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拆迁款全留给弟弟，我没吵闹，当晚收拾东西彻底消失，除夕夜我妈打来电话：“全家在酒店等你结账呢！”我冷笑：“等着吧，我不去”
除夕夜的鞭炮声从傍晚就没有停过。
出租屋里，我给自己下了碗挂面。
手机屏幕忽然亮了，一个陌生号码。
按了接听，电话那头，我妈嗓门大得刺耳：“春霞！你怎么还没到？全家都在酒店等你结账呢！”我握着手机，看着碗里冒起来的热气，恍惚了三秒钟。
三年前那晚收拾行李走出家门的情景，像旧电影一样从眼前闪过。
我笑了一声，对她轻声说：“等着吧，我不去。”挂了电话，我关了机，夹起那口面，一口一口吃完了。
窗外烟花炸得很高。
我没开灯。
01
老城区要拆迁的消息，差不多传了三四年，一直没个准信。
去年秋天，红头文件真的贴出来了。
我家那一片，属于二期规划，四套安置房，加上一笔补偿款。
那天晚饭，我妈罗秋菊把筷子往桌上一搁，清了清嗓子，像宣布重大决定一样开口：“房子分好了。两套大的给俊达，那套小的，春霞你住也行，租出去也行。存款八十万，留着给俊达以后养孩子用。”
我弟宋俊达正低头玩手机，听到这话，头也没抬，随口应了一声：“嗯。”
我弟媳刘雨婷坐在旁边，嘴角往上扯了扯，也没接话。
我没吭声。手里那碗饭还端着，夹了一筷子青菜送进嘴里。我听见我自己咀嚼的声音，很响。
拆迁款分下来的时候，我爸已经走了整整三年。他要是还在，这饭桌上大概还有个人替我说句话。
我爸宋长河生前在搬运站干了半辈子，老实人一个。
我妈嫁给他那年才二十出头。
据说我爸家穷，连像样的彩礼都给不起，我妈在娘家受了不少气，嫁过来也没过上什么好日子。
她嘴上常常挂着一句话：“我这辈子就是命苦，受够了窝囊气，往后老了，得靠儿子给我撑腰。”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家每一个日常里。洗衣服的时候说，做饭的时候说，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也说。
说得我弟从小就知道：他是这个家的指望。说得我也从小就知道：我是这个家的外人。
我十五岁那年，我爸生了一场大病，家里钱不够。我跟我妈商量，说想去读卫校，学费便宜，出来能找份护士的工作，也好贴补家里。
我妈看了我一眼，说：“读什么卫校，你弟明年上高中，学费在哪里还不知道呢。”
我不说话了。
后来我偷偷报了名，暑假去砖厂码了两个月砖，挣了第一年的学费。
我妈知道了也没再拦，只叹了口气说，随你吧。
从那以后，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基本全靠自己。
她也不问，我也不提。
这种日子久了，你会习惯的。
习惯被无视，习惯任何好处都轮不到你。
习惯到有一年过年，我弟穿新羽绒服，我穿前年买的旧棉袄，心里也没有太大的感觉了。
去年秋天正式分房子那天，我又想起我爸临终前躺在病床上对我说的话：“春霞啊，爸知道你委屈。以后要是你妈做了让你难受的事，你别跟她吵，她也不容易。你是姐姐，让着点。”
我当时点了点头。
我爸拉住我的手，还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说出来。
过了几天，他就走了。
收拾遗物的时候，我在他床头柜的夹层里发现了一个旧铁盒。
铁盒里放着一个记账本和一个老怀表。
那本账本我看了很久，又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然后放回铁盒里，一直没有带在身上。
直到那晚，饭桌上我妈宣布完拆迁款的决定，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坐了大半夜。
灯关了，窗户外面是邻居家为了多分面积搭的彩钢瓦棚顶，月光照在上面，白惨惨的。
我打开衣柜，从最底下的一个旧布袋里，把那个铁盒拿出来。
我打开记账本，翻到最后一页。我爸的笔迹歪歪扭扭，写了五个字：“闺女受苦了。”
那五个字他应该想了很久。可是到他走，他都没有当面对我说出口。
我在黑暗里坐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打开行李箱，开始收拾衣服。
02
第二天中午，我请全家人下馆子吃了一顿饭。
点的都是他们爱吃的菜。我妈爱吃红烧肉，肥瘦相间的那种。我弟爱吃辣子鸡，我弟媳爱吃糖醋排骨。
菜上齐了，我妈夹了一块红烧肉，嚼了两口，皱了皱眉：“不行，这块太肥了。”她放下筷子，不满意地又把那盘菜转到我弟那边。
