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不听话：关于健身、反健身与失控的五本书

2026年9月12日，北京，HYROX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澳大利亚选手乔安娜·维耶日茨克（Joanna Wietrzyk）在比赛中。视觉中国 图

健身广告里的身体，通常只有入口，没有出口。蛋白粉进去，鸡胸肉进去，意志力进去，输出的是腹肌、成绩和一张适合发朋友圈的照片。至于消化的其余部分，镜头自有分寸。

9月12日，HYROX北京站，一位女选手打破了这个画面。她在比赛中失禁，仍然完赛，获得所在组别第一。“体育精神”与“公共卫生”随即在网上迎头相撞，不多久，后者便占了上风。失禁当然算不上道德过错，继续比赛造成的公共卫生问题却不能用坚强来开脱。不过，争论中还有一种不易说清的不适。我们习惯于观看运动员的汗水、眼泪和用力时变形的面孔，狼狈只要能够兑换成成绩，便值得赞美，排泄物却让这笔兑换变得困难。同一副身体，前一刻还是意志的作品，后一刻仿佛背叛了主人。

一

马克·格雷夫著《反对一切》

二十年前，马克·格雷夫（Mark Greif）的《反对健身》（Against Exercise）就已经注意到健身房与厕所之间那条奇怪的界线。这篇2004年发表于n+1创刊号、后收入《反对一切》（Against Everything, 2016）的名文，把锻炼与吃饭、睡觉、排泄这些维持生命的活动并列，追问为什么其中一部分会变成公开的景观。他笔下的健身者，在陌生人面前呻吟、喘息，做出近乎排便的表情，却彼此不交谈，也不对视。器械用完后擦干净，下一个人接着用。一群人聚在一起，各自料理自己的生命。

文章开篇说，卡夫卡如果今天再写《在流放地》，那台刑具就是健身器械，只不过刻进受刑人身体的，会是热量、里程、功率和圈数。传送带从工厂移到脚下，滑轮、杠杆、绳索重新回到下班之后的生活——农民用它们升起屋梁，我们用它们练背。这个比方的锋芒，并不在于锻炼没有生产用途。格雷夫肯定舞蹈、游戏与一切不受计划约束的活动，他真正忧虑的是：摆脱谋生的体力劳动之后，人又把腾出的时间交给了一套必须完成的身体作业，而这一次，很难归咎于谁在强迫。

支持格雷夫的，是阿伦特关于家政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区分。吃、排泄、睡眠这类周而复始的需要，应当有一个不受旁人审视的所在，有了这层庇护，人才能以不止于生物体的身份进入公共世界，去言说、行动，与他人一起开创些什么。在格雷夫看来，健身房同时侵蚀了两者：身体的私事被暴露出来，却没有形成共同生活，陌生人的在场，只是让自我管理更像一场随时受检的表演。

因此，他反对的不止是身体羞耻本身。公开展示身体，曾经意味着摆脱羞耻，如今却可能变成一种新的义务。你终于可以露出腹部，随后却得负责让它值得被看见。文章写道，女性脱掉了外在的束身衣，又通过饮食与腹肌训练，把束身衣植入了身体里。旧式的衣物，至少还脱得下来，至于“爱自己的身体”，当这句话实际要求人们爱的是一副被持续改造的身体，那个未经改造的自己，则难以安放。

纳塔莉娅·梅尔曼·彼得泽拉著《健身之国：美国运动狂热的收获与代价》

但这套公私之分，也让格雷夫看漏了一些事。他所借重的古典公共世界，本来就不曾向所有人敞开。对于那些被教导不宜流汗、不该显露力量的女性，走进健身房未必是从公共生活退回肉身；身体，恰恰可能是她们进入公共生活的入口。纳塔莉娅·梅尔曼·彼得泽拉（Natalia Mehlman Petrzela）的《健身之国》（Fit Nation: The Gains and Pains of America’s Exercise Obsession, 2022），有格雷夫那间健身房里听不到的声音。她既是历史学家，也是团课教练。少年时，她害怕学校体育课上的攀绳和跑步，却在踏板操课上发现，原来自己也能享受身体活动。后来，又是在同一面镜子前，她把大腿、腰腹认作需要处理的“问题部位”。快乐与苛责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很难说哪一面才更像真正的她。

她写健美操教母简·方达的录像，最能见出这种复杂性。方达把健身生意的收入用于支持经济民主运动，录像也让许多无法出门上课的女性，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练习时间。可是，按下播放键，随之进入客厅的，依旧是一副苗条、白皙、明星般的标准身体。电影学者玛格丽特·莫尔斯（Margaret Morse）批评说，录像带的反复播放，让向这个理想靠拢的劳动永无尽头，而她本人的研究，恰恰起于自己对健美操录像的着迷。

