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水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
我攥着化验单坐在镇卫生院走廊的长椅上,手心里全是汗,纸边都浸皱了。
四个月前,婆婆吴秀珍把我的铺盖卷从郭家院子里扔出来,砸在泥地上。
村里人围了一圈,我跪在雨里求了半宿,堂屋的灯亮着,始终没有人出来开门。
那个晚上,我抬头看见窗户后面有人影晃了一下,又缩回去,像一条怕光的虫子。
我知道那是郭振国。
我嫁给他五年,他从来没有一次站在我前面过,连看都不敢多看我一眼。
改嫁给薛修洁那天,我坐在他家的门槛上,跟他说我可能这辈子都生不出娃,让他想清楚。
他蹲在院子里修一把断了腿的锄头,头也没抬,就说了三个字:我知道。
如今我坐在妇产科门口,化验单上那行字,把过去五年全砸碎了。
医生从门里探出头,喊我的名字,眉头皱在一起,问我家里男人来没来。我腿一软,扶住墙才没摔下去。
“别慌,”她赶紧过来扶住我的胳膊,声音忽然放软了,“是好事,你怀孕了。”
我蹲在墙角,哭得像个傻子。
五年前嫁进郭家那天,我穿着一件大红的灯芯绒棉袄,是母亲熬了三个夜赶出来的,袖口绣了一对鸳鸯。
吴秀珍站在院门口,上下打量我一眼,第一句话不是欢迎,而是问我娘家陪嫁的那台缝纫机怎么还没送来。
酒席只摆了四桌,桌上全是素菜,村里人吃得直咂嘴。
我站在堂屋里敬茶,吴秀珍接过去抿了一口,杯子往桌上一放,说彩礼钱花超了,今年过冬的煤钱都没着落。
郭振国在旁边搓着手,一句话也不敢接。
那天晚上,我坐在新房的床边,龙凤被是旧的,洗得发白。
郭振国站在门口,半晌才憋出一句:“我妈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我点了点头。
那时候我还以为,日子是慢慢过的,人心也是慢慢焐的。
婚后三个月,吴秀珍开始催生。
先是隔三差五端一碗黑乎乎的中药到我面前,说是从十里外的张郎中那儿抓的偏方,一副三块钱。
我捏着鼻子往下灌,苦得嗓子眼发涩,灌了半个月,例假还是照常来。
吴秀珍的脸一天比一天拉得长,吃饭的时候筷子摔得砰砰响。
第二年春耕,村里有人嚼舌根,说我是不下蛋的母鸡。
我去井台打水,听见几个婆娘在槐树底下嘀嘀咕咕,看见我过去,嗓子齐齐一收,眼神跟刀子似的。
我提着水桶往回走,桶底的锈水溅到裤腿上,凉了一片,心里也跟着凉。
郭振国晚上从地里回来,我跟他商量,想去县医院查一查到底什么毛病。
他蹲在门槛上脱胶鞋,头也不抬:“查什么查,查出来还能怎样。”我站在灶台前,手里的锅铲停在半空,半天没落下去。
那天晚上我做了他最爱吃的红烧茄子,他一口气吃了三碗饭,没有抬头看我一眼。
我到底还是自己去了县医院。
挂了妇科的号,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女医生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问了我几个问题,开了单子让我去做检查。
我捏着检查单在走廊里来回走了三趟,才鼓起勇气进了检查室。
三天后去拿结果,女医生看了一眼报告,又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身体没问题,指标都在正常范围。”我不信,又让她看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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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报告单转过来,指着那行字给我念:“各项指标未见异常。”我眼泪一下涌上来,抓着报告单的手直抖。
