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我和邻村女去赶集路过高粱地时,女子对我说句话,我红了脸
一九八七年秋天,我二十岁,家里三间土坯房,父亲常年腰疼,母亲在生产队留下的那点活儿之外,还要养鸡、种菜。我们家不算最穷,可在村里也没有人会主动夸一句“日子过得宽绰”。
我那时候在村里的砖瓦场干活,烧砖、搬砖、和泥,一天挣两块多钱。手上的茧子又硬又厚,指甲缝里常年洗不干净泥灰。
我一直没说过亲事。
不是没人给我介绍,是我见了姑娘就不会说话。人家问我做什么,我说砖瓦场。人家问我家几口人,我说四口。再往下问,我就低头看鞋尖,恨不得脚下立刻裂开一条缝。
母亲说我:“你这样下去,等别人家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你还在跟墙说话。”
我不敢顶嘴,只能端着饭碗往灶房躲。
那年农历八月十二,天还没大亮,母亲把我从炕上叫起来,让我去赶集买盐和煤油。父亲要买一把镰刀,家里的那把缺了口,割高粱时总往秆子上卡。
我刚把鞋穿好,院门外就有人喊我。
“程海,走不走?”
我听见声音,手里的鞋带一下没系好。
是邻村的周兰。
周兰比我小一岁,个子不算高,肩膀却很挺。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下面是一条黑裤,裤脚挽了一道,露出沾着泥的布鞋。
她父亲早些年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拉扯她和弟弟。周兰平日里话不多,干活却利索,割麦子、挑水、喂猪,什么都能干。
我和她从小认识。
准确地说,是我从小认识她,她未必把我当成多熟的人。
小时候我们一起在河沟边捉过泥鳅,也一起被大人从瓜地里赶出来过。后来长大了,男女之间多了一层说不清的规矩,见面不能站得太近,说话不能让人听见,更不能一起走太久。
可那天,她就站在我家门口,像是根本没想那么多。
我赶紧把鞋带系上,走到门边。
“你也赶集?”
“嗯。”她点了点头,“我娘让我买针线,我弟要一双鞋底。”
“哦。”
我说完这一个字,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周兰看着我,嘴角像是轻轻动了一下。她没有催我,只把手里的布袋往肩上一搭,转身朝村口走。
我跟在她后面,隔着三四步。
那天的路比平时热闹。各家各户都起得早,挑担子的,赶毛驴车的,还有抱着孩子去看热闹的。村口的大槐树下,几个老人坐在矮凳上抽旱烟,看见我和周兰一前一后走过去,眼神在我们身上打了个转。
我立刻低下头。
周兰却像没看见似的,踩着路边的碎石往前走。
出了村,土路旁就是一片高粱地。
高粱已经熟透了,穗子沉甸甸地垂着。早晨的风一吹,整片地便哗哗作响。高粱秆有一人多高,把田埂上的路遮得窄窄的。
那条田埂是去集市的近路,平时男人们挑担子不愿走,怕扁担碰着高粱穗。可我和周兰两个人空着手,走起来正合适。
我走在靠田边的位置,周兰走在里侧。
她忽然问:“程海,你是不是怕我?”
我脚下一绊,差点踩进地沟里。
“怕你干什么?”
“那你为什么一直低着头?”
“我看路。”
“路在前面,不在鞋上。”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
她也正看着我,眼睛里带着一点笑意。那双眼睛很亮,像刚洗过的黑豆。她一看过来,我又把脸转向了旁边。
她没有笑出声,只是放慢了脚步。
风吹过高粱地,几片干叶子擦着我的胳膊,发出沙沙的响声。那声音把外面的村庄和行人都隔开了,田埂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脚步。
走到高粱地最窄的地方,周兰忽然停了下来。
我往前走了两步,才发现她没有跟上。
“怎么了?”
她没有马上回答,把布袋从肩上取下来,换到了另一边。然后她盯着我,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程海,你要是愿意,我就嫁给你。”
她说得很轻,却一个字都没有含糊。
我整个人像被太阳照住了。
手里的镰刀“当”的一声掉在田埂上,刀柄弹起来,碰到了我的脚背。我没觉得疼,只觉得从脖子一直热到耳根,脸也像被火燎了一样。
我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
周兰看着我,脸上的笑意慢慢收了起来。
“你没听清?”
“听……听清了。”
“那你怎么不说话?”
我弯腰捡起镰刀,握在手里,掌心全是汗。
“这事……不能在这里说。”
“为什么不能?”
“让人听见不好。”
“高粱地里没人。”
“地里也有人。”
“谁?”
“庄稼。”
她怔了片刻,忽然别过脸去。肩膀轻轻抖了两下,像是在笑,又像是有些生气。
我更加难堪,恨不得把自己埋进高粱秆子底下。
过了一会儿,她问:“你是不是不愿意?”
我连忙摇头。
“不是。”
“不是不愿意,就是不说?”
“我……我没想过你会说这个。”
“那你想过谁?”