简·方达在加州比佛利山庄的健身工作室“简·方达健身中心”带领健美操课。

彼得泽拉没有把这段历史写成自由如何被商业败坏的故事。在她的叙述里，健身文化的扩张有赖于两项逐渐形成的共识：身心不可分割，追求健康既是个人权利，也是个人责任。女权主义者、反文化实践者与保守主义者，从不同方向汇聚到这两条主张上。要求身体自主，可以意味着拒绝别人替自己决定生活，也意味着所有后果都该由自己承担。市场无须发明其中的愿望，只要接住它，再给它提供一种可以购买的实现方式。

二

尤尔根·马尔楚卡特著《健身时代：身体如何成为成功与成就的象征》

格雷夫把一个习以为常的场景放大，直到它暴露出内在的矛盾。尤尔根·马尔楚卡特（Jürgen Martschukat）在《健身时代》（The Age of Fitness: How the Body Came to Symbolize Success and Achievement, 2021）里追索的，则是一套看似出于个人选择的身体习惯，如何一步步变成判断一个人是否合格的标尺。前者写的是现代生活的自我冲突，后者研究的是这种冲突如何获得制度力量的历史。

书中对“fitness”一词的梳理，比笼统地把健身归入“新自由主义”更有意义。这个词原先关乎“适宜”与“相称”，后来才与“适者生存”的竞争想象结合。马尔楚卡特特别指出，在达尔文那里，适应并不等于某个有机体有计划地锻炼自己。现代健身文化却逐渐把“适合某种环境”，改写成“通过努力使自己合格”。一个描述生物与环境关系的词，就这样变成了向个人发出的要求，而环境本身的条件，越来越不被人追问。

这使“你可以改变自己”带上了另一重意思：既然可以改变，现状便成了你的责任。1970年《福布斯》的一张封面让中年经理站上体重秤，提醒他关注腰围，内文同时要求发胖的企业瘦身。到了灵活雇佣、外包与福利收缩的年代，身体与公司的类比愈发得心应手。公司要精简，人要保持精干；工作不再稳定，人便要持续维护自己的可雇用性。马尔楚卡特借助福柯的思路，把这理解为通过自由来治理：人积极追求的那些个人目标，同时也将他推向对某种社会要求的主动适应。但这段历史不能写成福利时代照顾身体、市场时代压榨身体的简单更替。作者回顾的早期企业体育，同样服务于劳动效率，也曾以家长式管理侵入工人的闲暇。变化在于，维护劳动能力的任务，越来越被表述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休息可以是为了恢复生产力，运动也可以是为了对抗过劳。工作提出的要求，由下班后的身体接着消化。

《健身时代》的副标题是“身体如何成为成功与成就的象征”。象征的作用正在于此：本来需要了解一个人的具体处境，才能判断他如何生活，如今身体可以代为出示证明。一副精干的体形，容易被读作自律与胜任的证据；疲惫、肥胖、迟缓，则可能成为失职的外观。不同身体承受的条件，被折叠进同一套外显的差别。

HYROX提供了一个表面上更公平的场合。它2017年从德国汉堡起步，赛事组织者托茨克（Christian Toetzke）与奥运曲棍球冠军富尔斯特（Moritz Fürste）等人，看中了健身人群长期缺少正式比赛出口这一点。八次一公里跑，穿插八项功能训练——跑步、推拉雪橇、农夫行走、墙球，全都按既定结构完成，不同城市的成绩可以相互比较。你无须在职场证明什么，只要交上报名费、完成训练，就能得到一个确定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HYROX修正了格雷夫的观察。格雷夫认为，体育比赛在共同活动中确认成就，而健身者只能独自向旁人传教。HYROX恰好把两者接了起来：为个人训练提供正式比赛，为日复一日的自我检验提供共同见证。伙伴和观众都是真的，成绩也并非幻觉。只是，比赛的终点很少能终结自我评价。赛后公布的分段时间，会把下一轮训练需要重视的不足一一列出。

标准化还顺带解决了经营问题。赛事可以跨城市复制，合作健身房有了可供反复销售的备赛课程，教练的名次则成为招生的依据。这里出售的，还有一项更精细的服务：替人确定什么才算进步。举多重、跑多快、多久再试一次，原本零散的选择，被组织成连续的生活。未必有人命令你必须进步，但停下来以后，很容易就觉得自己正在退步。

马尔楚卡特的分析解释了这种不安如何成为普遍经验，却也容易把差异很大的实践，一并塞进“自我优化”这个框架。在这里，《健身之国》或许构成了必要的补充。彼得泽拉写团课、瑜伽、女性健身和同性恋社群，留存了参与者赋予运动的不同意义。健身房可以重演等级，也可以容纳原本没有归属的人。承认后一种可能，才更难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些确实获得了归属或解放的人，也会成为新义务最热心的传教者？