回到家,我把报告单递到吴秀珍面前,手还在抖。
她接过去,看都没看,拿起来,当着我的面,撕了。
纸屑飘了一地,白花花的,像下了一场雪。
“县医院那帮人懂个屁,”她把碎纸片往灶膛里一扔,“你看看这方圆十里,哪个女人生不出娃是医院的毛病?都是自己肚子不争气。”火苗舔上来,纸屑卷曲发黑,化成灰。
我蹲在灶膛前,看着那团灰,指甲抠进掌心里。
那是我的清白,烧得干干净净。
第三年,吴秀珍不知从哪儿请来个神婆。
那婆子六十来岁,头发花白,眼皮上涂了一圈乌青,进门绕着院子转了三圈,指着我说我命里带煞,冲了送子娘娘。
吴秀珍连连点头,从柜子底下摸出五十块钱塞过去,让我跪下。
大太阳底下,我跪在院子当中,神婆端着一碗狗血,嘴里念念有词,兜头泼过来。
腥味呛得我干呕,血顺着头发往下淌,糊了满脸。
院墙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有人啧啧啧,有人捂着嘴笑。
我跪在那儿,脖子梗得僵直,指甲嵌进泥地里。
我转头看堂屋,郭振国站在门帘后面,帘子微微掀开一条缝,露出他半张脸。
跟我的目光一对上,他立刻松手,帘子落下来,把他整个人挡了回去。
那天晚上我蹲在院子里,用冷水一瓢一瓢往自己身上浇,冲了足足一个时辰,皮都搓红了,那股血腥味还是渗在头发丝里。
郭振国始终没有出来,没有给我递一条毛巾,没有说一句话。
第四年,我婆婆变本加厉,让我每天抄《送子娘娘经》,抄满一百遍。
我白天上工下地,晚上在煤油灯底下抄,手指头磨出了茧。
抄到第三十遍,吴秀珍嫌费灯油,一把抢过来扔进灶膛。
“抄了也不顶用,白费那油钱。”火光映着她的脸,我站在灶台边,浑身发抖,什么东西在心里彻底灭了。
第五年秋天,郭振国要去邻县卖粮,赶着牛车走了。
我那时还不知道,那是吴秀珍故意支开他。
那天傍晚,我在地里锄草回来,远远看见院门口围了一堆人。
吴秀珍叉着腰站在台阶上,脚边扔着我的铺盖卷,我的衣服从包袱里散出来,沾了一地泥。
“我老郭家养不起你这只不下蛋的鸡,”她提高了嗓门,“你滚,滚回你娘家去!”她顺手把包袱往外一甩,衣服洒落一地,又说:“郭家的骨血不能断在你手里,我们不能绝后。”我站在那里,浑身僵住。
有人扯我的袖子:“赶紧跪下认个错。”我没跪。
我走过去,一件一件把散落的衣服捡起来,拍干净土,叠好,放回包袱里。
围观的嗡嗡声盖过了蝉鸣。
我直起腰,看了吴秀珍一眼,说:“我没有错。”吴秀珍愣了一瞬,随即被激怒,抢过包袱,往街上一掷:“滚!”包袱砸在地上,散开,里面有两件旧衣裳,一双布鞋。
我走过去,蹲下,把东西一件一件收起来。
手在抖。
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
我跪在郭家院门口,膝盖陷在泥地里,雨水顺着脖颈往下灌。
我求的是一份公道,五年了,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能一句“不下蛋”就把人赶走。
堂屋的灯亮着。
我等了半宿,灯灭了,门始终没有开。
后来我被母亲接回了娘家。
说是接,其实是我自己在雨里走回去的。
浑身湿透了,鞋里全是水,走一步,咕叽一声。
哥哥站在屋檐下抽烟,嫂子堵着门,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家里三个崽子要吃要喝,没有闲饭养个外人。
我站在院门外面,雨水顺着屋檐滴下来,落在门槛石上,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裤腿。
母亲从里屋挪出来,头发白了大半,拉住嫂子的胳膊欲言又止。
嫂子瞪了她一眼,她就不说话了,转身回屋。