“没有谁。”
“程海,你别绕。”
她的声音不高,可比刚才认真了许多。
我抬起头,第一次没有躲开她的眼睛。
“我愿意。”
这三个字说出来以后,我的脸反而更烫了。周兰盯着我,像要确认我是不是随口答应。她没有立刻高兴,只往高粱地里看了一眼。
“你家里会同意吗?”
“我会说。”
“你娘呢?”
“我会说。”
“你爹呢?”
“我也会说。”
“你拿什么养我?”
这个问题把我刚刚升起来的那点勇气压了下去。
我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旧褂子,又看了看她脚上的布鞋。
“我现在挣得不多。”
“我知道。”
“砖瓦场的活儿也累。”
“我知道。”
“家里还有我爹的药钱。”
“我也知道。”
她说得平静,像是早就把这些都想明白了。
我攥着镰刀,低声说:“可我会干活。我不会让你饿着。”
周兰没有接话。
高粱穗在她身后摇晃,阳光从缝隙里落下来,一会儿照在她脸上,一会儿又移开。她低头踢了踢田埂上的土,轻声说:“我不要你现在说得好听。”
“那你要什么?”
“我只问你一句,你敢不敢当着你娘的面,再说一遍刚才的话?”
我愣住了。
她刚才说的是愿意嫁给我。可当着母亲的面说,和在高粱地里说,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娘眼光高,嘴也直。她常说,娶媳妇不能只看模样,要看能不能给家里添一把力。周兰家里少了个男人,母亲一直觉得那样的人家负担重,怕娶回来以后还得接济娘家。
这些话我都听过。
以前我假装没听见。
可那一刻,周兰站在高粱地边,等着我的回答。我忽然明白,她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拿我寻开心。她是把自己能想到的顾虑都摆在了我面前,等我决定要不要接住。
我咽了口唾沫。
“敢。”
“你别只说敢。”
“我今天回去就说。”
“今天是赶集日,你娘在家等盐。你回去就说?”
“就说。”
她看了我很久,才把布袋重新搭到肩上。
“走吧,集市要散了。”
我捡起镰刀,跟在她身后。
这一次,我没有再隔三四步,而是和她并肩走在田埂上。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上的热气一直没有退。
到了集市,周兰先去买针线。我站在卖农具的摊子前,挑了一把镰刀。摊主问我要不要换个更好的,我摇头,摸出母亲给我的钱,数了两遍。
付完钱,我手里还剩下几分钱。
周兰买好东西回来,问我:“买了?”
“嗯。”
“你娘让你买盐和煤油,买了吗?”
我这才想起来,连忙转身往卖杂货的摊子走。周兰跟在我旁边,没有提醒,也没有笑话我。
买完盐和煤油,我们又去买鞋底。
她弟弟的脚长得快,去年的鞋底已经磨穿了。周兰拿起一双新鞋底,在脚边比了比,问摊主能不能便宜一点。
摊主不肯少,她便把自己手里的针线放下,说那就先不要了。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一阵发紧。
“针线也买吧。”我说。
她回头看我。
我把仅剩的几分钱递过去:“不够的,我回家拿。”
“你哪来的钱?”
“买镰刀剩的。”
“那你拿什么坐车?”
“我们走回去。”
从集市到村里,走路要一个多时辰。天还早,倒也不怕。
她看着那几分钱,没有伸手。
“程海,你别因为我乱花钱。”
“不是乱花。”
“那是什么?”
我说不出来。
她把钱推回我手里,转身去和摊主讲价。最后,摊主见她确实想要,少了两分钱。她买下鞋底,又把那几分钱还给我。
我们拎着东西往回走时,集市上的人开始散了。
路上她问:“你真打算跟你娘说?”
“嗯。”
“她要是不同意呢?”
“我再说。”
“她要是骂你呢?”
“我听着。”
“她要是让我别跟我走呢?”
我停了一下。
周兰也停下,看着我。
我知道她问的不是“让我别跟你走”,而是“让你别跟我走”。
我握紧手里的盐袋,慢慢说:“我会把话说清楚。”
“怎么说清楚?”
“我想娶你。”
她的眼神动了一下。
“就这一句?”
“还要说什么?”
“至少要让她知道,你不是在高粱地里被我哄着答应的。”
“我没被你哄。”
“那你是什么?”
我又红了脸。
“我本来就……愿意。”
这句话说出来,周兰终于笑了。
她笑起来时,眼角会微微弯着。可笑过之后,她又把头低下去,用鞋尖拨开路上的小石子。
“我娘问过我几回,说你这个人老实,能干活,就是不爱说话。”
“你怎么说的?”
“我说,还没看明白。”
“那现在看明白了?”
“还差一点。”
“差什么?”
“差你当着你娘的面说。”
我心里那点刚松下去的紧张,又重新提了起来。
回到村口时,天已经接近中午。高粱地在太阳底下亮得发白,田埂上一个人都没有。
周兰忽然停下来,对我说:“程海,刚才的话,你别忘了。”
“不会忘。”
“我说的是哪句话?”
