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赵立春的狂笑在午夜传出监室时，隔壁几个在押人员都惊醒了。笑声从胸腔里硬顶上来，又粗又哑，像是拉着一把生了锈的锯，来回磨着喉咙。
看守冲进门时，他已经倒在墙角，双手还死死抠着墙面，指甲缝里全是石灰和血。
冲进去的看守看见墙上有字，歪歪扭扭的四个字：问高育良。
同一天，汉东省委书记李达康收到一封没有落款的旧信，信封已经泛黄。
拆开，一张照片滑落，边角烧焦。
照片上的人群模糊，他认出其中几个面孔。
信的底部压着一行字，字迹他认得。
祁同伟留。
01
赵立春被推进抢救室的时候，心电图就已经拉成了一条直线。
医生按了四十分钟，放弃了。
值班所长站在走廊里，看着墙上的挂钟，一声不吭。
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那四个字，问高育良。
这四个人里有两个姓都是敏感姓，汉东的，大个的。
赵立春是副国级落马。
他的案子是中央专案组办的，关在京城的一所特殊监狱里。
从进来到现在，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像是把嘴焊死了。
专案组问什么他都是闭着眼，有时候一坐就是一整天，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所有人都以为他到死都会这样闭嘴。
没想到临了，他笑了一场，死了。
医生取指甲里的残留物时，发现不止有石灰，还有一些灰色的细粉。
化验结果当天晚上就出来了，是一种面粉和石灰的混合物。
病房墙面的涂料不是这个成分，医院里也没有这种东西。
这些粉末从哪里来的？
看守赵立春的狱警老许说，这几天夜里赵立春一直不睡，就坐在墙角刮墙。
他进去看过两次，赵立春就笑了笑，说想家。
老许没当回事，他见过很多犯人刮墙，有的写名字，有的画道道。
但赵立春是刮到指甲里嵌满灰，再一点点抠出来。
谁给赵立春送过东西？
老许翻遍了访客记录，赵立春入狱三年，没有一个人申请探视。
电话也从来没响过。
信封倒是来过几封，都是省里转来的文书，案子有关的，早就退了。
没有外来的物品。
那灰粉是哪来的？处置组的组长在报告上圈了个问号，却没填答案。
墙上的字被拍照固定后，墙面整个切割下来，封存了。
那四个字里，笔画最深的是“问”字的那个竖钩，深到指甲断了一截，还嵌在墙缝里。
老许夜里值完班，坐在登记室里发呆。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赵立春发病的那天下午，有过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
老许记得赵立春在院里转了四圈，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停了一会儿，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当时老许还跟同事打趣，说这位老书记可能在数自己还剩几天。
现在想想，他停住的那个位置，正好能看见院墙外的一截电视塔尖。
那把塔尖，正对着汉东的方向。
同一天下午，汉东省委书记办公室。
李达康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摆着那个没写寄件人的信。
信封上的邮戳是三天前的，从汉东老城区的邮局寄出。
信纸叠成三折，打开来，是一张从旧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黑白的，边角已经发黄。
照片上是1982年的一场会议合影。
他认出站在第二排的祁同伟，那时候祁同伟还在汉东大学法律系读大一。
照片里明明有十几个人，但画面右下角被人用刀片裁掉了一道。
裁掉的地方露出下面半行钢笔字，是一个日期：1978年9月1日。
李达康慢慢合上照片，从抽屉里翻出一把信封里附带的小钥匙。
铜的，很旧，齿口磨得光滑，看起来像是某个银行的保险柜钥匙。
钥匙柄上刻着三个数字：307。
信的底部还有一行字，写着：岛上的松树根。
他把钥匙放在台灯下照着看了半天，又翻过去看了看背面。
一无所有。
只有祁同伟那笔瘦硬的字迹，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劲儿。
他把信和钥匙收起来，放进了抽屉。
他摸过电话想拨给侯亮平，又放下了。
还没到那一步。