过了一会儿,她偷偷从后门出来,塞给我二十块钱。
她的手又糙又干,抓着我手腕的力气却很大。
“妈对不住你,”她说,“家里……实在没法子。”她把头扭向一边,又说:“你走吧,走远点,别回来了。”
我攥着那二十块钱离开的时候,月亮出来了。
地上到处是水洼,月光照上去,碎银子一样。
我走了七八里路,回到村后,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
羊圈棚屋,那是我后来住的地方。
村里放羊的老刘头早就不干了,棚屋空了好几年,半塌着,顶上是漏的,墙根豁了口,风往里灌。
我收拾了一下午,用泥巴糊了墙洞,找了几捆稻草铺在地上。
那天夜里,我睡在稻草堆上,听着风从头顶的窟窿里灌进来,把草屑吹得到处都是。我把自己缩成一团,蜷在角落里。
日子就那么过下来了。
我白天去帮人家割稻、拔草、晒谷子,挣几毛钱工钱,换了米面。
村里人背后指指点点,我知道,但凡从我旁边经过,他们的话头就立刻掐断。
我不抬头,也不搭话。
薛修洁是入秋的时候出现在我生活里的。
他是村里的知青,早些年从城里来的,后来别人都返城了,就他留了下来。
三十好几的人了,也没个家,在生产队修农具。
那天我去河沟里洗衣服回来,远远看见一个人蹲在我那间棚屋的屋顶上,正往漏雨的地方填稻草。
我走近看了一眼,是薛修洁。
他穿件灰布褂子,袖子挽到胳膊肘,手上一层老茧。
他看见我回来,从屋顶上跳下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说:“快入冬了,你这个顶子不补,下雪天没法住。”我站在原地,不知道该说什么,半晌才说:“我没钱给你工钱。”他摆了摆手,收拾了工具,头也没回就走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带了几块旧木板和一卷油毡纸,把棚屋漏雨处铺严实了。
我不敢靠近,远远站着看。
他爬上爬下,闷头干活,干了整整一上午,中午也没留下吃饭,揣着工具走了。
临走时他停下来,背对着我说:“老住在羊圈里也不是个事儿。”
媒人来牵线的时候,我愣了好半天。
是村东的王婶,她跟薛修洁沾点亲,说他托她来问我的意思。
王婶说:“修洁这个人嘴笨,但人踏实,不抽烟,不喝酒,会过日子。他都三十五了,也不图年轻漂亮,就想找个人搭个伴。”
我想了整整一晚上,想起薛修洁补屋顶时的背影。
第二天,我去找王婶,说我要见他一面,当面谈。
傍晚收工,薛修洁坐在河堤的大石头上等我。
我走过去,坐下,没有看他的脸,盯着河面上的水花,说:“我生不出娃。”
等了一会儿,他没有说话。
我抬头看他,他正望着河对面的稻田。
半晌,他开口说:“我也生不出。”我愣住了。
他转头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很平,很静:“咱俩谁也别嫌弃谁。”我嘴巴动了动,什么也说不出来。
那天傍晚的霞光铺满河面,我坐在河堤上,第一次觉得,天好像没有塌下来。
我跟薛修洁去镇上领了结婚证。
没有办酒席,他只买了一斤水果糖,在村里挨家挨户发了发,算是打过招呼了。
我家里的旧衣裳搬进他家老屋那天,我把那个包袱放在柜子上,站在堂屋里,有些局促。
薛修洁从外面进来,手里拎着一袋米,看见我站着不动,说:“屋里你看着收拾,缺什么跟我说。”他的声音平平的,没有太多起伏。
我应了一声,他把米放进米缸里,转身去院子里劈柴。
我站在灶台前,听着院子里一下一下的劈柴声,忽然觉得鼻酸。
日子过得比想象中安稳。
薛修洁在生产队做工分,我在家里养了十几只鸡,又开了一小块菜地。
他话少,但手巧。
那天看见我蹲在井台边洗衣服,用水不方便,第二天他不知从哪儿找了一根废管子,改了改,接了个简易的出水口,方便我用水。