我脱口而出:“你要是愿意,我就嫁给你。”
说完我才意识到自己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脸立刻又热了。
周兰抿了抿嘴。
“那你记住了。”
她说完,拎着布袋往邻村方向走。走出十几步,她又回过头来。
“下午别躲灶房。”
“知道了。”
“也别只跟你爹说。”
“知道了。”
“要是你不敢,我就当你没答应过。”
她说完就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身影越走越远。她的布鞋踩过田埂,沾起一点灰。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手里那把新镰刀比平时重了许多。
不是因为镰刀重,是因为我知道,回家以后,有一句话等着我说。
母亲正在院子里择菜。
她抬头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才回来?煤油呢?”
“买了。”
“盐呢?”
“也买了。”
她接过去,掂了掂袋子,又看见我手里的镰刀。
“你爹让你买的?”
“嗯。”
“花了多少钱?”
我报了数。
母亲把镰刀拿过去,在指头上试了试刀口,点头说:“还行。你吃饭没有?”
“没有。”
“锅里有玉米糊,自己盛。”
我站在院子里,没有动。
母亲抬头看我:“还有事?”
我看了一眼灶房,又看了一眼正屋。
父亲在屋里咳嗽,母亲听见声音,转身要进去。我赶紧开口。
“娘。”
她回头。
“我想跟你说件事。”
“说。”
“我想娶周兰。”
院子里一下安静了。
母亲手里的镰刀掉在了地上。
她没有像我想的那样立刻骂人,而是站在那里,脸上没有表情。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问:“谁跟你说的?”
“我自己想的。”
“你自己想的?”
“嗯。”
“你跟她说了?”
“说了。”
“她怎么说?”
“她也愿意。”
母亲弯腰捡起镰刀,放到墙边,动作比刚才慢了许多。
“她家里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
“她娘身体不好,她弟弟还小。”
“我知道。”
“娶她进门,不只是多一张嘴。她娘那边,你能不管吗?”
“不能。”
“那你拿什么管?”
我低下头。
“我会干活。”
母亲冷笑了一声:“你会干活,别人不会?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家里一年要花多少钱,你算过没有?”
“没算过。”
“没算过你就敢说娶媳妇。”
她的声音提高了。父亲在屋里问:“谁要娶媳妇?”
母亲没回答,只看着我。
我手心出了汗,但没有躲。
“娘,我不是现在就办喜事。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认定她了。”
“认定?”母亲看着我,“你见过她几回?你们一块儿说过几句话?”
“从小就认识。”
“小时候一起摸鱼,能算什么?”
“现在也认识。”
母亲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你是不是今天赶集路上,她跟你说了什么?”
我脸更热了。
母亲看见我的表情,立刻明白过来:“她主动跟你说的?”
我没有回答。
“她是不是说什么好听的,把你哄住了?”
“没有。”
“那你怎么突然像换了个人?”
我抬头看着母亲:“不是突然。我只是以前不敢说。”
这句话说完,母亲没再吭声。
父亲扶着门框走出来。他腰疼,走路一向慢,刚才大概已经听见了大半。
“周兰那姑娘?”他问。
“嗯。”我说。
父亲在墙根下坐下,摸出烟袋,却没有立刻点火。
“人是能干。”他说。
母亲瞪了他一眼:“能干就行了?日子不是只靠能干。”
“那还要靠什么?”
“要靠家底,靠两个人能不能把一堆事扛住。”
父亲低头装烟丝,声音很轻:“家底咱们也没有多少。”
母亲被他说得一噎。
我站在两个人中间,忽然觉得自己很没用。想娶一个人,连一句像样的话都说不完整,还得让父母替我算账。
母亲最后说:“这事先不提。”
我心里一沉。
“娘。”
“我说先不提,没说不答应。”
“那什么时候提?”
“等你有本事把自己的日子立起来再提。”
“我现在也能干活。”
“能干活和能成家是两回事。”
她端起菜盆,转身往灶房走。走到门口,她又停下。
“你真想娶她,就别光跟我说。你去她家,跟她娘说清楚。人家把闺女养大,不是听你一句愿意就把人交给你。”
我点头:“我去。”
母亲回头看我,像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快。
“今天不行。”
“为什么?”
“人家刚赶集回来,你空手上门,像什么样子?”
我看了看手里的盐袋和煤油,又看了看墙边的新镰刀。
“那我明天去。”
母亲皱眉:“急什么?”
我说:“她在等我说清楚。”
母亲没有再拦。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有风,吹得门缝嗖嗖响。母亲在隔壁收拾东西,父亲咳了几声,又慢慢安静下来。
我一闭眼,就想起高粱地里的周兰。
她问我:“你是不是怕我?”
我那时说不怕。
其实我怕。
我怕她只是看我老实,临时起了念头;怕她娘不同意;怕我家里嫌弃她家负担重;更怕我说出口以后,她发现我除了会干活,什么也给不了她。
可想到她站在高粱地里说“我就嫁给你”,我又觉得,怕也得去。
第二天一早,我从砖瓦场请了半天假,拎着母亲蒸的六个杂粮馍,去了邻村。
周兰正在院里晒豆角。
看见我,她的手停在竹筛上。
“你怎么来了?”
“我找你娘。”
她低头看了看我手里的布袋:“带什么了?”
“我娘蒸的馍。”
“她知道你来?”
