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送章士钊两只鸡，秘书不懂其中深意，翻阅三国志即可明了！

1955年，北京一处住宅内，毛泽东、章士钊两位相识多年的故人，隔着岁月再次“对话”。那天深夜，警卫人员奉命买来两只活鸡，送到章士钊家中。事情看似寻常，却让这位年长的学者立刻明白了其中含义。

章士钊收到鸡后，并没有追问来由，只是轻声说：“这是回信。”在场人员一时摸不着头脑。送生活用品并不奇怪，为何偏偏是鸡？毛泽东与章士钊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旧事，值得用这样特别的方式传递心意？

两人的交往，要从北京大学说起。

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书记员。工作并不显赫，主要是登记来访者、整理报刊，月薪八元。那时的北大聚集着一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青年毛泽东身处其中，却并非人人都愿意认真听他讲话。

这段经历后来给他留下很深印象。许多名流眼中的图书馆小职员，不过是负责杂务的年轻人，身份和声望都不足以引起重视。毛泽东却没有因此消沉，反而利用接触报刊和思想资料的机会，观察时代变化，寻找救国道路。

章士钊对这个湖南青年另眼相看，则有更深一层原因。

章士钊时年四十岁上下，早已是政界和学界颇有影响的人物。他通过杨昌济接触到毛泽东，也读过毛泽东的文章。在别人还把他当作普通青年时，章士钊已经看出，这个人有自己的判断，且不轻易随波逐流。

真正让两人关系发生变化的，是1920年前后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当时湖南不少青年准备赴法求学，资金却成了最现实的难题。船费、旅费、生活费，样样都要钱。对于出身普通家庭的学生而言，出国并不是有志气就能办到的事情。

毛泽东曾为筹措经费四处奔走，并向章士钊寻求帮助。章士钊没有停留在口头支持上，而是凭借自己的声望联络各方，筹得一笔数目可观的经费，常见记载为两万银元。这笔钱主要用于支持湖南青年赴法和相关活动，并非章士钊个人单独捐出。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最终没有随队赴法。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仍需在中国的土地上解决，于是把精力放在国内的社会运动和革命实践上。对章士钊来说，这个决定也许出人意料，却更能说明毛泽东并不是把留学当作个人出路，而是把它放在更大的目标中衡量。

两人的交情，也由此越过了普通的师友关系。

此后数十年，二人的道路并不相同。毛泽东投身革命，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人；章士钊虽未参加革命队伍，却始终关注局势变化。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前后，章士钊曾利用个人声望参与联络和劝说，为减少冲突、促成和平作出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没有忘记早年的帮助。章士钊年事渐高，家庭负担也不轻，毛泽东曾以当年筹款之事相提并论，称自己要“还账”。章士钊对此多次推辞，认为那些经费来自社会募捐，并非个人出资。毛泽东却不把话说满，只以接济故人的方式，表达对旧日情谊的记挂。

关于从1963年起每年资助章士钊一事，相关回忆中有“每年两千元、持续十年”的说法。无论具体形式如何，这种帮助都不是公开张扬的政治安排，而是私人交往中的照应。毛泽东不愿把早年受助简单解释成债务，章士钊也不愿把社会募捐算作自己的功劳，双方都在维护那份情分的体面。

至于两只鸡，典故出自《三国志》相关记载。乔玄是东汉名士，曹操年轻时曾得到他的赏识。相传乔玄临终前曾对曹操说，日后若有成就，经过自己的墓前，不必铺张祭祀，能带一只鸡、一斗酒来看看便好。曹操后来显达，仍记得这句旧话。

因此，鸡在这里不是普通礼物，而是一种只有故交才能读懂的暗号。它提醒章士钊：早年的知遇、相助和约定，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秘书一时不解，翻阅典籍后才明白，这不是送礼，而是借古人的故事向老朋友致意。

1973年，章士钊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二岁。毛泽东得知后，派人送去花圈悼念。那段横跨半个多世纪的关系，既有时代风云中的分歧，也有个人命运里的互相成全。两只鸡放在章士钊家中，背后连着的，正是1919年前后的北京、1920年的筹款往事，以及一位老人始终没有忘记的知遇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