每天傍晚,他收工回来,打了水洗脸,我做饭,他坐在门槛上,一句话也不说,但院子里的气氛比以前在郭家时松快多了。
月底那天,薛修洁的一个老同学从外地来看他。
那人姓李,个头不高,说话带着云南口音。
两个人在堂屋里关着门说了大半天的旧话,说到后来声音低下去,像是在谈什么不好对外人讲的事。
傍晚老同学走的时候,留下一包东西,用蓝布包着。
薛修洁接过去,没有打开看,径直进了里屋,放进了柜子深处。
那天夜里,薛修洁坐在院门口的石墩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抽到半夜。
我躺在里屋的床上,听着外面的动静,没有出去。
第二天清早,我起来生火做饭,看见院门口一地烟头,整整齐齐地码在墙根底下,像一列沉默的列兵。
我煮了粥,他闷头吃了,什么也没说。
我也没有问。
那时候我以为,谁心里都有几件不想提的事,他不说,我就不问。
出事那天挺平常的。
我蹲在灶台边刮鱼鳞,是隔壁刘婶从河里捞的鲫鱼,送了我两条,让我炖汤补补。
鱼鳞刮到一半,忽然一股腥味直冲嗓子眼。
我撑着灶台干呕了一下,又呕了一下,胃里翻江倒海,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我扶着灶台,整个人抖得厉害。
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完了,跟我妈当年一模一样。
我妈就是先干呕,吃不下东西,去医院检查,胃癌晚期,不到三个月就走了。
我蹲在地上,浑身冒冷汗,胸口像被人攥住一样喘不上气。
薛修洁从院子里听见动静,在门口问了一句:“怎么了?”我赶紧抹了把嘴,清了清嗓子,说:“没事,呛了口烟。”他没有再问。
可我骗不过他,也骗不过自己。
第二天我又呕了,这回连饭都吃不下去。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黄黄的,眼圈发青,心里越来越慌。
我没有跟薛修洁说,怕万一真是那个病,他好不容易有个家,又要塌了。
我决定自己去镇卫生院查一下。
如果真是那个病,我就偷偷跑出去,不能拖累他。
那天早上,我谎称要去镇上买盐。
坐了村里拉货的拖拉机,颠了四十多分钟才到镇子。
我挂了内科的号,排了快一个小时的队。
值班医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问我哪里不舒服。
我说最近老干呕,吃不下东西,怕是胃里出了毛病。
她看了看我的脸色,又按了按我的肚子,问我:“月经多久没来了?”我愣了一下,想了想,好像确实有一阵子没来过了。
但那时候满脑子都是绝症,根本没往那方面想过。
医生开了单子让我去查。
抽血,做检查,又等了大半个钟头。
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攥着化验单的挂号凭证,手心里全是汗。
满脑子都是我妈躺在病床上的样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护士喊我的名字,我站起来,腿有点发软,扶着墙走过去。
医生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拿着报告单,来回看了好几遍,眉头越皱越紧。
她开口第一句是:“你家男人来了没有?”我脑子嗡地一下,五雷轰顶。
我在门口站了片刻,扶着门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果然是那病。
腿一软,我直接靠在门框上滑下去,蹲在了地上。
医生赶紧站起来,绕过桌子来扶我,声音带着慌张:“你这是干啥?我话还没说完呢。”她把我扶起来,按到椅子上坐下,把报告单递到我眼前:“你这是怀孕了,都快两个月了,愁什么愁?”