“知道。”
周兰没有说话,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带我进院。
她娘坐在门槛上补衣服,眼睛已经有些花。看见我后,先是愣了一下,随后朝旁边挪了挪,给我让出位置。
“是程海吧?”
“婶子。”
我把布袋放下,坐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
周兰站在门口,没有进屋,也没有离开。
她娘问我:“来赶集,还是有事?”
我看了周兰一眼。
她没有帮我说话,只朝我轻轻抬了抬下巴。
我把那句话说了出来。
“婶子,我想娶周兰。”
她娘手里的针停在半空。
“你想好了?”
“想好了。”
“你爹娘同意?”
“我娘说,先让我来跟您说清楚。”
“她没说同意?”
“没有。”
周兰的脸色微微一变。
她娘看着我:“那你来干什么?”
“我想先把自己的心意说清楚。家里同不同意,我会继续说。”
“你拿什么养她?”
“我在砖瓦场干活,一个月大概六十多块钱。家里虽然不宽裕,但我能挣工分,也能挣现钱。”
“你们家还有老人。”
“我爹娘我会管。”
“那我这边呢?”
“我也不会不管。”
周兰的手指一下攥紧了围裙。
她娘盯着我:“你知道我问的不是一句空话。周兰嫁过去,不能因为娘家有事,就被你们说成拖累。她弟弟还没成年,往后读书、看病、成亲,哪样不要钱?”
我喉咙发紧。
这些我都明白,可真正从她娘嘴里说出来,还是让我觉得沉。
“我不能保证以后什么都不缺。”我说,“但我保证,有事咱们一起商量,不会把周兰一个人夹在中间。”
“你能做主?”
“不能全做主,但我会说。”
她娘叹了口气。
“男人最容易说这句话。成亲前说一起商量,成亲后碰上家里老人,先低头的总是媳妇。”
周兰忽然开口:“娘,他不是那种人。”
她娘看向她:“你才认识他几天,就知道他是哪种人?”
“我从小认识他。”
“小时候认识,和过日子不是一回事。”
周兰没有反驳。
我却觉得脸上发热,不是害羞,是被说中了心事。我们从小认识,可真正要走到一起,谁也没有把握。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慢慢说:“婶子,我知道我现在没有资格让您放心。可我不是来骗您说我马上能给周兰好日子。我只能把我能做的说出来。”
“你能做什么?”
“砖瓦场的活儿我不丢。家里的粮食,我每年先留出周兰娘家的份。您要是有病,我陪您去看。周兰想回娘家,我不拦。她要是受了委屈,我先问清楚,不让她一个人忍着。”
我说到这里,周兰突然看了我一眼。
她娘沉默了很久。
“谁教你的?”
“没人教。”
“你娘会答应你这样做?”
“她未必高兴,但我会跟她说。”
这次,周兰的眼睛红了。
她娘把针线放到身边,问:“那你要周兰给你什么?”
我愣住了。
“什么?”
“嫁给你,她要给你什么?干活?生孩子?伺候老人?你想过没有?”
我想了很久。
“我希望她跟我过日子,不是来给我家当长工。”
屋里一下安静下来。
周兰别过身,抬手擦了一下眼角。
她娘看着我,神色终于缓了些。
“你这话倒不像你娘说的。”
“是我自己想的。”
“她要是嫁过去,日子苦,你不能嫌她。”
“不会。”
“你要是以后后悔呢?”
“那也是我的事,不怪她。”
她娘看了看周兰,又看了看我。
“你们两个都还年轻。年轻时觉得有情就能过日子,真过起来,柴米油盐会把人的脾气磨出来。你要是只因为她在路上说了一句好听的,就跑来认定一辈子,那不够。”
我点头。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她不是因为那一句话才值得我娶。是因为我认识她这么多年,知道她是什么人。那句话只是让我不敢再装作不知道。”
周兰的手放了下来。
她娘没有再问。
临走时,她娘收下了那六个杂粮馍,却只留下两个,把另外四个塞回我手里。
“家里人多,拿回去。”
我没有推。
周兰送我到院门外。
“你刚才说得还行。”她说。
“只是还行?”
“没有把我说成只会干活的人。”
“你本来就不只是会干活。”
“那我还会什么?”
我想了半天:“会……会看人。”
她笑了:“那你说,我看得准不准?”
“你看准什么了?”
“看准你是个胆小的人。”
我脸一红。
“我不胆小。”
“那你刚才说话为什么一直捏膝盖?”
我低头一看,自己的手指果然把裤子捏出了几道褶子。
她笑得更厉害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还嘴,只能说:“我明天还来。”
“你来干什么?”
“找你。”
“找我干什么?”
“说话。”
“说什么?”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高粱地里那阵风,想起她问我敢不敢。
“说我不怕你。”
周兰脸上的笑慢慢淡了。
“程海,我那天不是故意逗你。”
“我知道。”
“我是真的愿意。”
“我也知道。”
“你要是只因为我先说了,觉得不好意思,才答应我,那就算了。”
“不是。”
“那是什么?”
