整面墙的书架前，一位老人端坐着，微微侧过头，目光平静。头像右侧写着四个字：钟鸣老人。
关于这个微信名，公开报道说法不一。澎湃新闻采访他时，他说“钟”同名字里“中”的谐音，“鸣”取百家争鸣之意。正义网则说，他意在提醒自己“像铜钟一样，在嘈杂声处常鸣”。
我没问过他本人。但我知道，1993年他牵头起草刑诉法修改建议稿时，最核心的三条建议——增强辩护职能、律师侦查阶段介入、确立疑罪从无——每一条在当时都是少数意见。在多数人选择沉默的年代，他选择做那口钟。
他点赞的，是我写永嘉新农村建设的那篇。那篇里没有他，只有永嘉另一个村子的事。
十五天后，9月11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一间教室里，96岁的陈光中站上讲台。台下是2026级刑事诉讼法学博士新生，还有几位青年教师和从外校赶来的旁听者。
这堂课，是他为博士新生讲授的开学第一堂专业课，题目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与无罪推定原则”。
他先从古代司法制度讲起，四千年脉络，归纳出七大特点。讲到死刑复核复奏，点出慎刑思想；讲到监察体系，梳理运行机制；讲到调解与保辜，把“和谐无讼”放回当时的社会土壤。
然后转向无罪推定，从贝卡利亚讲到国际人权准则，把核心内涵拆成三条：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证明标准达到确定性，疑罪从无、疑刑从轻。
最后，他结合刑诉法第12条与联合国相关公约比较，明确提出应在刑诉法第四次修改中明文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和“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立法口号。
1955年，25岁的陈光中在《政法研究》上发表第一篇论文《苏联的辩护制度》，明确提出中国要建立辩护制度，并以无罪推定原则为根据。两年后，他又写文章主张在中国实行这一原则。
反右运动开始后，他的法学研究被迫停止，到广西大学担任历史教师六年。这段远离法学的日子，反而让他一头扎进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法学研究很有帮助。”
1993年10月，他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函，牵头起草刑诉法修改建议稿。他带领团队完成六编329条的建议稿，比原法164条增加一倍。
其中约65%的内容被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吸收，最大的突破就是把疑罪从无原则引入刑诉法。
2016年12月2日，86岁的陈光中坐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旁听席上。聂树斌被宣判无罪。
他后来写道：“本人有幸作为专家代表现场旁听了该案的宣判活动，亲自经历和见证了聂树斌案件改判的历史性时刻，不由得倍感欣慰和动容。”
此前，他提出聂树斌案五大疑点，并专门找法医论证，形成7000多字会议纪要，2015年以个人名义呈报最高人民法院。
从1955年援引无罪推定原则，到2016年见证“疑罪从无”落地，中间隔了61年。
而在这61年里，永嘉这片土地上，还有另一个村子也在做一件事。
坦头村在桥头镇，北傍菇溪。1949年前，那里流传一句村谣：“买米要靠温州街，烧柴要靠青田山，挣钱要靠肩头担。”
1992年，温州市委在这个村搞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那一年，村里工农业总产值2035万元，商品成交额4100万元，主要产品是皮鞋和纽扣。
陈光中的故乡白泉村在大若岩镇，楠溪江畔，离坦头村不近。但两处做的事，底色一样：都没有等国家政策文件，自己先动了起来。
陈光中在国家法治尚未健全的年代，为“疑罪从无”奔走呼号。一个在庙堂之上为公正拓路，一个在田野之间为民生探路。路径不同，底色却一致：都是在无人处先行，都是在寂静中发出回响。
书房里的头像静默无声，像他本人一样谦逊、寡言。我没有回复那个赞。
我只是重新打开那两篇文章——一篇写一个人，一篇写一片土地。然后我忽然明白，它们之间贯穿着同一条精神脉络：先行，实干，把根扎在最深的泥土里，然后在无人走过的地方踩出一条路，再敲响一口钟。
陈光中做到了。他的故乡也做到了。而他那天无声的点赞，不过是用一个动作，把这些故事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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