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清代军功档案里，有一类人很容易被忽略：他们不是八旗勋贵，也没有显赫的家世，却在绿营中靠战场上的一刀一枪站稳脚跟。康熙、雍正、乾隆直到道光年间，六位汉人将领尤其突出。
他们没有统一的官方排名，所谓“六大名将”，只是后人按照战功、影响和所处时代作出的概括。若把湘军、淮军兴起后的将领排除在外，这六个人足以代表咸丰以前汉人武臣的最高成就。
张勇是其中较早崭露头角的一位。张勇原为明末武将，清军入关后归附，长期在陕西、甘肃等地作战。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康熙十二年爆发的三藩之乱。
当时吴三桂势力席卷西南，王辅臣又据陕西反清，陕甘局势一度十分紧张。张勇没有随波而动，反而奉命牵制王辅臣。战事最吃紧时，他坚守关隘，调度兵马，使清廷没有丢掉西北门户。
张勇与赵良栋、孙思克、王进宝并称“河西四将”。康熙平定三藩后，张勇又参与西北战事，因功封一等靖逆侯。康熙十七年，他还出兵抵御厄鲁特部。这个出身明末的将领，最终成为清廷倚重的边疆大将。
赵良栋的战功，并不逊于张勇。他是宁夏人，早年任职绿营，曾随洪承畴进军云南、贵州。三藩之乱爆发后，他隶属图海麾下，参与平定王辅臣，后来转战四川。
成都收复，是赵良栋军事生涯中的关键一战。清军推进艰难之际，他善于抓住敌军防线松动的机会，迅速突破。有人评价他性格急躁，甚至与同僚关系紧张，但战场上的判断和执行力，确实少有人能比。
赵良栋后来获封一等子，爵位低于张勇。爵位不能完全代表功劳，这一点在他的经历上体现得很明显。若只论三藩之乱中的实际战绩，他完全有资格与张勇并列。
施琅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早年追随郑芝龙，后来加入郑成功集团。由于内部猜忌，他的父亲和弟弟被杀，施琅被迫归清。此后多年，他虽有能力，却始终没有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
转机出现在康熙二十二年。清廷决定解决台湾问题，施琅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负责筹划渡海作战。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清军在澎湖击败郑氏水师，郑克塽随后归降，台湾纳入清朝版图。
战前有人问施琅：“海上风急，若久战不利怎么办？”施琅回答：“先取澎湖，台湾自会动摇。”这句话未必是原话，但很能概括他的作战思路：不急于直取台湾本岛，而是先夺取海上要地，切断其屏障。
施琅后来受封靖海侯。单看交战次数，他未必超过张勇、赵良栋，可收复台湾的战略意义极大，因此在清代汉人武将中占有特殊位置。
岳钟琪则是跨越三朝的名将。他是岳飞后裔，早年在西北军中任职，康熙末年开始崭露头角。雍正年间，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他率军迅速平定，成为朝廷倚重的边将。
雍正七年，岳钟琪又参与处理西北军事事务，后因军政牵连遭到削职。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败于战场，而是败在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政治猜疑中。即使如此，他仍凭借旧日功绩获得重新起用。
乾隆初年，岳钟琪参与平定西北准噶尔事务，获封三等公，后来进为宁远大将军。清代汉臣封公极少，他能达到这一地位，靠的不是门第，而是多年边疆作战积累下来的军功。
杨遇春的成名，始于乾隆末年。他是四川崇州人，早年参加武举，后跟随福康安征战，先后参与台湾林爽文事件、苗疆战事以及廓尔喀之役。乾隆晚年的多场战事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真正让他声名大振的，是嘉庆年间的白莲教战事。杨遇春长期在山地作战，熟悉小股部队机动和设伏，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从副将升至固原提督。那不是一场靠猛冲硬打就能取胜的战争，粮道、地形和民情，样样都考验将领。
杨遇春后来获封二等男，入乾清门任侍卫。道光年间，他又参与平定张格尔叛乱，晋封一等昭勇侯，出任陕甘总督。汉人武将以军职跻身封疆大吏，在当时并不常见。
杨芳与杨遇春并称“二杨”。他出身贵州松桃，早年就在杨遇春部下效力。白莲教战事中，他跟随额勒登保转战多省，凭勇悍和谨慎逐步升迁，从守备做到提督。
道光六年，杨芳奉命参与平定张格尔叛乱，与杨遇春协同进军。凯旋后，他获封三等果毅侯，赐双眼花翎，并入御前侍卫。后来因平定地方叛乱再获升赏，爵位一度达到一等侯。
这六人的经历各不相同：有人从明末旧将转为清廷边将，有人凭海战完成统一大业，有人三朝征战，也有人在西北、四川和西南的长期战事中熬出地位。他们的共同点很清楚，功名不是从纸面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营垒、关隘、山岭和海面上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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