我憋了半天,终于说:“我就是想跟你过日子。”
她没有立刻回应。
院子里晒着豆角,竹筛边落了一片黄叶。远处有人赶着牛经过,牛铃声一下一下传过来。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那你就别只说一次。”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要去她家一趟。
有时是帮她家劈柴,有时是挑水,有时只是站在院门口说几句话。我们没有多少闲钱,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她给我缝过一颗掉下来的衣扣,我替她修过两回漏风的窗纸。
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小,可我第一次觉得,日子不是一下子决定的,是一件一件做出来的。
我娘起初不愿意。
她每次看见我从邻村回来,就问:“又去干什么?”
“帮忙。”
“她家没别人了吗?”
“她弟弟还小。”
“你自己的活儿干完了吗?”
“干完了。”
“她娘怎么不找别人?”
“别人也有自己的事。”
母亲听了就不说话。
她不是不喜欢周兰,只是担心儿子往后吃苦。她年轻时也吃过苦,所以不愿意我再走她走过的路。
可我不想因为怕吃苦,就放弃一个愿意跟我说真话的人。
有一天晚上,母亲正在灯下纳鞋底,忽然问我:“她那天在高粱地里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我正在喝水,差点呛着。
“没什么。”
“没什么你红成那样?”
“天气热。”
母亲抬头看了我一眼:“都入秋了,热什么?”
父亲在旁边咳嗽一声,像是忍笑。
母亲把鞋底放在膝盖上:“我问你,她是不是先跟你表明心意的?”
我只好点头。
“她一个姑娘家,倒是比你有胆量。”
“她不是乱说。”
“我知道。”
母亲低头继续纳鞋底,针尖穿过厚厚的布层,发出细碎的声响。
“你爹年轻时,也没你这么木头。”
父亲立刻说:“说我干什么?”
“我说我儿子。”
母亲嘴上嫌弃,眼神却没有之前那么硬。
过了几天,砖瓦场要赶工,我连续干了十一个小时。回家时,肩膀像被石头压着,手臂抬不起来。
周兰站在村口等我。
她手里拿着一小包炒黄豆,见我走近,递给我。
“我娘炒的,说你干活回来饿。”
我没有接,先问她:“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晚?”
“你们场里的老马车经过我家门口,我问的。”
“你等多久了?”
“没多久。”
天已经黑了,村口只有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她站在灯影边,半边脸亮着,半边脸藏在暗里。
我忽然有些心疼。
“以后别等。”
“为什么?”
“晚上冷。”
“你怕我冻着?”
“嗯。”
她把炒黄豆塞到我手里:“那你早点回来。”
我看着她,胸口一阵发热。
“周兰。”
“嗯?”
“我会早点回来。”
她愣了一下,笑着说:“你说话现在越来越像个能成家的人了。”
“我以前不像?”
“以前像个只会点头的木桩子。”
我也笑了。
那包炒黄豆我一直没有舍得吃,直到回家被母亲发现。
“人家给你的,怎么不吃?”
“想留着。”
“留着干什么?发芽?”
她把袋子抢过去,倒了一半在碗里,剩下一半递给我。
“东西就是拿来吃的。你要是真稀罕,就别光稀罕她给你一包黄豆。”
“那我该干什么?”
“把日子过好。”
这句话母亲说得很轻,却像是在替我点头。
入冬前,我和周兰的事定了下来。
没有大操大办。两家坐在一张桌子边,把粮食、被褥和日后的安排说清楚。周兰娘没有要求我家拿多少彩礼,只说她不想让女儿因为嫁人,欠下一辈子还不清的账。
我娘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嫌弃她家负担重,只提出一件事:成亲后,周兰每隔半个月回去看看母亲,家里有活儿,能帮就帮。
周兰当场说:“我答应。”
我娘看着她:“不是让你一个人扛。程海也要一起去。”
我赶紧说:“我去。”
母亲瞪我:“我还没说完,你答应什么?”
屋里的人都笑了。
我和周兰商量婚期时,她忽然问我:“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答应我的时候,脸有多红吗?”
“没有。”
“你耳朵比那天的高粱穗还红。”
“有那么夸张?”
“有。”
“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她低头整理手里的红布,过了一会儿说:“因为你虽然红了脸,没躲开。”
我没有接话。
那天在高粱地里,如果我转身走了,或者装作没听见,后面的日子都不会有。
可我也明白,真正让我和她走到一起的,不只是她那句突然说出口的话,而是她说完以后,我没有把责任推回给她。
她先开口,需要很大的勇气。
我若只享受被人喜欢,却不肯站出来,那就是辜负。
成亲那天,天还没亮,母亲就把我叫起来刮胡子。家里请了几个帮忙的人,院里摆着两张木桌,桌上有花生、红枣和几盘热菜。
我穿上借来的新褂子,站在门口等周兰。
她坐着一辆借来的平板车过来,车上铺着棉被。她穿着一件红色的上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还拎着那个赶集时用过的布袋。
我看见她,脸又开始发热。
旁边有人笑:“程海,你都要成亲了,怎么还脸红?”
