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3年春，苏联一处村庄，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把孙女唯一的一双旧鞋收在床边。鞋底已经磨薄，鞋面也破了，可孩子睡觉时仍不肯脱下，因为家里再没有第二双鞋。
斯大林格勒战役于1943年2月2日结束后，德军开始向西撤退。战火没有立刻离开村庄，撤退中的部队不断搜掠，房屋、粮食和牲畜都被带走。费克拉的家只剩四面土墙，柜子、桌椅早已不见，春天的食物便成了草根和野菜。
她的丈夫、儿子和儿媳都在前线，家中只剩她和孙女。两个人相互照看，却没有多少力气说话。村里妇女常常站在路口，等候前线送回的消息。有人盼亲人归来，有人已经知道，盼望本身就是唯一能够抓住的东西。
一天，村里传来消息：一批被俘士兵被押到了附近，若有人认出自己的亲属，可以设法领回。妇女们顾不上寒冷和饥饿，纷纷赶去。那些士兵衣服破烂，身上带伤，许多人瘦得只剩骨架，连站立都十分困难。
有人认出了丈夫，也有人把陌生士兵领回家。不是她们看不清，而是这些年轻人早已被折磨得面目全非。几个士兵饿到连鸡蛋都咽不下，只能一点点舔食草茎和树根。战争到了这个地步，人的尊严和体力都被压缩到最低处。
费克拉去得晚些，没有找到儿子和儿媳。她却没有空手离开。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一直盯着她，像是在等待一个决定。他叫萨什卡，十八岁，名字恰好与费克拉早年夭折的弟弟相同。
费克拉按当地习惯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对看守说：“他是我的弟弟。”这句话未必能骗过所有人，但当时的混乱给了她机会。萨什卡被带进了她那间空荡荡的小屋，躺下后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身上几乎找不到一处完好的皮肤。
村民们轮流拿出一点食物。没有人家富裕，可每家都愿意分出一口粥、一块黑面包。费克拉还翻出一件新衣服，那是给丈夫准备的，原本打算等胜利消息传来时让他穿上。她把衣服收好，始终没有告诉萨什卡这件衣服原来的主人是谁。
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村中有一个男子向德军指挥部告发，说村民带回的士兵并非亲属。这个人平时和大家一样生活，也有妻子和孩子，正因为如此，村民才没有提防他。
第二天，几辆军车开进村子。妇女们跪在路旁，解释这些年轻人已经重伤，恳求不要把他们带走。一名军官对费克拉说：“他们会被送回家乡。”这句话让人短暂地看到了一线希望，可那希望很快就被击碎。
临行前，费克拉把那件新衣服给萨什卡穿上。她没有找到丈夫，也没有等到儿子归来，却仍希望这个陌生孩子活下去。村民一直送到村口，那里有一棵大树，许多人曾在树下交换过前线消息。
军车停下后，士兵突然举起枪。没有审问，没有解释，二十多名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倒在树旁。有人当场死亡，也有人受伤后仍在地上挣扎。枪声持续了一阵，直到那些枪口不再发出声音，车辆才驶离村庄。
村民不敢马上靠近。几天以后，天气转暖，遗体已经难以搬动。费克拉和几名妇女找来桌布，先用水清理，再把遗体一具具移向树林。没有棺木，也没有墓碑，只有一个仓促挖出的土坑，以及被床单遮住的年轻面孔。
这件事在村里沉了很久。妇女们继续等待前线消息，却多了一层恐惧：丈夫和儿子若是不幸被俘，是否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那个告发者后来带着家人逃离，途中遭到炮火袭击，全家身亡。这个结果并没有让村民得到安慰，因为死去的萨什卡等人，本来已经被同胞从屠杀边缘救了出来。
费克拉在日记中写道：“战场上的敌人固然凶狠，可把自己人交出去的人，更让人无法原谅。”她所说的“最可恨的人”，并不是一句抽象的判断，而是从那棵大树、那件新衣服和二十多个年轻人的坟墓里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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