墙上那四个字，他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问。问高育良。这句话是让谁来问？问什么？
李达康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汉东的天暗得像要塌下来。
02
侯亮平接到电话的时候人在南京，正在忙着办一起部委受贿案。
电话是他的老领导从北京打过来的，只说了一句话：赵立春死了，你把手头的案子交接一下吧。
侯亮平愣了一下。
赵立春这个名字，在汉东可是块压仓石，走到哪里都沉甸甸的。
他当年经办祁同伟案的时候，所有卷宗里出现过最多的两名字，一个叫祁同伟，一个叫赵立春。
只是赵立春的等级太高，够不着，最后把祁同伟按死了，案子就算结了。
没想到三年过去，赵立春死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当天晚上飞回北京，第二天一早进了专案组的会议室。
桌上放着一沓复印卷宗，第一页就是祁同伟案的结案报告。
侯亮平翻了翻，顺手一页一页往下看。
翻到第47页的时候，他停住了。
上半页还在，下半页被人用刀片裁掉，切口整齐，像工厂里切出来的。
他用手摸了一下纸面，切口边缘有一种微微的毛感，说明裁掉的时间比卷宗建立的时间要晚。
也就是说，有人翻出卷宗，专门裁掉的。
他问专案组的人：这页是谁保管的？
看守档案的是一个老内勤，说这卷宗之前一直在省纪委的档案室里，去年才转到中央专案组。
中间经手了至少六个人。
侯亮平让技术组把整卷书翻了底朝天，在第47页的装订孔旁边，找到了一枚模糊的半枚指纹，指纹压在纸板的纤维里，带了些汗渍，很久远了。
技术组比对后说，指纹的主人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叫肖钢。
此人在汉东省纪委档案室干了二十年，三年前退休。
侯亮平拨通了一个人的电话：李达康。
李达康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说：肖钢这个人我知道。当年调档案的事，是他经手的。
侯亮平问：他还活着吗？
李达康说：活着。在老城区修鞋。
侯亮平挂了电话，当天下午坐高铁回汉东。
他没直接去找肖钢，而是先去了汉东省档案室，调出了肖钢的人事档案。
档案里夹着一张一寸黑白照，脸瘦，眼窝深，嘴角向下，看起来是个老实巴交的人。
档案最后有一行备注：2001年因工作调动调整岗，2003年因病提前退休。
后面还有人用钢笔添了一句：退休时档案室钥匙未交清。
这句话被划了一道线，但没删掉。
第二天清早，侯亮平去了老城区。
下雨天，街上没什么人。
肖钢的摊子搭在一条巷子口，塑料棚下面放着一台破手摇补鞋机，旁边摞着几堆旧鞋。
侯亮平走过去，蹲下，拿起一只鞋看了看。
肖钢从棚里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侯亮平掏出证件，说：肖钢师傅，我是最高检的。
肖钢操起手边的搪瓷缸喝了一口水，放下，问他：什么事？
侯亮平把那卷宗复印件摊在他面前，指着第47页的切口，说：这是你当年裁掉的？
肖钢的视线在那道切口上停了片刻，又把目光挪开，点了根烟。抽了两口，他把烟掐了。说：那页纸，我还留着。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放在摊子边上。钥匙已经生锈，齿口磨损得厉害。侯亮平伸手去拿，肖钢没松手，问了他一句：你见过祁同伟吗？
侯亮平说：没有。
肖钢松了手，说：那把钥匙是他让我藏的。他说，以后有人来找你，你就把钥匙给人。但要是来的人是高育良的人，你就说没有。
侯亮平接过钥匙，翻过来看，保险柜钥匙，齿口很旧，柄上刻着三个数字：307。
肖钢又补了一句：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那把钥匙。
侯亮平握紧钥匙，没再说话，离开了修鞋摊。他一直在想：祁同伟当初藏着这把钥匙，是想让谁来拿？
往前走了一截，雨突然大了起来。他站在一家店铺的屋檐下，掏出手机，给李达康发了一条信息：找到了。李达康回了七个字：岛上的松树根。
侯亮平看着这句话，忽然明白了。
岛，是汉东城边翠屏湖中央的那个小岛。
松树根，那岛上的老松树好几棵，根底下能埋什么？
他当晚赶去了翠屏湖，在岛上的第三棵老松树下面挖出一个铁盒子。
盒子里是一张银行保险柜的钥匙卡，卡片背面写着一个账号：HK0318。