我愣住了。
她说:“你这反应是正常的早孕反应,回去多注意歇着,别干活,吃得清淡点。”那些字一个一个蹦进我耳朵里,我瞪着她,看着她的嘴一动一动。
她还在交代注意事项。
我蹲到地上,把脸埋进膝盖里,眼泪哗地一下淌了出来。
五年了。
整整五年。
郭家的指戳、唾沫、狗血,撕碎的检查报告。
五年了,我背着“不下蛋的母鸡”的骂名,被赶出家门,跪在雨里求了一夜没有人应。
我蹲在镇卫生院妇产科诊室的墙角,哭得浑身发抖。
女医生被我吓了一跳,赶紧过来安抚:“你咋了?是不是太激动了?快别哭了,哭多了对孩子不好。”我抹了一把脸,好不容易才从呜咽里挤出一句话:“没事,我……我就是高兴。”
我在卫生院门口坐了很久,才想起自己该回家。
经过村口代销店,买了一斤红糖。
薛修洁正在院子里劈柴,看见我进门,愣了一下,问我:“买盐买了一个钟头?”我没有说话,走过去,把红糖桶放在灶台上,回头看着他。
他大概是看出我脸色不对,放下斧头走过来,在门槛边站定。
我看着他,嘴巴张了张,鼻子一酸,眼泪又涌上来:“修洁,我怀上了。”
他站在那儿,半天没有动。
院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
好一会儿,他才慢慢蹲下去,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声音有点哑:“真怀上了?”我点头。
“我的?”他问了一句傻话,又赶紧自己打了一下嘴,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手张了张又合拢,想扶我的胳膊又不敢碰。
“那你以后别做饭了,我来做。”他说。
那天晚上,他把家里那只下蛋最勤的芦花鸡杀了,炖了满满一锅汤。
他坐在灶前添柴,火光把他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我端着碗,喝了一口,眼泪又掉进碗里。
他一抬头看见了,没说安慰的话,只把锅里的鸡腿夹到我碗里,闷声说:“多吃点。”
消息传得比风还快。我在院子里喂鸡,隔着矮墙就听见两个婆娘在外面嘀嘀咕咕,说什么“郭家赶出门的媳妇怀上了”
“薛修洁那么大年纪了倒捡了个便宜”。
我捏着搪瓷盆的边,看那只芦花鸡歪着头啄食,没有回头。
可到了中午,我就听见院子外头一阵脚步声,吴秀珍的声音豁亮得隔着三条巷子都听得见:“何娅楠!你给我出来!”
吴秀珍叉着腰堵在我家门口,身后跟着郭家旺,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汉子,大概是本家堂兄弟。
她手指头几乎戳到我鼻尖上,说:“你肚里的孩子,是郭家的种!你走的时候就已经怀上了,你个不守妇道的烂货,还跑出来嫁人,要把我郭家的后人养在别人屋里?”我站在门洞里,气得浑身发抖。
她又上前一步,要扯我的衣领。
我攥着门框没有动,也没有躲。
薛修洁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屋里出来了,手里拎着一把铁锹。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站在那里,铁锹往地上一杵。
吴秀珍被他堵在门外,愣了一下。
她改了口,说:“何娅楠是我们郭家的儿媳妇,肚里的孩子是振国的骨血,不能流落在外。你把她还给我们,钱好说。”薛修洁把铁锹横在身前,只说了三个字:“她姓何。”围观的村民越聚越多,院墙外头黑压压都是人头。
有人喊了一句:“吴秀珍,人是你赶走的,现在又来抢,还要不要脸了?”人群一阵哄笑。
吴秀珍的脸涨成猪肝色,又转向我:“你拍着良心说,这孩子到底是不是振国的?”
这时候人群外面挤进来一个人,是生产队长。
他拨开人群走进来,先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吴秀珍,说:“够了。老郭家的,人是你赶出去的,婚是你们逼着离的,如今人家嫁了人,怀了娃,你倒说是你郭家的,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吴秀珍嚷嚷着说:“那她肚子里的孩子咋说?”队长看了她一眼:“人家薛修洁娶了她,她怀的就是薛家的孩子。你要是真想要孙子,回去问问你家振国,自己的地,自己撒没撒种,不知道?”