我低下头。
周兰从车上下来,走到我面前,小声说:“你还是没出息。”
我小声回她:“你别盯着我看。”
“我就看。”
“人多。”
“人多怎么了?你是我男人。”
这句话比高粱地里的那句还直接。
我的耳朵立刻烧了起来。
她忍着笑,伸手把我衣领上的线头摘掉。
“现在知道害臊了?”
“你小点声。”
“我偏不。”
她说完,转身进了院子。
我站在原地,听见周围的人笑成一片。母亲从旁边经过,拍了我一下。
“还愣着干什么?把人接进去。”
那一天忙得很,我没有时间多想。可到了晚上,客人都散了,屋里只剩下我和周兰时,我反而紧张起来。
她坐在炕沿上,手指轻轻摩挲着衣角。
我把煤油灯拨亮一点,给她倒了碗水。
“渴不渴?”
“还行。”
“累不累?”
“累。”
“那你睡吧。”
她抬头看我:“你让我一个人睡?”
我一下不会说话了。
她看了我一阵,忽然扑哧笑了。
“程海,你那天在高粱地里还敢说愿意,今天怎么又不敢说话了?”
“那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那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
“现在也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看着她,慢慢坐到她旁边。
“周兰。”
“嗯?”
“我那天脸红,不是因为你说得不对。”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早就想过,可一直没敢承认。”
她没有笑了。
“想过什么?”
“想过你要是嫁给别人,我可能会难受。”
她的手停住。
“只是难受?”
“会睡不着。”
“还会什么?”
“会想去找你。”
“那你为什么不去?”
“我怕你嫌我穷,怕你娘不同意,也怕我娘不同意。”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我也怕。”
“你怕什么?”
“怕你只是觉得我能干,娶回去替你家干活。”
我立刻摇头:“不是。”
“我知道你现在说不是。可女人嫁人,不能只听成亲前的话。”
我伸手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上有细小的裂口,指腹粗糙,和我的手差不多。
“那你以后看我做。”
她抬眼看我:“看什么?”
“看我是不是说到做到。”
她没有抽回手。
窗外有人走过,脚步声慢慢远了。屋里很安静,只有煤油灯的火苗偶尔跳一下。
那一晚,我们没有说很多漂亮话,只把往后的日子一件件商量了。
粮食怎么分,谁去照看父母,周兰什么时候回娘家,砖瓦场的活儿忙起来时谁做饭,家里有了争吵要怎么办。
周兰说:“有话当天说,不许憋着。”
我说:“好。”
她又说:“你娘要是说我不对,你不能不问缘由就站在她那边。”
我说:“好。”
“我娘那边有事,你也不能只说让我自己回去。”
“我跟你一起回。”
“你爹的药钱不能断。”
“不会断。”
她看着我:“你别什么都答应,做不到会让人更失望。”
我想了想,说:“那我先答应一件能做到的。”
“哪一件?”
“以后你再问我话,我不低头。”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笑。
“这算什么?”
“算我能做到的。”
她伸手把我的脸扳过来,让我正对着她。
“那你现在看着我。”
我看着她,脸还是红,却没有躲。
她低下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那一刻我才知道,所谓成家,不是把一个人从她娘家接到自己家里,而是两个人都承认,往后的苦和甜,要一起担。
婚后的日子并没有突然变好。
砖瓦场还是那么累,父亲的腰疼时好时坏,母亲和周兰也会因为做饭、喂鸡、晒粮食这些小事发生争执。
有一次,周兰回娘家给母亲送药,回来晚了些。母亲见她进门,脸色不太好看。
“家里这么多活,等你一个人吗?”
周兰放下药包,说:“我娘今天不舒服。”
“你娘不舒服,怎么不让你弟弟去?”
“他去割草了。”
母亲把簸箕往地上一放:“那家里的活呢?你嫁过来以后,总不能三天两头往娘家跑。”
周兰的脸一下白了。
我正在院里劈柴,听见这话,停下了斧头。
母亲看了我一眼:“你别插嘴,这是女人之间的事。”
我放下斧头。
“娘,这不是她一个人的事。”
“你又要替她说话?”
“不是替她,是我们一起定过的。”
母亲气得转身:“你们才成亲几天,就开始跟我分家了?”
“没有分家。”
“那你什么意思?”
我看着周兰,她低头站在门边,手指紧紧攥着衣角。
我对母亲说:“周兰回去看她娘,不是偷懒。家里的活儿,我能做的先做。做不完的,晚上我回来一起做。”
“你在砖瓦场累一天,还能做什么?”
“能做多少做多少。”
“那你不累?”
“累。”
“累你还逞强?”
我沉默了一下,说:“她也累。”
母亲愣住了。
我继续说:“她嫁过来,不是把娘家割掉。就像我不会因为娶了她,就不管咱们家一样。两边都是老人,不能只让她一个人记着。”
院子里只剩下斧头落在木头上的余响。
周兰抬头看我,眼圈一点点红了。
母亲坐到门槛上,半天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把簸箕重新拿起来,低声说:“药给你娘送到了?”
周兰点头:“送到了。”
“那就去做饭吧。程海,你把柴劈完。”
这不是一句道歉,可她已经把话收了回去。
我知道,母亲也在学着接受一个新的人进入家里。
周兰去灶房时,经过我身边,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
晚上,她问我:“你今天为什么敢顶你娘?”