我没说话，夹了一块瘦点的，放在她碗里。
我妈吃了，没再看我。
那顿饭吃得挺安静。我弟忙着给孩子剥虾，我弟媳忙着拍照片发朋友圈，我妈隔一会儿叮嘱一句“吃慢点”
“别弄脏衣服”。我坐在桌子对面，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这是我的家，但我又什么都不是。
吃完饭我结了账。六百八十块，我刷的卡。我妈没有问钱够不够，只是催着说赶紧回去吧，你弟还要去新房子量尺寸。
我说好。一家人往外走的时候，我站在饭店门口，看着我妈的背影，喊了一声：“妈。”
她回过头：“干什么？”
我张了张嘴，说：“没事，就是想叫叫你。”我妈看了我一眼，像看个傻子一样，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开始收拾东西。
我的东西不多。
常年不被重视的女儿，在这个家里留下的痕迹本来就少。
高中时候的书，几件换季的衣服，一本旧相册，还有我爸留给我的那个铁盒。
我把该带的放进行李箱，剩下的装进垃圾袋，提到楼下扔了。
搬完最后一趟时，我站在客厅中央，打量了一下这个住了三十多年的老房子。
茶几上还摆着我妈喝剩的半杯茶。
电视柜上放着我弟一家三口的全家福。
照片上没有我。
我回房间，从床底下拉出那只行李箱，拖到客厅，在玄关的鞋柜上放了一把钥匙。然后拎起箱子，拧开防盗门，走了出去。我没有回头。
外面天还没亮，路灯还亮着。
冷风裹着秋末的寒气，灌进领口里。
我拖着箱子走到巷子口的公交站，坐在长椅上，等了二十分钟。
坐上去县城汽车站的早班车时，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把那张旧的SIM卡拆下来，折成两半，扔了。
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快速后退的房子和树，什么也没有想。该想的在我爸去世那天就想通了：这家里，从来就没有属于我的地方。
三个小时后，我到了邻县。我在县城老城区租了一间单间。月租三百五十块，没有空调，只有一扇朝北的小窗户、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
我在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诊所找了份护士的工作。
工资不高，胜在稳定。
诊所老板姓唐，四十多岁的女人，别人都喊她唐姐。
面试的时候她看了我的护士证，又看了看我：“县医院干得好好的，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说：“想换个地方。”
她没再问。
03
头三个月的日子是最难熬的。
白天忙，病人一个接一个，量血压、扎针、换药、跑上跑下，忙到想不起自己是谁。
到了晚上下班，出租屋里安静得吓人。
没有电视，我也没有买收音机，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狗叫和远处国道上传来的汽车声。
我躺在床上，常常以为自己还在老家的房间里。
很多时候我会梦到我爸。
他坐在老屋门口的小板凳上剥毛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服，手指头上全是茧子。
我喊他：“爸。”他抬起头，看见了我，咧嘴笑了一下，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
我梦见过一次，想问问他好不好。
话还没开口，人就不见了。
夜里醒过来，发现枕头已经湿了大半。
我没哭出声，就坐在床上，缓了很长时间。然后把枕头翻了个面，接着睡。第二天起来照常上班。
诊所的日子过得很快。每天来打吊瓶的老太太老爷爷很多。他们常常拉着我聊天，问我是哪里人、有没有对象、家里几口人。
我一般笑笑，说：“我家在外地。”
有个姓韩的老太太，九十多了，腿脚不好，每周来扎两次针灸。她手背上皮松，血管细，不好找。每次我都得蹲下来，拿热毛巾焐半天，才敢下针。
有一回扎完了，她忽然用那只苍老的手抓住我的手腕，说：“闺女，你手稳，心也稳。你是个好孩子。”我当时眼角一酸，赶紧别过头去。
有天下午，诊所来了个穿工装的女人，看到我愣了一下：“你是……宋春霞？”我抬头看了她半天，认出来了。
我妈娘家那边的一个远房表姐，以前老来家里串门。
我低下头，假装没认出来。
她知趣地没再打招呼，看了病拿了药就走了。
但我知道，这个信息很快就会传回去，传到我妈的耳朵里。
果然，过了十来天，表姐又来了。
这次没看病，是专门来找我的。