吴秀珍愣了愣,被堵得说不出话。
她转头想寻郭振国,连个人影也没有。
她刚才一路咋咋呼呼地来,郭振国压根儿没跟着来。
吴秀珍被本家兄弟拉扯着往外走,嘴里还骂骂咧咧,说什么“走着瞧”
“总有你们好看的”之类。
人群散了以后,薛修洁把铁锹靠在门边,回身走进灶房,盛了一碗米汤端到我面前:“别理她,喝口热的。”我接过碗,碗沿烫着手心。
我抬起头问他:“你不问我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他蹲在我面前,说:“你嫁给我的时候是清白的。”他把手里的毛巾递给我,“我知道。”
没过多久,郭振国再婚了。
吴秀珍托人说了邻村一个姑娘,二十七岁,能干活,壮实。
婚宴摆得比当初娶我时风光多了,光鞭炮就放了三挂。
可惜新媳妇过门大半年,小姑子小叔子一大家子盼着,肚子还是没有动静。
连邻居家的婆娘们都在暗地里嘀咕:这郭家怕不是风水不好。
吴秀珍坐不住了,带着新儿媳去县医院检查。
隔了两天,她又带着两人去了市里。
第三趟,她直接奔了省城。
花了小一千块钱,回来那天,吴秀珍的腿软得像面条,在村口就被邻居搀着,连门槛都迈不动步子。
消息是梅香婶传出来的:“检查结果出来了,郭振国的毛病!说是活力低,难怀上,基本没指望。”梅香婶说完,还压低声音加了一句:“当年人家何娅楠那份检查报告,人家女方啥毛病没有,硬让这一家子给作践了。”我坐在院子里择菜,听了一耳朵,手顿了顿,什么也没说。
后来我听说,吴秀珍在医院走廊就瘫了。
她揪着郭振国的领口又捶又打,骂他是废物:“是你生不出!是你邹家的种不行!你还骗我这么多年!”她骂着骂着就哭了,蹲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得跟死了亲人一样。
郭振国在墙根蹲了半个下午。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那天夜里,郭振国摸黑去了老屋,翻箱倒柜,从母亲床底下翻出一个布包。
里面叠着几片碎纸,五年前被他妈撕碎又藏起来的检查报告。
他坐在堂屋的地上,就着煤油灯,一片一片地把纸屑拼起来。
报告上那行字在灯光下清清楚楚:各项指标未见异常。
他拿起那几片拼好的纸看了很久,放在桌子上,没有回屋。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揣着那几片拼好的纸,走到薛修洁家院门口。
他站在门外,没有敲门,把那几片纸整齐地放在门槛石上,用半块砖压住。
然后转过身,走了。
他走了很远才停下来,蹲在路边干呕,呕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吐出来。
薛修洁早上开门,看见门槛石上那几片碎纸,蹲下来看了一会儿,捡起来,拿进屋里。
那天中午,他坐在饭桌前把那几片纸摊平,一块一块拼好,用米饭粒粘在纸上,从外面找了一块旧玻璃,夹在里面。
他做好那块玻璃框放在窗台上,没有说那是什么。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眼,认出上面是我当年的检查报告,心里一酸,没有走过去,也没有说话。
日子还在往前过,我怀孕三个多月,害喜轻了一些。
薛修洁几乎不让我碰冷水,家里的重活他全包了。
我闲不住,翻了翻柜子里的旧布头,想给孩子做两件小衣裳。
那天我踮着脚,从柜子顶层拉出一只旧皮箱。
锁扣锈住了,我费了半天的劲才打开。
里面都是薛修洁从前的旧东西,一件旧军大衣,一个搪瓷缸,几本红皮的书。
最底下放着那包蓝布包的东西。
我想起来,那是老同学走时留下的。
我伸手把那布包拿出来,解开结子,里面是几件小孩穿的旧衣裳,叠得整整齐齐。
衣裳的布料都洗得发白了,但针脚密实,一看就是旧时人用心缝的。
衣裳底下露出一个角,我抽出来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薛修洁站在一大片水田中间,裤腿卷到膝盖,脚上全是泥。
他身边站着一个女人,抱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
女人扎着两条辫子,笑起来眉眼弯弯。
薛修洁没有笑,他看着镜头,嘴角微微抿着,那双眼睛,跟现在一模一样。
我拿着那张照片,在柜子边站了很久。
心里像有锅水慢慢烧开,一直烧到嗓子眼。
我把它放回蓝布里,把蓝布包放回皮箱底下,把皮箱合上,推回柜子顶层。
我坐在床边,盯着那口皮箱,坐了一个下午。
心里无数个念头翻来滚去。
他结过婚,还有个孩子,可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
我也没有问过。
我们领证那天,他只说他也生不出。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他也知道自己有问题,还是说……他只是不想我难堪?