账户名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吴惠芬。
03
侯亮平拿着钥匙卡回到汉东市区。
他没急着去找吴惠芬，而是先让银行那边核了账户信息。
那边回话，说这个保险柜账户开户时间是2016年3月，开户人签名确实是吴惠芬。
柜子到期后一直续费，最近一次续费时间是上个月。
交费的人不是吴惠芬，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带着个帽子，裹着围巾。
柜子的原始登记里留了一个联系电话，侯亮平顺着号码打过去。
号码已停机，但调出来的登记信息显示，这个号码曾经注册过一个地址，是汉东大学教职工宿舍。
吴惠芬以前是汉东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高育良的前妻。
他打电话给李达康，说：这钥匙是祁同伟留给吴惠芬的，还是留给高育良的？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李达康说：要给高育良就不会存在肖钢手里。先探探吴惠芬的话。
第二天下午，侯亮平以最高检的名义约吴惠芬到汉东市纪委的一间谈话室见面。
她来得很准时，穿着深灰色外套，头发整齐地挽在脑后，看上去就是个退休的大学老师的样子。
她坐下，看着侯亮平，表情很平静。
侯亮平把那张钥匙卡放在桌上推向她，问：您认识这个吗？
吴惠芬低下头看了看，没碰。她的手指在膝盖上动了一下，然后收拢，安静地放着。她说：不认识。
侯亮平说：账户是您开的。
吴惠芬说：我开过很多账户，不记得了。
侯亮平看着她，没有追问。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把铜钥匙，放在桌沿，说：祁同伟死前，把这把钥匙交给了一个修鞋的老头。
老头把它藏了三年。
这张卡上的签名，是您的。
吴惠芬的手停住了。
她盯着那把铜钥匙看了很久，久到谈话室里只剩下墙上时钟的嗒嗒声。
然后她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一截：同伟当初跟我说，这个东西不要交给任何人。
侯亮平问：包括您自己？
吴惠芬没有回答。她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侯亮平，看着楼下院子里的那棵梧桐树。她问：赵立春死之前说了什么？
侯亮平说：四个字。
吴惠芬肩膀动了一下，但没回头。
侯亮平问：您知道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吴惠芬很久没有说话。
然后她转过身来，走到桌前，拿起那把铜钥匙，轻轻放在手心，握了起来。
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那个保险柜我去年去看过一次。
里面有一个铁盒子，盒子里面是什么，我没有打开过。
侯亮平问：为什么没打开？
吴惠芬把钥匙放下了，说：我怕打开，会有人活不下去。
当天晚上，侯亮平去了那家银行。
工作人员核实完信息后，带他进入了地下保险库。
307号柜在走廊最里侧的那面墙，位置很低，靠近墙角。
他蹲下来，把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拧。
锁芯发出咔嗒一声，柜门开了。
柜子里躺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半张扑克牌大小，上面贴着一条已经发黄的胶带。胶带上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干涩：给后来的人。
侯亮平戴上手套，把盒子取出来。
盒子很重，里面的东西在晃动。
他用手电照着缝隙看了一下，里面是一卷东西，用牛皮纸包着。
他拿出牛皮纸包，拆开，里面是一张折成四折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群人的合影，背景是一栋老式办公楼，门前挂着一条红布横幅。
上面写着几个字：山水庄园奠基仪式。
照片的前排站着四个人：赵立春、祁同伟、高育良、吴惠芬。
高育良手里拿着一把铁锹，锹上还带着新土。
赵立春站在中间，笑容满面。
祁同伟站在赵立春右手边，目光看着镜头，嘴角微微抿着。
但在照片的右侧，还有一个站着的人。
那个人被从照片上裁掉了，只留下一道白色的裂口。
裂口往上，能看见大半个肩膀，深色中山装。
