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为何没能一统三国？毛主席：他有能力，也有两大缺点

公元215年，汉中阳平关外，曹操与张鲁、张卫对峙。这里不是普通的一座关城，向北可通关中，向南能窥益州，既是巴蜀北面的屏障，也是中原势力进入蜀地的门槛。曹操拿下汉中，等于把刀架到了刘备的门户上。

可刀已经架好，究竟刺不刺下去，却成了另一回事。

曹操一生最不缺能力。他能整顿北方，能用兵，能识人，也能推行屯田，使长期混乱的中原逐步恢复秩序。偏偏到了决定天下走向的关头，他常常显出另一面：判断并不差，行动却容易迟疑；要求部下严守规矩，自己面对失误时却未必承担同样压力。

毛泽东评价曹操，既没有照搬《三国演义》的“奸雄”形象，也没有把他捧成毫无缺点的英雄。他看重曹操的政治和军事才干，同时指出其性格与用人上的局限。曹操没能一统三国，不能只归结为赤壁一败，真正的问题埋在几次关键抉择里。

一、阳平关前，曹操面对的是一个选择题

汉中地势险要，北有秦岭，南接巴山，东面联通荆襄，西面又牵动陇右。张鲁控制汉中多年，虽然实力不如曹操，却拥有地形和关隘优势。刘备占据益州之后，汉中就更显重要，因为它是成都平原北面的防线。

建安二十年，也就是公元215年，曹操亲自率军南下。阳平关的防守比预想中难，曹军连续攻打数日，始终没有迅速突破。山地作战不同于平原决战，粮道、道路和军队调动都受到限制，兵力优势未必能够立刻转化为战果。

张鲁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张卫坚持守关，张鲁则要考虑汉中百姓、粮食和宗教集团的存续。曹军压力越来越大时，张鲁最终选择出降。十一月，汉中落入曹操手中。

问题也随之而来。

汉中既然已经取得，下一步是休整，还是乘势南进？司马懿认为，刘备刚得到益州，根基还没有完全稳固，若曹军迅速推进，或许可以趁其立足未稳夺取益州。这个判断并非没有道理。益州道路艰险，攻取困难，但一旦形成南北夹击，刘备将很难保住蜀地。

曹操没有采纳。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曹操担心山道运输困难，也有人认为，他判断刘备已经在益州站稳，贸然深入可能陷入持久战。这样的顾虑不能说全无根据。可军事决策最怕的，往往不是看错，而是看得太多、算得太细，等到各方面都想妥当，机会已经过去。

曹操后来留下“既得陇，复望蜀”的说法，表明他并非没有扩张意图，只是当时没有把汉中的胜利继续转化为更大的战略成果。刘备随后稳住益州，并在公元219年夺取汉中，三国鼎立的轮廓由此更加清晰。

二、曹操真正的迟疑，不只发生在汉中

把曹操称作“优柔寡断”，不能理解为他平时没有决断。官渡之战中，他敢于集中兵力袭击乌巢；北征乌桓时，也敢于穿越险地。这样的人，显然不是办事拖沓之辈。

他的犹豫，主要出现在战略方向已经打开、但继续推进需要承担更大风险的时候。汉中如此，荆州如此，赤壁之后也如此。每一次他都能看见机会，也能看到危险，于是容易在两者之间反复权衡。

这是一种复杂的性格。曹操善于在乱局中建立秩序，却未必总能在秩序初步形成后继续冒险。他要考虑粮道、军心、地方豪强和后方安全，也要防止战线拉得过长。对于一名长期征战的统帅而言，这些考虑很现实；但对于争夺天下的最高权力者来说，某些窗口一旦关闭，便不会重新打开。

刘备的优势正在于此。实力弱时，他可以押上一切；曹操实力强大后，反而背负了更多顾虑。诸葛亮看准益州、汉中的连锁价值，刘备则在夷陵之前一直坚持把蜀地作为根基经营。两相对照，曹操的谨慎既是经验，也是束缚。

毛泽东在1966年3月杭州谈话中谈到曹操，曾用“优柔寡断”概括他的一个缺点。这个评价并不是说曹操不会打仗，而是指出他在决定天下归属的关键节点上，没有始终保持进取态势。

三、宛城一场变故，暴露出他的另一面

公元197年，曹操南征来到宛城。张绣先行投降，双方表面上暂时相安。可是，曹操在处理降将关系时，没有把对方的尊严、部众和现实处境放在足够重要的位置上。

史书记载，曹操纳张绣的婶母邹氏为妾，又厚待胡车儿，引起张绣不满。宴席上，典韦持大斧侍立，气势逼人。曹操或许是要显示威严，张绣却把这种安排看成羞辱和威胁。

张绣对贾诩说：“再这样下去，恐怕无法自保。”

贾诩回答：“不如突然袭击。”

这几句对话，史书未必是原话，却能说明当时的政治逻辑：张绣不是单纯为了个人恩怨反复，而是担心曹操继续削弱自己的地位。降将的服从，不能只靠震慑维持，还需要利益安排与安全承诺。