“不是顶。”
“你以前不是连大声说话都不敢吗?”
“我也会变。”
“谁让你变的?”
我看着她:“你。”
她抿着嘴笑:“又把责任推给我。”
“是我自己的事。”
她坐在炕边,拿针线补我磨破的袖口。
“程海,我那天在高粱地里说那句话,其实也不是因为突然想嫁给你。”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你早就想过。”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不是会突然说话的人。”
她手里的针停了一下。
“你倒是会猜。”
“那你为什么选我?”
她低头看着袖口,许久才说:“因为你小时候被人欺负,从来不去欺负更小的孩子。因为你家里穷,可你去砖瓦场挣的钱,总会先买药给你爹。还因为有一年下大雨,我娘腿疼,你挑着水走了半个时辰,放下水就走,连口热茶都没喝。”
我想起来了。
那是几年前的事,我根本没放在心上。
“就因为这些?”
“还因为你不爱吹牛。”
“我那是不会说。”
“不会说也比乱说好。”
她把袖口的线咬断,抬头看我。
“不过,光是这些还不够。”
“还差什么?”
“你得一直这样。”
我点头:“我尽量。”
“不是尽量。”
“那是什么?”
“做不到的时候,也要告诉我。别一声不吭。”
我记住了。
那年冬天,砖瓦场停工了一个多月。我没有工钱,只能跟父亲去砍柴,和母亲一起腌菜。周兰把家里的旧棉花拆出来,重新给父亲絮了一床褥子。
她娘的病反复,周兰常回去照看。每次回来,她都带些自己晒的萝卜干,放在灶房的坛子里。
母亲后来不再问她“为什么回娘家”,而是会在她出门前说:“路上慢些,天黑前回来。”
有时周兰回来晚了,母亲还会把饭热在锅里。
这些变化没有谁专门说出来,但我看得见。
第二年春天,周兰怀了孩子。
她害喜厉害,闻不得砖瓦场的烟味。我便去找管事的,求他把我调到搬运木料的活儿上。工钱少一些,可离家近,能早些回来给她做饭。
有人笑我:“娶了媳妇就没出息了。”
我没有理。
周兰知道后,反倒不高兴。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你怀着孩子,我得回来。”
“可少挣的钱怎么办?”
“我再去找别的零活。”
“你一个人能扛几样?”
“我能扛。”
她看着我,脸色沉下来。
“程海,你是不是又要替我决定?”
我一下愣住。
“我不是替你决定。”
“你为了让我轻松,少了工钱。可日子是两个人过的,不能你觉得什么好,就直接做。”
我低下头。
她说得对。
当初我答应她,有事一起商量。可我慢慢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子,什么都自己扛,觉得只要自己吃苦,别人就不用操心。
我说:“那你说怎么办?”
“先按原来的活儿干。你真累了,就告诉我。家里能省的省一点,不能因为怀个孩子,就把你一个人逼到墙角。”
“你不怕累?”
“我怕你什么都不说。”
她说这句话时,语气和高粱地里一样认真。
我看着她,忽然笑了。
“你还记得那天?”
“当然记得。”
“我也记得。”
“你记得什么?”
“你问我怕不怕你。”
她哼了一声:“你那时就是怕我。”
“现在不怕了。”
“真的?”
“现在是尊重。”
她没忍住,笑着拍了我一下。
孩子出生后,是个男孩。母亲高兴得在院里转了好几圈,父亲抱着孩子不肯撒手。周兰躺在炕上,脸色苍白,却一直看着我。
我端着红糖水递给她。
她喝了两口,忽然问:“程海,你当年在高粱地里为什么红脸?”
“不是说过了吗?因为我早就想过。”
“我不信。”
“那你说为什么?”
“因为你脸皮薄。”
“那你还嫁给我?”
“因为你脸皮薄,心不薄。”
我笑了起来。
她把孩子往我这边推了推。
“你抱抱。”
我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抱起来。他的脸皱巴巴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手指却紧紧抓住了我的衣襟。
我一动不敢动。
周兰看着我:“你又红脸了。”
“这回不是因为你。”
“那是因为谁?”
“因为他太小了,我怕摔着。”
“你抱稳了就不怕。”
我低头看着怀里的孩子,忽然明白,当年在高粱地里,我怕的从来不只是周兰那句话。
我怕承担一个人的一生。
可真正走进婚姻以后,我才发现,一生不是一口气扛起来的,也不是靠一句豪言壮语撑住的。它就是今天多挑一担水,明天少说一句气话,老人病了陪着去看,彼此有了委屈不躲着。
一件一件,慢慢过。
后来砖瓦场重新开工,我挣的钱多了些。我们没有立刻盖新房,只把土坯墙重新抹了一遍,又在窗户上糊了两层纸。
周兰说:“这样就很好,冬天不漏风。”
我说:“以后盖砖房。”
她问:“什么时候?”
“等攒够钱。”
“要攒多少?”
“先攒三百块。”
“那得好几年。”
“几年就几年。”
“你不急?”
“有你在家,我急什么?”