三

德博拉·勒普顿著《量化自我：自我追踪的社会学》

德博拉·勒普顿（Deborah Lupton）在《量化自我：自我追踪的社会学》（The Quantified Self: A Sociology of Self-Tracking, 2016）里，记录了这种义务如何借助设备显出分量。设计师克雷格·莫德（Craig Mod）在巴黎戴着Fitbit走路，渐渐开始按能累积多少步数来安排路线。有一天，他发现忘了戴设备，竟想打车回旅馆取，把刚走过的路再走一遍，连埃菲尔铁塔的台阶也重新爬过。格雷夫说，健身让人获得了一种亲手改变数字的自由。到了勒普顿这里，这种自由还有后续：人开始安排生活，让它成为便于记录的东西。莫德当然知道自己已经走过那些路，但未经设备确认的经历，仿佛少了一层真实性。另一位自我追踪者为了方便记录饮食，优先选择应用数据库里已有的食物和菜谱。起初是数据描述生活，后来生活开始迁就数据。

勒普顿并不把这解释为技术对一个完整自我的外部侵犯。她采用的社会物质性视角，把身体、设备、软件、使用习惯放在一起考察。自我并非在这些关系发生之前就已经完备，等着仪器来认识。计步器选定什么值得记录、奖励哪一种变化，也参与塑造了那个等待被发现的人。数字反馈改变行动，行动又生成新的数字，认识自己与制造自己，在这里很难截然分开。

所以，这本书没有把数据当成一堆抽象而冰冷的东西。记录可能带来安慰，帮助慢性病患者了解身体，使使用者通过分享获得支持，甚至成为反驳专业权威的证据。但同一份记录离开原来的情境，意思就可能改变。活动量下降，可能被读作懒散，也可能是伤后恢复中的必要安排。把经历换成同一种单位，比较容易，差别却未必消失。

勒普顿进一步追踪数据离开使用者之后的生活。它们会被储存、组合，进入原先没有预料到的交易和判断。“自我”追踪由此分化为主动、共同参与，被推动，被强制以及供他人利用等不同情形。她写到保险商以折扣鼓励客户上传运动数据，也写到雇主与设备商合作开展健康项目。当不参加意味着承担更高费用，所谓自愿便有了价格。个人为了掌握自己而生产的知识，可以转过来成为别人管理他的依据。这比“数字令人异化”更棘手，因为依赖如此容易形成。一个人可能因数据而更有能力照顾自己，同时更难拒绝交出数据。健康可以被计量，并不意味着用这种计量来分配保障就是公平的，需要保障的人，恰恰可能交不出漂亮的记录。

布林·纳尔逊著《马桶里的黄金：关于人体产出物的奇妙科学》

至此，似乎可以让排泄上场，做这套精密装置无法处理的肉身事实。但布林·纳尔逊（Bryn Nelson）的《马桶里的黄金》（Flush: The Remarkable Science of an Unlikely Treasure, 2022）并不给我们这个方便。

他介绍过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开发的一种智能马桶：传感器和摄像头记录排泄过程，系统依据布里斯托粪便量表进行分类，还尝试通过指纹等区分使用者。纳尔逊没有把这项探索仅仅当作笑料，他既关注它识别疾病迹象的可能，也追问过度诊断、虚假的心安，以及隐私的代价。于是，很难再用“不文明的身体”去对抗“文明的数字”。排泄物既能扰乱景观，也能成为产品、证据与监控的来源，数字同样可以帮人认识身体的限度。二者的分别，并不在于一个真实、一个虚假。重要的是，谁有权解释这些迹象，又根据它们要求我们做什么。

四

纳尔逊做过微生物学研究，后来成为科学记者。《马桶里的黄金：关于人体产出物的奇妙科学》一书的组织方式，本身就蕴含着一种认识身体的方法：从人体产出物进入肠道生态，再循着疾病监测、资源回收和土地再生，走向外部世界。排泄是一条连接内外的通道。沿着它走，“我的身体”里那个“我”的大小，不断发生变化。

书里，接受粪菌移植的患者与提供捐赠的人，在一种令人难堪的物质中发生了联系。这类治疗对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的探索，依靠经筛查、处理的供体材料来帮助重建肠道菌群。有效的未必是一种能够单独提取、加大剂量的“好东西”。纳尔逊采访的研究人员强调，群落中不同微生物可能承担相近的功能，保护作用取决于它们形成的关系。个人重新获得正常生活的能力，靠的是引入来自他人身体的生命。

