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0年11月，北京秦城监狱，76岁的陈伯达写下一张纸条：“我要律师，为我辩护。”这句话不长，却把一个曾经身处权力中枢的人，推到命运的悬崖边上。
九天后，特别法庭即将开庭。陈伯达很清楚，自己面对的不是普通审查，而是一场受到全国关注的公开审判。案情、罪责、刑罚，都会被放在法律和历史的秤上重新衡量。
陈伯达的经历，颇有几分反差。他早年以理论和文章见长，抗战时期在延安崭露头角，后来长期担任毛泽东身边的理论和秘书工作人员。凭借文字才能与政治判断，他逐步进入重要岗位，成为毛泽东身边职务较高的秘书之一。
有意思的是，陈伯达并非靠军功起家。他的优势在笔杆子，在整理文件、阐释理论和起草文字方面。这样的能力，一旦进入政治风云最激烈的地方，既可能成为助力，也可能变成危险的放大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伯达参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并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那时的他，已经从理论工作者变成了重要政治人物。
但权力位置越高，判断失误造成的后果越重。陈伯达参与推动了一些激进政治主张，也被指控在制造和扩大政治冤案、打击党政干部等问题上负有责任。1970年庐山会议前后，他与林彪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受到关注，最终被停止工作并接受审查。
1970年10月18日，陈伯达被正式拘押审查。此后多年，他与外界隔绝，家人甚至一度无法确知他的生死。等到他在特别法庭上再次出现时，许多人最直接的反应只有一句：“陈伯达还活着。”
这次审判并不是简单的政治表态，而是依照法律程序进行。1980年11月20日，特别法庭开庭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陈伯达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吴法宪等人一同出庭。
法庭上的陈伯达，穿着中式棉袄，外罩绿色军装，戴着深色边框眼镜。由于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他由法警搀扶进入法庭。相比其他被告，他显得格外衰老，也格外沉默。
审判前，陈伯达曾多次表示认罪，并希望组织给他一个说明问题的机会。他明白，自己的行为可能面临极重刑罚，却也知道，判决必须以证据和法律为依据，并非只看一时的情绪。
庭审前夕，监管方面考虑到陈伯达带有闽南口音，担心影响法庭听辨，询问他是否需要律师。陈伯达没有立即作答，而是提笔写下申请。第二天，他又请求有关方面派人同他谈话，显然希望把一些情况讲清楚。
“我要律师。”
这不是一句辩解，而是一个被告在审判前争取程序权利的实际行动。它也说明，陈伯达并没有放弃生的希望。
11月20日的开庭，主要是宣读起诉书。真正涉及陈伯达本人问题的庭审，集中在11月28日和29日。检方指控的内容，包括参与制造冤案、诬陷陆定一、利用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在河北冀东等地造成严重政治后果。
陈伯达在法庭上的辩护并不顺利。一方面，他承认自己有错误；另一方面，他的口音和身体状况，使发言不易被完整听清。辩论时，他本人发言约一个小时，随后由律师代为辩护。面对法庭询问，他没有进行长篇争论，而是请求依法从宽处理。
当时，围绕陈伯达应判何种刑罚，曾有过内部征求意见。据相关材料记载，有人主张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也有人主张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这类意见征求并不等于正式判决，最终仍要看犯罪事实、历史责任、认罪态度以及法律规定。
陈伯达之所以可能面临死刑，根源在于他所处的位置和造成的影响，而不只是某一篇文章、某一次发言。一个身居高位的理论工作者，若把文字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后果往往会超出个人能够控制的范围。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宣判。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决同时明确，判决执行以前被羁押的时间，按照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因此，他的刑期从1970年10月18日羁押之日计算，而不是从宣判之日重新起算。
判决后，鉴于陈伯达已经年过七旬且身体状况不佳，有关方面批准他保外就医。其二子陈晓农从石家庄调到北京照料父亲，组织上也为陈伯达安排住房和基本生活保障。
离开秦城后，陈伯达晚年主要读书、写作，生活范围十分有限。他曾对来访者谈及自己的经历，也用“悲剧”和“罪人”概括一生。这样的表述，既有对个人选择的悔恨，也包含一个政治人物在失去位置之后，对时代和自身责任的重新审视。
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在北京去世，终年85岁。判决没有判他死刑，却以18年徒刑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结局，结束了他曾经显赫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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