张绣很快发动突袭。曹操仓促逃走，典韦据营门死战，最终阵亡。曹昂把坐骑让给父亲，自己步行撤退，也在乱军中遇害。曹操虽然保住性命，却失去了最重要的护卫和嫡长子。

这件事的后果远超过一次败仗。曹昂如果不死，曹魏后来的继承安排很可能不同。曹丕、曹植之间的竞争，也许不会以同样方式展开。一个接班人的早逝，改变的往往不只是一个家庭，而是一套权力秩序。

四、严于部下，宽于自身，军令便会失去分量

曹操治军严厉，这是事实。他重视军粮、行军、纪律和赏罚，屯田制度更是解决了长期困扰北方政权的粮食问题。公元195年至196年间，曹操在许下推行屯田，后来又向各地推广，使流民、土地和军粮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

毛泽东在1952年谈及曹操时，对屯田制度给予肯定，认为这是曹操的重要政治成绩。曹操不只是带兵打仗，他还在搭建一个能够持续供养军队的政权机器。没有这些制度基础，北方统一很难维持。

但严厉并不等于公正。

赤壁失利后，曹操需要面对水土不服、疫病、荆州新降部众不稳以及水战经验不足等多重原因。相关文书中，他曾解释失败原因，却也常将责任落到将领执行、士卒状态和具体部署上。将领犯错必须追究，但主帅若只问部下，军队就会形成一种危险预期：功劳属于上级，过失归于下属。

曹操有时能够承认错误，可在重大败绩面前，个人责任与部下责任之间并不总是平衡。这便是后来所谓“宽以律己、严于律人”的来由。它并非说曹操完全不受约束，而是说他的威权太高，往往可以重新解释自己的决定，部下却很难拥有同样空间。

宛城事件也属于同一类问题。曹操擅长以强力压服对手，却没有把降将的心理边界当成军政问题来处理。对于曹操来说，那或许只是一次私人安排；对于张绣而言，却关系到整个集团的存亡。

军队最看重服从，但服从并不等于恐惧。恐惧可以让人暂时低头，却不能保证关键时刻不反戈。

五、司马懿的崛起，是个人判断与制度缺口共同造成的

曹操晚年并非没有察觉司马懿的特殊之处。司马懿出身河内名门，早年受到曹操征辟，后来进入曹丕集团。曹操对他有过警惕，但并没有把这种警惕变成制度性的限制。

关于郭嘉曾明确建议曹操杀司马懿的说法，正史依据并不充分，不能当作确定事实。比较可靠的判断是，曹操对司马懿有所防备，而司马懿通过谨慎行事、避免锋芒，逐渐取得信任。曹操没有铲除他，也没有在权力结构上彻底隔离他。

这不能简单说成曹操“看错一个人”。曹魏政权本身就高度依赖曹氏宗族和个人威望，许多重要职位集中在少数权臣手中。曹操活着时，个人权威能够压住各种矛盾；他去世后，继承人年龄、宗室力量和军政大臣之间的平衡便成为大问题。

曹丕即位后，司马懿得到重用。曹丕在位时间不长，曹叡继位后，司马懿又凭借军功和政治手腕不断扩大影响。到高平陵之变时，曹爽集团失去权力，司马氏掌握曹魏中枢。司马懿本人没有建立晋朝，但他的布局为后来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准备了条件。

这件事说明，曹操的缺陷不只是“没有识破奸臣”。真正的问题在于，他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却没有为权力交接建立同等有力的约束。个人能驾驭局面，制度却未必能延续个人能力。

六、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把曹操简单看成奸雄

《三国演义》把曹操塑造成反面中心人物，文学效果十分鲜明。白脸、疑心、权术、挟天子，这些形象长期深入人心。但文学作品追求的是冲突和人物张力，正史关心的则是政权、制度与成败原因，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曹操确实挟持汉献帝，重用刑法，也有多次残酷处置敌对势力的记录。但他同样完成了北方大范围的军事整合，恢复屯田，重建粮运，吸纳降众，并在不少情况下采用“不杀降”的政策。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只挑符合既定印象的材料。

鲁迅曾认为曹操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毛泽东也多次肯定曹操的政治、军事与文学才能。1958年谈论三国人物时，毛泽东对把曹操一概斥为“奸雄”的传统说法并不认同；他更关注曹操如何在复杂局面中做事，也注意到他的性格弱点。

毛泽东看曹操，重心不在替他翻案，而在于把功劳和过失放回具体历史条件。曹操统一北方，却没有消灭刘备、孙权；他善于建立秩序，却在战略推进和权力传承上留下缺口；他能用制度养兵，却未能让个人威权平稳转化为长期制度。

公元220年，曹操在洛阳病逝，终年六十五岁。此时天下仍未统一，曹魏占据中原和北方大部，蜀汉据有益州，孙吴控制江东及长江中下游。曹操留下的，是一个足以改变天下格局的北方政权，也是一个尚未解决继承与制衡问题的权力体系。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