纳尔逊自己也交过一份不大听话的检测报告。他发现，正在服用的益生菌补充剂所含的十种菌，都没有出现在检测结果里，而他写了许多可怕故事的艰难梭菌，竟被检出存在于自己的肠道。他没有症状，研究人员用群落对这种微生物的控制作为解释。这件小事打断了购买、摄入、改善的直线想象。买进来的未必留下，查出来的危险也不能脱离整体环境来理解。检测并没有取消知识，倒是迫使人承认，知识比报告上的好坏名单更麻烦。纳尔逊承认厌恶帮助人避开病原体，同时考察这种反应怎样被放大，并移置到某些人和群体身上。理解微生物共生，无须赞美污秽，更不能从菌群的合作径直推导出社会伦理。它首先动摇的是一套过于便利的身体观：健康仿佛来自内部的纯净，以及主人对这个内部世界的完全控制。纳尔逊笔下的身体，需要维持关系，无法靠清除一切异物来获得安全。

沿着排泄物继续往外走，事情更明显。按下冲水键，粪便只是离开视野，接下来要由管道、水、能源和人的劳动来处理。我们之所以能够把排泄当作彻底的私事，是因为已经有一套共同的设施接走了它。一个人关起门来保持体面，并非他不依赖别人，而是这种依赖被安排得足够妥帖，以至于他无需时时想起。这让格雷夫借用的公私之分有了另一种读法。要让身体免于展示、评判和羞辱，不能只把它送回私人空间，那个空间本身需要被共同维持。格雷夫所珍惜的、让人能够暂时忘掉身体的自由，有着十分物质的前提。纳尔逊的下水道，恰好通到了他的哲学后院。

同样，《健身之国》关心的也不只是入场券太贵。彼得泽拉在书的开头写了一个十五岁少年：付不起会费，却一再溜进健身房，经理终于报警。警察没有抓他，而是出钱帮他续费，公司随后赠送了两年会员资格。这被传成一桩暖心故事，作者却问：如果锻炼如此值得鼓励，为什么一个孩子的参与，要等候私人善意降临？这个问题组织了全书的历史叙述。美国社会用了很长时间，把锻炼从少数人的可疑癖好变成了普遍的道德要求，国家、商业和社会运动都参与了这个过程。但文化上的普及，并未伴随同样充分的公共供给。在私人健身市场繁荣的同时，学校体育、公共休闲设施未能得到相称的支持。于是，身体活动被宣布为人人应负的责任，参与机会却主要按消费能力分配。做不到的人，还要背上不够自律的名声。

彼得泽拉由此修正了健身批评的方向：退出消费未必就获得自由，因为对有些人来说，尚待解决的是如何进入。洛拉·西顿（Lola Seaton）在《新政治家》的书评《健身时代的阴暗面》（The Dark Side of Our Age of Fitness）中，也不满意用躺在沙发上吃蛋糕充当反抗，转而提出重新分配闲暇。两人的意见却还留下一个问题：即使每个人都获得了锻炼机会，是否就应该根据其利用机会的程度，重新评价此人的生活？增加选择当然必要，但不能让选择再次变成资格考试。

回到北京赛场，我们并不需要从一次失禁推断运动员的内心。她继续比赛，赛事方应如何处置，这些都有具体的是非。值得追问的是，她起初的自我辩护为什么如此倚重那个最终名次。“赢就是赢”，用成绩为身体的失控赎回意义，仍然接受了同一套逻辑：如果没有赢，狼狈又该如何解释？把窘境写成英雄故事，也可能让那些没有完成逆转的人更加难堪。

格雷夫在《反对健身》中谈过一个时间上的悖论：人们把越来越多的生命用于保养生命，生活的正当性仿佛要由未来那个健康、长寿的自己来担保。这笔积蓄没有可以彻底兑现的一天。身体会继续衰老，先前的努力也不能使它免于疾病与意外。若把自我控制视为一个人值得尊重的根据，这种尊重迟早会因疾病而动摇。

《马桶里的黄金》也留下了一个相通的疑问。变废为宝足以改变我们对排泄物的态度，但如果它必须因能治病、供能、变成黄金才值得被重新认识，那么对于暂时找不出用途的东西，我们是否仍只有丢弃这一种办法？纳尔逊警惕资源开发中的剥削，却也时常借助“尚未发掘的潜力”来说服读者。沿着这套说服继续走，肠道很容易成为下一个需要优化的项目。我们很擅长替被轻视的人和事寻找隐藏的价值，却不太习惯让价值审查停下来。

身体不听话，并不表示它另有一番高论。它不会因为失控就自动获得反抗的意义，也不会替我们选择更好的生活。它使人不得不重新分辨“身体属于自己”的两层意思：我有权决定怎样对待它，并不等于我能够完全支配它，更不等于它的一切状况都应由我独自负责。这种区分在身体表现良好时容易被忘掉。我们享受着许多共同条件所成全的自由，却把这种自由误认作个人独立的成果，直到身体出了差错，才看见自己始终依赖着什么。

舒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