她以为我没看见她，在走廊上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第二天，一个男人来找唐姐，问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唐姐进办公室，他递了张纸条。
唐姐看了，出来递给我。
纸条上是我妈的口信：“家里有要紧事，你回来一趟。”我没问什么要紧事。我也知道根本不会有什么要紧事。
我把纸条对折，再对折，捏成一个团，扔进了垃圾桶。
晚上回到出租屋，我下了一把面条。
锅里水滚着，面条在翻滚。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团白色的面在沸水里翻，鼻尖酸了一下。
我擦了把脸，把面捞起来，拌了点酱油，一口一口吃完了。
没过多久，我就听说弟弟已经看好了第二套房子的户型。但那套房子手续里有我的签字，绕不开。我才明白，我妈想起来有我这个闺女了。
不是想我了。是需要我了。
04
一年慢慢过去了。
我在这个陌生的小县城，活成了另外一个人的样子。每天六点半起床，洗漱，在巷口买两个包子，走到诊所，换白大褂，开始一天的工作。
县城的病人不多，但杂。
感冒发烧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都是些慢性老年病。
忙的时候脚不沾地，闲的时候也能坐一坐。
唐姐人不错，偶尔留我吃午饭。
她做的红烧肉很好吃。有一回我吃了一口，忽然想起我妈。我想起我给她夹那筷红烧肉的那天。那块肉，她嫌肥。大概也嫌我这双筷子。
我放下了筷子，说：“唐姐，我有点饱了。”
吃完那顿饭，我在诊所门口站了一会儿。秋天了，巷子口那棵老梧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
我弯腰捡了一片，捏在手里转了两圈，又放下了。日子就是这样，看似平静，其实底下全是旧伤。
那年冬至前后，诊所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病人。
她话多，扎吊瓶的时候一直在跟旁边的人聊天。
我听着听着，忽然听她提到了一个名字：“宋俊达。”
我的手停了。
她说的是老家那边的事，说他家拆迁分了四套房，最近又在打听买房子的事。
她说：“听说他们家的闺女不是还有一套吗？怎么也要卖？”
旁边的人摇头：“谁知道，好像是姐妹之间闹翻了。”
我没再听下去。换药的时候，我的手很稳。这是做护士的基本功，不管心里多少波澜，手上不能抖。
晚上回到出租屋，我坐在床边发了很久的呆，然后从床底拖出那只铁盒，把记账本翻开来看了几页，又合上放回去。
我对自己说：宋春霞，你早就跟那个家没有关系了。
可是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睛看着窗户外面。外面是别人家的灯，暖暖的黄色。我看了很久。
年底的时候，唐姐跟我说：“春霞，要不你今年就在这儿过年吧。我家就我和我儿子俩，你来热闹热闹。”
我说：“好啊。”
我以为那个年，就这样过了。
05
除夕那天中午，唐姐给我送来了一碗饺子，说是她手工包的。“下午诊所要是不忙，你就早点回去歇着。晚上来我家吃饭。”她说完就匆匆走了。
我坐在诊所里，看着那碗饺子，没有吃。
下午来打吊瓶的人不多。
我坐在护士站的椅子上，把手机拿出来看了看。
通讯录翻到“妈”那一栏，停了几秒钟，又按掉了。
我从来没有删过那个号码。这三年我一次也没有打过，但它一直在那里。不知道是在等什么。也许是在等一个答案，一个我永远得不到的答案。
除夕的鞭炮声从傍晚开始，就稀稀拉拉地响起来了。
我一个人回到出租屋，没有去唐姐家。
我坐在床沿，发了很久的呆，然后起身，去厨房给自己下了一碗挂面。
水开了，面条下锅，我用筷子搅了搅，又加了一个鸡蛋。这三年，除夕永远只有我一个人，那碗面，也永远只有我一个碗。
我端着面坐在小桌前，正准备吃，手机忽然亮了。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是老家那个区号。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它亮了又暗，暗了又亮。
我按了接听。
电话那头先是一阵嘈杂的声音，有小孩在哭，有人在碰杯，还有人吆喝着“服务员再拿两瓶啤酒”。
然后是我妈的声音，清清楚楚，理直气壮。
“春霞！你怎么还没到？全家都在酒店等你结账呢！”
我握着手机，半天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问了句：“哪家酒店？”