她白了我一眼:“嘴倒是越来越会说了。”
“跟你学的。”
“我什么时候教过你?”
“高粱地里。”
她听见这几个字,拿起笤帚就要打我。我赶紧躲到院外,笑声一直传到隔壁。
又过了几年,我们终于盖起了三间砖房。
那天搬家时,母亲把旧炕席卷起来,发现席子底下压着一个小布包。她打开一看,里面是几颗炒黄豆,已经干得发硬。
“这是什么?”母亲问。
我站在门口,一下认出来了。
是周兰当年给我的那包黄豆剩下的一半。
我那时没舍得吃,后来忙着成亲,又忙着过日子,一直忘在了箱底。
母亲把布包递给周兰。
周兰打开看了一眼,笑了。
“你还留着?”
“我忘了。”
“忘了还能留这么多年?”
“不是我留的,是它自己在那儿。”
母亲在旁边说:“你们两个,什么都能留。”
周兰把布包重新系好,放进新房的木柜里。
“别放了。”我说,“都不能吃了。”
“不能吃也不是废物。”
“那留着干什么?”
她看着我:“等以后你再说自己没出息的时候,拿出来提醒你。”
我问:“提醒我什么?”
“提醒你,当年你什么都没有,还是敢说愿意。”
我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新房里有一股木头和石灰的味道。孩子已经会走路,在外面追着母亲喊奶奶。父亲坐在门边晒太阳,周兰在灶房里收拾碗筷。
我走过去帮她端盆。
她抬头看我:“不用你。”
“我闲着。”
“你今天搬了一天东西。”
“还扛得动。”
“程海。”
“嗯?”
“你现在还怕我吗?”
我把水盆放下,认真想了一会儿。
“怕。”
她笑了:“还说不怕。”
“怕你生气,怕你受委屈,怕我哪句话说错了让你难过。”
“这不叫怕。”
“那叫什么?”
“在乎。”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的那片高粱地。
那时的高粱比人还高,风一吹,所有穗子都低着头。周兰站在田埂上,脸上没有一点玩笑,问我愿不愿意娶她。
我红了脸,却没有后退。
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偏偏娶了邻村的周兰。
我总说:“她能干。”
周兰听见了就会不高兴。
“我在你眼里就只会干活?”
我便改口:“她聪明。”
她还是不满意。
“还有呢?”
“她胆子大。”
“这倒是真的。”
“她敢在高粱地里问我,敢不敢娶她。”
每次说到这里,她都会瞪我。
“你别跟孩子们讲。”
可孩子们早就听过不知道多少遍。
儿子成家以后,有一回带着媳妇回来吃饭。饭桌上,儿媳妇夹了一筷子菜,忽然问他:“你以后愿不愿意听我的?”
儿子被问得脸红,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周兰在旁边笑得直拍桌子。
我看着儿子的样子,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
儿子不服气:“爹,你当年就能说出来吗?”
“能。”
“娘问你什么,你都能说?”
“能。”
周兰立刻拆台:“他那天在高粱地里,镰刀都掉了。”
屋里的人全笑了。
我脸上又热起来,端起碗遮住半张脸。
儿媳妇笑着问:“娘到底说了什么?”
周兰看了我一眼,故意不说。
我连忙道:“没什么。”
儿子不依:“肯定有事。”
周兰把碗放下,慢悠悠地说:“我问你爹,愿不愿意娶我。”
儿媳妇惊讶地睁大眼睛。
儿子也愣了:“是娘先说的?”
“是。”
“那爹答应得痛快吗?”
周兰笑着看我:“他红着脸答应的。”
我清了清嗓子:“我当时只是没准备好。”
“你准备了三十年,还没准备好?”
儿子笑得差点把饭喷出来。
我也笑了。
笑完以后,屋里安静了片刻。周兰伸手在桌下碰了碰我的手背,手指还是有些粗糙,掌心却比年轻时柔软了许多。
我握住她。
窗外正是秋天,院墙边的高粱已经收完了,只剩下一排排短短的秸秆。风从田野里吹过来,带着粮食晒干后的气味。
周兰忽然凑近我,小声说:“明天陪我去赶集。”
“买什么?”
“买针线。”
“家里不是还有?”
“还有。”
“那为什么去?”
她看着我,眼里又有了当年那点促狭的笑。
“路过高粱地。”
我心里一跳,脸立刻又热了。
她笑着问:“你还会红脸吗?”
我没有回答,只把她的手握得更紧。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记得那一天。记得一九八七年秋天,记得我二十岁,记得我们从邻村一起去赶集,记得那条被高粱遮住的田埂,也记得周兰亲口对我说的那句话。
她说:“程海,你要是愿意,我就嫁给你。”
我红了脸,却在当场给了她回答。
后来我才明白,有些人一辈子只等一句话,有些人一辈子只因为没有躲开那句话,才终于走到了一起。
我和周兰就是这样。
从那片高粱地开始,走过赶集的土路,走过穷日子、病痛、争吵和孩子长大,走到如今头发花白,仍然并肩坐在一张桌子边。
她当年问我敢不敢娶她。
我那时红着脸说,敢。
到现在,我也没有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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