侯亮平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的空白处，有人用钢笔写了两行字：背景：省部级。
关系：不可写。
04
那条短信是夜里十一点十一分收到的。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署名没有显示，就一串陌生号码。
信息内容很短：“赵立春死了。留言四个字：问高育良。你注意。”高育良把手机扣在桌面上，没有立刻回复。
他坐在书房里，面前是一杯凉透的茶。
墙上的挂钟走了一会儿，他终于拿起手机回了两个字：“知道了。”发完，他把那条短信删了，号码拆下卡，丢进烟灰缸里点着。
火苗蹿起来，又落下。
他看着那张卡烧成一团灰。
然后他拨通了另一个电话。
“老周，赵立春没了。”
那边的声音沉默了一会儿：“留言你知道吧？”
高育良说：“知道。”顿了一下，“墙上的字是给我们看的，还是给外面的人看的？”
老周说：“不管是给谁看的，现在都归到侯亮平手里了。”
高育良没再接话，挂了。
他从椅子上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是那个小院子，种了两棵石榴树，月亮照着，树影子落在地上，黑黢黢的一团。
他站了很久没有动。
赵立春活着的时候是一块压舱石，所有人都觉得他不会把秘密带进坟墓，谁知道他真的带进去了。
只在临死前扔出四个字，就把所有水搅浑了。
但他知道赵立春不是随便捏了四个字来糊弄人的。
一个副国级的人，临终前花了那么大力气在墙上刻字，每一笔每一画都有他的用意。
问高育良，为什么要问？
问哪件事？
高育良在屋里来回走了几圈，从书柜里拿出一个旧信封。
信封没有落款，里面是一张银行对账单，时间停留在五年前。
流水单上密密麻麻的数字，最后一项写着：转入HK0318。
他看了很久，把对账单放回去，又锁上了柜门。
第二天中午，李达康接到一个电话。
这是他办公室的加密线路，平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号码。
来电人是他多年前安插在境外的线人，声音压得很低，说：“赵瑞龙跑了。”
李达康握着电话的手紧了一下：“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夜里。国际刑警那边扑了个空，他提前两个小时离的窝点，像是有人透信了。”线人说，“赵瑞龙走之前托人带了口信出来。”
李达康问：“什么口信？”
“他说，让他回国，他要见他爹一面。他有东西要交。”
李达康过了一会儿才问：“东西？什么东西？”
“他没说。但他手下的那个中间人说了一句，说那件东西能让整座山塌一半。”
李达康把电话挂断了，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很久。
赵瑞龙在逃四年，手里捏着什么东西，他一直在猜。
他原以为赵瑞龙捏的是赵立春的一些私密账目。
但现在看来，恐怕不止那些。
能让整座山塌一半的东西，赵瑞龙敢把这句话传出来，说明那东西的分量他不是不知道。
而赵瑞龙要回国，要先见他爹一面。
可赵立春已经死了。
赵瑞龙还不知道他爹死了。
李达康拨通了侯亮平的电话，说：“赵瑞龙跑了。”侯亮平在照片那头停了几秒，说：“他是不是要回汉东？”李达康说：“按他的路子，应该会找他父亲的一个故旧落脚。”侯亮平说：“你指的是高育良？”
李达康没有正面回答，说：“瑞龙要是真拿了东西回来，他不会直接找高育良。他会先去找一个信任的人探路。侯亮平，你知道谁能联系上他吗？”
侯亮平想了想：“吴惠芬。当年赵瑞龙管她叫师母，在高育良家里吃过几年饭。”
李达康说：“那你得快。如果高育良先一步找到瑞龙，那件东西很可能就不会面市了。”他补了一句：“瑞龙如果落到高育良手里，当年跟他一起跑的那个中间人，你听过没有，叫韩东。”
侯亮平挂了电话，立刻去回访吴惠芬。
他赶到吴惠芬的住处时，发现门虚掩着。
推门进去，屋里的灯亮着，茶几上摊着一张打开的报纸，报纸的版面上是一则新闻：境外在逃人员赵瑞龙疑与绑架案有关。
报纸的角落，放着一把铜钥匙，正是祁同伟留给她的那把。
侯亮平拿起钥匙，钥匙柄上贴着一小片胶布，上面写着一个地址：汉东大学教工宿舍七号楼402，周玉英家。
吴惠芬已经不在屋里了。
05
周玉英今年七十三，退休前是汉东大学基建处的会计，和吴惠芬当了三十多年邻居。
侯亮平找到她时，她正坐在楼下的藤椅上晒太阳，怀里抱着一只黄猫。
侯亮平拿出证件，蹲下去，开门见山地问她：“吴惠芬是不是来您这里放下过东西？”
