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堂哥到巴基斯坦干活睡个当地姑娘，结果被姑娘家人抓起来

堂哥在巴基斯坦

我堂哥陈建军，比我大七岁，属马的，今年四十二。

他这人从小就不安分，读书读不进去，初中毕业就跟着人跑工地。后来学了电焊，手艺不错，但脾气暴，在哪个工地都干不长。他结过一次婚，媳妇是贵州的，跟了他三年，生了个闺女，后来嫌他穷，跑了。闺女丢给我大伯母带，他自己满中国跑，哪里有活去哪里。

前年冬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要去巴基斯坦。

我当时就急了：“你疯了？那地方多危险你不知道？”

他在电话那头笑：“危险个屁，我跟着中建出去的，大公司，有安保。一个月两万八，包吃包住，干一年顶国内三年。我闺女的学费、我老娘的药费，不都得钱？”

我说不过她，他就去了。

到了那边，他隔三差五给我发照片。工地在大山里头，荒得很，周围全是光秃秃的石头山，稀稀拉拉长着些歪脖子树。宿舍是彩钢板搭的，上下铺，一个屋住八个人。吃的倒还行，有中国厨师，米饭馒头管够，偶尔还能吃顿红烧肉。他说就是热，冬天还好，一到夏天，四十多度，电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烫的。

“但挣钱啊。”他在语音里嘿嘿笑，“比国内强多了，哥们儿现在一个月顶过去仨月，再干两年，我回去开个电焊铺子，自己当老板。”

我问他跟当地人打交道吗。他说不多，就买东西的时候去镇上，离工地二十多公里，一个月去一趟，买点日用品。那边的人对他还算客气，就是语言不通，比划来比划去。他学了几句乌尔都语，“阿萨拉姆阿莱库姆”是“你好”，“舒克里亚”是“谢谢”，就这些。

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忽然给我打了个语音，那边是半夜，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慌。

“老弟，我出事了。”

我心里一紧：“怎么了？受伤了？”

“不是。”他顿了一下，“我睡了个姑娘。”

我愣了一下：“什么姑娘？”

“镇上的。我上个月去买东西，认识了个姑娘，叫阿伊莎，在杂货铺帮她爹看店。她十九岁，会说几句英语，我连比划带猜，就那么聊上了。后来每次去我都找她，上个月她主动约我出去……”

“你疯了？”我差点喊出来，压低声音，“那地方是伊斯兰国家！你不要命了？”

“我知道我知道。”他的声音都在抖，“但她说她喜欢我，她说她家里给她定了亲，她不愿意，她想跟我走。我……我一时没忍住。”

我问他现在什么情况。

他说：“她家里人发现了。她昨天没回家，她爹带着她两个哥哥找到工地来了，堵着项目经理要人。项目经理把我骂了一顿，让我自己解决。她爹说要把我送警察局，说这是强奸。阿伊莎说是自愿的，她爹更生气了，说她在外面丢人，要打死她。”

我听得头皮发麻。在巴基斯坦，这种事搞不好要判重刑，甚至可能被私刑打死。我问他阿伊莎现在在哪儿。

“被她爹带回去了。她走之前偷偷跟我说，让我快跑，说她爹不会放过我的。”

“那你跑啊！”

“我往哪儿跑？护照在项目部押着，工资还没结，我跑了这一年白干了，还得被通缉。而且——”他停了一下，“我跑了，阿伊莎怎么办？她爹会打死她的。”

我说你先别慌，找项目经理协调，看能不能私了。他说项目经理不管，说这是个人行为，公司不担责，明天要是女方家里再来闹，就把他交给当地警察。

那天晚上我们通了快两个小时的电话。他在那边蹲在宿舍外面，蹲在黑暗里，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有时候说着说着就不说了，我听到他在喘气，像是胸口压了块石头。他说他这辈子没这么怕过，当年在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掉下来都没这么怕。

第二天下午，他又给我发了条语音。这次声音稳了些，但带着一种奇怪的疲惫。

“解决了。”他说。

我问他怎么解决的。

他说：“她爹要钱。”

“多少钱？”

“五十万卢比。”

我算了一下，合人民币大概一万五。不算多，但对他来说是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

“我找项目经理借的，打了欠条。她爹拿了钱，说这事就算了。但有个条件，我必须马上回国，再也不许来巴基斯坦，再也不许见阿伊莎。”

我问他阿伊莎呢。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她被她爹关在家里了。她偷偷托杂货铺隔壁的小孩给我送了张纸条，上面写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对不起，你走吧。’”