那天晚上,我做了饭,炒了菜,照常端上桌。
我坐下来,扒了两口饭,筷子停在碗沿上,想问他,又咽了回去。
我现在肚里还怀着他的孩子,万一问出什么来,我该怎么办?
忍了。
可我那一夜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他又去上工了。
我在灶台前把粥煮好,看着他出门。
他没有回头。
又过了一个多月,那包蓝布包跟长了根似的,在我脑子里扎了刺。
我不想去翻它,可每天都忍不住往柜子的方向看。
有几天夜里我梦见照片上那个女人抱着孩子站在田埂上,朝我笑,醒过来枕巾都是湿的。
我劝自己,他把那包东西藏得那么深,自然有不让我知道的道理。
可我挺着肚子,给孩子缝衣服的时候,缝着缝着就会停下来,盯着窗外发呆。
薛修洁大概也觉察到我这阵子不对劲,话比平时更少,干活更勤。
他没问我怎么了,只是一天三顿变着法子做热乎的饭,晚上打洗脚水端到我脚跟前。
他越是这样,我心里越不是滋味。
有天夜里,我终于开口了。
我躺在床上,翻了个身,对着他的后背说:“修洁,你以前在云南,过的是什么日子?”他动了一下,没有翻身,静了很长时间,回了我一句:“跟现在也差不多,干活吃饭。”我不再往下问了。
他也没有再说。
我们中间隔着那条河,我能看见水在流,却不知道深浅。
怀孕六个月的时候,有一天薛修洁去镇上买米。
我站在屋里,看着那口皮箱,良久,从柜顶取了下来,翻开。
把那件蓝布包拿出来,打开,又把照片抽出来,看了很久。
这天我没有放回去。
傍晚薛修洁扛着米袋进门,一眼看见了堂屋桌上的那张照片。
他站在门口,米袋从他肩上滑下来,袋口散开,白花花的大米淌了一地。
我没有看他,坐在桌子边,把那包旧衣裳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照片旁边:“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薛修洁张了张嘴,半天没有出声。
他走过来,坐到桌子对面,双手搓着膝盖,像要把什么搓碎一样。
过了很久,他才开口,声音比平时低了很多:“云南插队的时候,结过婚。她叫秀兰,村里的姑娘。”
他说,他当年在云南下乡,住在秀兰家隔壁。
秀兰的爹是生产队队长,他白天干活,晚上教她认字。
秀兰不识字,学得慢,但他从来不嫌烦。
后来两个人好了,结了婚,第二年秀兰生了一个儿子。
“孩子刚满月,她开始发高烧。村医看不好,送去县医院,说是产后感染,晚了。”他的声音低下去,“秀兰走了,孩子没了妈,我一个男人,在队里上工,根本带不了孩子。秀兰的嫂子说,孩子放她那儿寄养,我按月寄钱回去就行。”他说到这里,停下来,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后来我回了村。相亲相了几回,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过来就给人当后妈的。我托媒人,都说,你先把孩子接回来再说。我做不到,一岁多的娃,连妈都不会喊,我去接,他认生。”
我看着他的脸,那张脸被夕阳的余晖照出几条皱纹,眼角的纹路比平日里深了许多。
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声音颤着:“那年王婶说你愿意跟我过日子,我怕说了这个事,你就不肯嫁给我了。”他低下头,“我自私,我瞒了你。可我想着,等跟你感情深了再慢慢跟你说,拖着拖着,就拖到了今天。”
我坐在那里,手放在肚子上,肚子里的孩子踢了我一脚。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紧张恐惧而显得格外笨拙的脸,想发火,嗓子里却堵得慌。
我从没有见过他这样慌张的神情,他蹲下去,声音哑着:“你要是生气,打我几下也行……你别收拾东西走。”我没有打他,也没有收拾东西走。