周玉英眯着眼睛想了想，哦了一声，说：“她去年在我这儿放了一个包，说是老家的亲戚托她转交的，她放在我这儿妥当些。”她拍了拍藤椅旁边的扶手：“在屋里架子上搁着呢，铁盒子，挺沉的，我没动过里面的东西。”
侯亮平跟着她进屋，从铁架最上层取下一个铁盒子。
盒子没有锁，盖子上用透明胶带贴着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三个字：给同伟。
字迹不是吴惠芬的，笔画用力，收笔利落，看着像是男人的字。
侯亮平打开盖子，里面是一个牛皮纸袋，纸袋里放着一小卷磁带，就是那种老式的微型录音带，现在基本见不到了。
他从盒底摸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来，是一份旧简报。
报纸已经发脆，边角碎了，标题还看得清：全省政法系统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顺利召开，副省长赵立春出席并讲话。
下面的配图是一张黑白照片，主席台上坐着几个人。
侯亮平用放大镜凑近了看，赵立春坐在中间，他的右首边坐着一个中年人。
那人微微侧着头，面孔只有大半张，衣着颜色被报纸印刷得发灰。
但看得出来，那人穿的是一件深色中山装，衣领扣得严严实实。
侯亮平把照片翻拍下来，发回部里，让技术组做了面部比对。
傍晚，技术组的回话来了：经与档案库比对，照片中此人面部轮廓与退休部级干部档案中某登记照重叠度高达90%。
该干部档案姓名栏已经查不到，档案状态显示为“已销毁”。
侯亮平看着屏幕上那个模糊的侧脸轮廓，心里一股凉意从尾椎骨往上爬。
已销毁，意味着这个人的身份曾经重要到需要被彻底抹去。
他想起赵立春墙上的那四个字，问高育良，现在看来，这四个字恐怕根本不是让谁来问。
而是他自己在问。
赵立春在临死前问了一件事，问的是他这辈子到底替谁扛了那口锅。
他拨通了李达康的电话，说：“照片里的人找到了。”李达康问：“是谁？”
侯亮平说：“档案没了，但轮廓比对指向一个人，赵立春的老领导。”他停顿了一下，“1968年那份条件里出现过的那个名字。”
李达康在那头很久没有出声。过了好一会儿，他说：“那件事你从哪知道的？”
侯亮平把那张条子的出处说了：山水庄园，高育良书房，一幅画的背后。
“李书记，我要再次去一趟山水庄园。”电话那头只剩呼吸声。
然后李达康说：“去吧，我安排。”顿了顿：“小心。”
晚上八点，汉东老城区，肖钢修鞋摊子旁边多了一把椅子。
高育良坐在那把椅子上，穿着一件灰色夹克，戴着口罩。
他低头看着肖钢补鞋，两个人没说一句话。
肖钢的手不停，一边往鞋底上抹胶水，一边低声说：“东西已经交出去了。你该知道我拦不住。”高育良没说话，只是把手里的一个信封放在摊面上，压在一只鞋底下。
他说：“这个，你帮我交给瑞龙。”
肖钢没抬头：“你这是让我当传话的？”
高育良走了，没回头。肖钢放下手里的活，看着那只信封，迟迟没有动。
06
赵立春的尸检报告补充意见在第六天出来了，落在侯亮平桌上。
报告用词谨慎，但有一行字划了重点：死者生前体内检出高浓度中枢神经兴奋类药物，剂量足以诱发极度情绪波动乃至心力衰竭。
通俗点说，有人在他死前不久，给他下了药。
侯亮平翻到报告末尾，看到了一名狱医的签字：方长征。
这是监狱医院的医生，入狱前是某军区医院的副主任医师。
侯亮平在狱警老许的陪同下去了医院值班室。
方长征正低头写病历，看见侯亮平进来，放下笔，等着他开口。
侯亮平没绕弯子：“赵立春体内的药，从哪来的？”
方长征说：“药物来源不是经医院渠道。走的是口服，不是注射。所以没留针眼，也不在用药记录上。”
侯亮平问：“能确认是谁给的？”
方长征沉默了一下，说：“赵立春被关进去之后，饮食、药物都由专人负责。只有一个环节是空档，就是监狱安排的特殊护理员送水时的这一段。去年冬天换过一批护工。其中一个姓刘的，在赵立春所在病区干了四个月，今年年初申请调去了二监区。他调走之后，赵立春查出了晚期。”
侯亮平记在本子上：“刘姓护工，现在人在哪？”
方长征说：“他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段时间，有人每周三下午会来监狱探视一个人。不是探视赵立春。是探视另外一个犯人。那个人，跟刘姓护工是室友。”侯亮平立刻去查那个被探视的犯人。
档案记录显示，此人叫曹永强，赵立春案中的一名涉案商人，判了七年，还有两年出狱。
探视人登记的名字是：周玉英。
又是这个名字。
侯亮平连夜提审曹永强。