我妈在电话那头报了一个名字。
那家酒店我知道，老家最大的那家，一桌酒席起码两千起步。
她的声音高兴得很：“你弟弟说想吃海鲜的，点了只大龙虾，你快点来。”
我低头看了看碗里的挂面。
面已经胀了，汤有点浑，一个荷包蛋卧在中间，是白色的，像一个句号。
我笑了一声，声音不大，却足以传进话筒里。
我妈问：“你笑什么？”
我说：“等着吧，我不去。”然后挂了电话，关了机，把那碗已经有些坨了的面，一口一口吃完了。连汤都喝干净了。
窗外的烟花炸得很高，照亮了出租屋的天花板。
我没有哭。
我不知道为什么，做护士的这三年，我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
也许是因为这样，我的心早就变得比从前硬了。
我坐在黑暗里，看着窗外。远处的那一片天空，就是老家的方向。
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除夕。我爸还活着，在院子里放鞭炮，我站在门边看他，手里揣着一个烤红薯。我妈在厨房里喊：“春霞，来帮我端饺子！”
我应了一声，跑进去，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
饺子在盘子里冒着烟，没有地方放。
我妈说：“先放你弟那边的桌上。”我端过去，穿过厅堂时，我爸在前院里回头看了我一眼，咧着嘴笑。
他的背后是漫天的烟花。
我后来想，那大概是他最后一个还算好的除夕。又过了一年多，他就走了。
06
正月初五，我本来值白班。下午三点多，诊所门口忽然停了一辆黑色面包车。
我正好路过窗口，抬头看了一眼，脚底下顿住了。
车门推开，先下来的是我弟媳刘雨婷。
然后是宋俊达。
最后，我妈罗秋菊从副驾驶上慢慢下来。
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羽绒服，头发比以前白了不少，头发别在耳后，站在诊所门口，朝里面张望着。
我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脚步声已经到了门口。
唐姐迎上去：“你们找谁？”我妈大声说：“找宋春霞，我是她妈。”她的声音不小，大厅里好几个病人都抬头看她。
唐姐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
我妈已经看见了我。
她三步并两步走过来，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停下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死丫头，你当真躲在这儿！”她喊了一声，声音又高又尖，像一记耳光抽在空气里。
诊所里的病人全部看了过来。
她好像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目光，一把拉着我的胳膊：“跟我回去。你弟弟那套房子的手续，就等你签字了。你要是不签，房子动不了。还有，你除夕那天怎么回事？全家等你等了一晚上。”她说着说着，语气里全是理直气壮的怨气。
“你知不知道，那个包厢包间费都要一千块？你弟弟请你吃顿饭，你还不给面子？”
我没有接她的话，只是轻轻把她的手从我胳膊上拿下来，说：“这里不方便说话。你们先在外头等等，我下班了再说。”我妈显然不高兴，但看看四周的环境，也没再说什么，嘟囔了一句“行吧”，转身走了出去。
我看她走远了，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唐姐凑过来小声问：“没事吧？”我摇摇头：“没事。”
下班之后，我走出诊所门。一辆黑色面包车还停在路边，车门开着。我走过去，站在车门边上，看着我妈。
她说：“上车，回去说。”我说：“这里说也一样。”
我妈沉默了两三秒钟，忽然抬头看我，说：“春霞，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总不能一直躲在外面不回家吧？”宋俊达在旁边插了一句：“姐，你别这么犟。妈身体越来越差了，你就不管她？”
我没看他，只看着我妈。
我说：“我三年前走的时候那晚，你跟我弟有没有人拦过？没有。你们连我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我妈的脸僵了一下，然后转开：“都过去多少年了你还翻旧账……”
“妈。”我打断了她，“那套房子的名字是爸的。你们要我签的不是继承手续，是放弃继承确认书吧？”我这句话说得很轻，像一记轻描淡写的直拳。