我坐在那里,心里乱七八糟,像一团缠在一起的线。
我没有哭。
我只是沉默着坐了很久,把那张照片拿起来,又放下。
我问:“那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他愣了一下,说:“叫薛常安,平安的安。”我把照片放回桌上,说:“明天你去给你那个老同学写信,让他把孩子送来吧。”他抬头看我,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
我说:“我现在怀着娃,带不了两个?总得慢慢来,等这个生下来,一块儿带。”他看着我,半晌没说话,头埋下去,肩膀一耸一耸地哭了出来。
我把我脸转向窗外,外面起了风,吹得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哗啦哗啦响。我肚子里的小东西又踢了我一脚,劲儿还挺大。
腊月二十,我生下了一个闺女。
六斤二两,哭声响亮,接生婆说这闺女嗓子好,将来能唱戏。
薛修洁蹲在产房外面,抱了一夜的膝盖。
听到孩子哭,他站起来,在门口转了两圈,又一屁股蹲回去,双手捂着脸。
半天,他的指缝里渗出了水光。
腊月二十九,一个男人带着一个瘦瘦小小的男孩,出现在村口。
那男孩穿着半新的棉袄,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躲在男人的腿后面。
薛修洁站在院子门口,看见那男孩,往前走了一步,又停下。
他蹲下身子,张开手,声音哑着:“常安,过来。”男孩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躲在腿后的男人,慢慢挪出来,朝薛修洁走了两步。
薛修洁一把抱住他,男孩的胳膊僵了一下,然后慢慢环住他的脖子。
我站在堂屋门口,手里抱着刚满月的闺女。
看了一会儿,我走过去,蹲下来,对那男孩说:“走了这么远的路,饿了吧?进屋吃饭。”男孩抬头看看我,又看看薛修洁。
薛修洁点点头。
男孩像我走来,我牵起他的手进屋,他的手小小的,又凉又硬,像一块石头。
他的手握着我,慢慢热起来,掌心里出了一层细汗。
男孩很小声地叫了一声:“妈。”我愣了一下,应了一声:“欸,进屋吧。”
春天的时候,我抱着闺女,领着常安去村后的河边洗衣服。
河水化了冻,哗啦啦淌着,底下的石头圆滚滚的,被太阳照得发亮。
常安蹲在河边捡石子,捡了一兜,又倒掉,反反复复,也不嫌烦。
我坐在石头上搓衣裳,闺女在我怀里睡着了。
有人沿着河堤走过来。
我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
是郭振国。
他瘦了很多,脸颊的肉都凹下去了,颧骨支棱着。
他站在河堤上,看着我们,站了大概有一两分钟,没有说话。
我闺女半梦半醒,脚踢蹬了一下。
郭振国的目光落在我怀里那个小小的襁褓上,嘴唇动了动,终是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他默默地走过去了。
他走过很远才停下来,坐在田埂上,低头点了根烟。
抽一口,呛得直咳嗽,弓着背,咳了很久。
我没有告诉他,常安不是他的孩子。
他下次再来,看到的是两个孩子。
一个黑黑瘦瘦,一个白白净净。
他蹲在路边,看了很久,忽然笑了。
他笑到一半,眼泪也掉下来了,他赶紧用袖子擦了擦,站起来。
他没有走过来,只是朝我清了清嗓子,声音平稳了些:“你家薛修洁,是个好命的。”我也觉得他是好命的。
我坐在门槛上缝棉袄,日光一寸一寸移过去,落了满地。
薛修洁在院子里教常安劈柴,斧头举起来落下去的声音“咔嚓”一下一下的。
闺女在里屋睡着,呼吸声匀匀的,像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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