曹永强一开始还装糊涂，直到侯亮平把他的银行流水摆在他面前。
他每个月都会有一笔钱进账，金额不大，三千到五千不等，汇款人署名是“刘”。
曹永强看到流水单，闭了一会儿眼睛，说了。
“是一个姓刘的狱警牵的线。探视我的人姓周，她每次来都带一包东西，说是吃的用的。但里面有几次，夹着一个小纸包。纸包里的东西，她说是给赵立春的。”他停了一下，补了一句：“她说是高领导的意思。”
侯亮平走出审讯室时，走廊里的灯管嗡嗡响。
他站在窗口，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掐灭了。
他拨了李达康的电话，说：“赵立春的死因有了。护工下药，周玉英转手，背后指向高育良。”李达康那边的声音沉了下来：“周玉英去年就被高育良调去海南了，半个月前，回汉东了。”
侯亮平问：“她为什么回来？”
李达康说：“高育良让她回来的。”顿了一下：“应该是让周玉英联系瑞龙。”
侯亮平挂断电话，立刻去追查周玉英。
但周玉英的住处已经人去楼空。
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茶几上放着一杯凉透的茶，烟灰缸里有一截没抽完的烟，像是刚走不久。
侯亮平蹲下，从烟灰缸边角的灰烬里扒出一片烧了一半的纸角。
纸角上还残留着一个模糊的字迹：“问”。
他把纸片小心收进证物袋，脑子里飞速转着。
赵立春临死前用指甲划出的那个问字，和周玉英烟灰缸里这张烧了一半的纸片，似乎有某种呼应。
那个问字到底在问什么？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来电号码是境外，没有显示地区。他按下接听。听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沙哑，像是隔了很久才开口：“侯亮平。”
侯亮平心里一紧：“赵瑞龙？”
那边沉默了几秒：“我把东西给你。你把我带到赵立春墓前。我只在那里停三分钟。”电话断了。
07
赵瑞龙的电话来得突然，但又不算意外。
侯亮平看着手机上显示的境外号码，他知道这个号码再打回去必然是空号。
赵瑞龙敢打这个电话，说明他已经到了能打这个电话的地方。
他距离汉东不远了。
侯亮平第一时间把情况上报。
专案组分析认为，赵瑞龙是走投无路了，才会把筹码甩给自己。
他手里那件“能让整座山塌一半”的东西，八成和照片里那个被裁掉的人有关。
第二天，李达康以省委书记身份作出了批示：按程序妥善稳妥处置。批示短，但意思明确，接。
侯亮平通过线人转达了一条没有文字的信息：可以接，条件不改。那边隔了一天才回话。回复同样是一个地址：翠屏湖码头旧仓库。
午夜，侯亮平和两名同事在旧仓库等到了赵瑞龙。
他从湖里游过来的，浑身是水，嘴唇发白，头发贴在额头上，像一具爬上岸的尸体。
他手里死死攥着一个防水袋。
他看了一眼侯亮平，把防水袋递了过去。
侯亮平没接，先问他：“里面是什么？”
赵瑞龙喘匀了一口气才说：“一张条子，和一张照片。条子是我爸的笔迹，照片是1982年的。”
侯亮平的手顿住了。
他接过防水袋，拉开拉链，里面是一个透明密封袋，密封袋里是一张薄薄的纸条和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
他先拿起纸条。
纸条上只有两行字，笔迹干涩，确实是赵立春的笔迹：问水图已撤，人已散。
落款处签着一个日期和一个姓：1968年7月。
侯亮平又拿起照片。
照片上是一群人站在一栋旧楼前，横幅上的字隐约可辨：汉东大学政法系1978级毕业留念。
照片的最后一排中间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穿着中山装，面容清晰，和他在银行保险柜里那张照片上裁掉的那个侧影是同一张脸。
照片背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字：一个都不留。
侯亮平翻转照片，对着灯光仔细看。
照片前排左起第四个，是祁同伟。
他三十岁出头的样子，穿制服，肩章上扛着一杠一星。
照片里的祁同伟看着镜头，表情平静，嘴角微微带着一点笑意。
那笑意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不是得意，更像是卸下了什么。
侯亮平把照片和纸条收好，抬眼看向赵瑞龙：“你说你要见你父亲一面。你父亲已经死了，你知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