那天晚上，堂哥收拾东西，第二天一早就去了机场。项目经理还算有人情味，派人把他送到伊斯兰堡，看着他上了飞机。他在飞机上坐了一路，没吃没喝，脑子里全是阿伊莎最后跟他说的那句话。她站在杂货铺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长袍，头发用头巾包着，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很黑，很亮，里面全是眼泪。她没哭出来，就那么看着他，嘴唇动了动，说的就是那句“你走吧”。

他回国那天，我去机场接他。他瘦了一圈，胡子拉碴的，眼睛底下两个大黑眼圈。看到我，勉强笑了一下，说：“兄弟，我回来了。”

我接过他的包，没问什么。上了车，他靠着车窗，看着外面的路。重庆的冬天，雾蒙蒙的，远处的山都看不清。他忽然说了一句：“你说她会不会挨打？”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又说：“她爹那个人，看着就凶。她跟我说过，她大哥脾气最暴，小时候她跟男同学说话，她大哥就打过她。这次出了这种事，她回去肯定没好日子过。”

我握着方向盘，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种事，说什么都没用。他在巴基斯坦待了一年多，攒了十几万，本来打算再干一年就回来开店。现在全没了。钱没了，活没了，还差点把命丢在那儿。

过了一个月，他慢慢缓过来了。在镇上找了个电焊的活，工资不高，但稳定。他闺女上初中了，住校，周末回来。他每个周末去接她，带她吃顿好的，买点衣服。他闺女跟他不太亲，但也不生疏，叫他爸，跟他说学校里的事。他听着，点头，有时候笑。

有一天晚上我们喝酒，他又提起阿伊莎。喝了大半瓶白酒，脸红了，话多了。他说：“老弟，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喜欢那姑娘。她跟咱们这边的姑娘不一样，她单纯，你对她好，她就信你。她问我中国什么样，我说有高楼，有高铁，有吃不完的好吃的。她说她想去看看。我说行，我带你去看。她就笑了，眼睛弯弯的，特别好看。”

他喝了一杯，又说：“但我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我连自己都顾不好，我凭什么带人家走？她爹要钱的时候，我连一万五都拿不出来，还得跟老板借。我算什么男人？”

我说：“哥，那不是你的错。那种地方，那种情况，你能全身而退就不错了。”

他摇摇头，放下杯子，看着窗外。窗外是重庆的夜景，万家灯火，密密麻麻的。他说：“她现在可能还在那个杂货铺里，每天看店，给她爹做饭，等她那个没见过面的未婚夫来娶她。她这辈子可能都出不了那个镇子。她那天跟我说对不起。她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是我对不起她。”

他捂着脸，肩膀抖了几下。我拍了拍他的背，没说话。

那天晚上他喝多了，我把他扶到床上。他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好像是阿伊莎的名字。

后来他再也没提过去巴基斯坦的事。有人问起来，他就说那边太热，受不了，提前回来了。别人也就信了。

今年夏天，他闺女考上了市里的高中。他高兴得不行，请我们吃饭。席间他闺女说想学英语，以后想出国看看。他愣了一下，然后说：“行，你想去哪儿爸都供你。”

他闺女说：“我想去英国，我们老师说英国好。”

他笑了，说：“英国有啥好的，不如去澳大利亚，那边太阳大，适合你爸这号的。”

他闺女翻了个白眼，说：“你懂什么。”

他嘿嘿笑着，夹了块红烧肉放她碗里。

我看着他们父女俩，忽然想起那个叫阿伊莎的巴基斯坦姑娘。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嫁了人，生了孩子，在那个山脚下的小镇上，过着跟她母亲一样的日子。她也许偶尔会想起，曾经有个中国来的电焊工，跟她说要带她去看高楼和高铁，带她吃遍所有好吃的东西。

她也许已经忘了。

也许没有。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送堂哥回家。路上他忽然说：“老弟，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让我闺女好好读书吗？”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吃了没文化的亏。要是我当年多读点书，我就能考个证，就能当个技术员，就不用去那种地方卖命。要是我有点本事，我就能……”他没说下去。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他就能带她走了。

但他只是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行了，到家了。你回去吧，路上慢点。”

他转身上了楼，楼道里的声控灯一层一层亮起来，又一层一层灭下去。

我站在楼下，点了根烟。夜风从江边吹过来，凉凉的。远处有火车经过，汽笛声拖得很长，消失在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