我妈不说话了。宋俊达也不说话了。刘雨婷在旁边扯了扯他的袖子，小声说了句什么。
我站在寒风中，紧了紧外套的领口：“我不会签的。爸名下的房子，你们可以起诉我。法院怎么判，我怎么执行。但是让我自愿签字，不可能。”说完我转身，向出租屋的方向走去。
我妈在后面喊了一声：“春霞！那是你爸的房子！”我脚下的步子停了一下。
我没有回头，说：“那套房子的拆迁款分下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那是爸留给我的唯一一样东西？”
我继续往前走。身后没有人再喊我，只有冷风，在巷子里穿堂而过，吹得我耳朵生疼。
07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在床边坐了很久。房间里没有开灯，窗户外面路灯的光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亮白的长方形。
我起身，从床底拖出那个铁盒子。
铁盒边缘已经有些生锈了，但我一直用一块旧布包着，擦得很干净。
我打开盖子。
老怀表、记账本，还有三张照片。
照片有些旧了，边角都卷了起来。
一张是我小时候，骑在我爸脖子上，他笑得很开心。
一张是全家福，那年我弟刚出生，我妈抱着他坐在前面，我爸站在后面，手搭在我的肩上，我现在都记得那只手的重量。
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翻开了账本。
一页一页翻过去。
2006年冬，春霞垫付父亲医药费两千元。
2007年，春霞给家里翻修屋顶，出两千三。
2010年，春霞垫付弟弟学费三千八。
2013年，春霞垫付母亲住院费四千二。
2016年，春霞垫付父亲手术费三万多。
一笔一笔，日期、金额、事由，清清楚楚。
我爸写了好几页。
到最后一页时，字迹开始歪歪扭扭：“闺女受苦了，爹对不起你。”后面还有一行字，仿佛是后来补上去的：“赵俊能是个好孩子，爹看走了眼。”
我盯着那行字，手微微抖了一下。赵俊能。
这个名字，我差不多四年没有想起过了。我们以前是同事。他在县中学教语文，那年暑假学校组织教师体检，他来的医院。
他给我递过一杯水：“护士同志，我有点晕血。”他脸色发白，嘴角却挂着笑意。
后来他追了我很久。
每天下班来医院门口等我。
我值夜班的时候，他给我送宵夜。
县城冬天冷，他等在门前小棚子里，手冻得通红。
他是个很好的人。
为人温和、踏实。
我跟他交往了差不多一年。
我妈知道后，坚决反对。
原因只有一个：“他是个老师，一个月才拿几个钱？你想跟他过一辈子穷日子？”她后来又补了一句：“你弟还没成家呢。你总要帮衬帮衬他。找个拿死工资的，能帮什么忙？”
我当时跟她吵了一架。
那是为数不多的几次顶嘴。
我妈很生气，说我白眼狼。
赵俊能知道后，跟我说：“春霞，我不怕穷。我也不怕你妈看不上我。我只要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跟我。”
我说：“你让我想想。”我想了很久。
那时候我爸刚病重住院，我每天下了班就往医院跑。
赵俊能陪着我看护、缴费、拿药。
他从来不嫌累，也不嫌麻烦。
只是有一回，他站在病房外面，隔着玻璃看了看躺在床上的我爸，回头对我说：“春霞，你爸要是开口让我照顾你，我就算豁出命去，也会对你好。”
我听着，眼泪差点掉下来。
那天晚上回家，我跟我妈说：“妈，我想跟赵俊能结婚。”我妈当即放下碗：“你要嫁他，就别认我。”声音不大，但一个字一个字钉进我心里。
过了几天，赵俊能从县城消失了。
他没有跟我打过招呼。
我去他学校问，说他调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去了市里一所中学。
临走前，他给我留了一封信。
那封信，据说送到了我家里。
我妈签收的。
那封信后来去了哪里，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从那以后，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
我只当是他走了。
三年了，我一直以为他早就把我忘了。
如今，我看到我爸的账本最后那行字，仿佛隔着一层纸，听到了我爸想对我说的话：赵俊能是个好孩子，他让我等我，我心里放不下你。
我合上账本，把它紧紧地抱在胸口。房间很安静，院外偶尔有鞭炮声传来。我坐了整整一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