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文丨崔桂忠
近日，某社交平台上一则“亚朵店助叫政委不会尴尬吗”的帖子引发热议。
记者走访发现，亚朵酒店不仅店助叫“政委”，店长更被称为“现长”，与“县长”同音。衙门朝南坐，酒店朝客笑。一个管人，一个服侍人。把服侍人的地方喊出管人的腔调，才是真正让人不适的地方。不适归不适，法律归法律。企业内部命名岗位，属经营自主权，不违法；但合法不等于合宜，合规不等于得体。公众反感的不是几个称呼，而是称呼背后那股熟悉的官味——把头衔当体面，把层级当荣光，把被人叫“领导”当精神按摩。这不是企业文化，是官瘾病在商业场景里的并发症。
有人辩称，内部叫法，无伤大雅。可称谓自带公共记忆。“政委”承载特定历史与政治责任，“县长”背后是一县百姓的柴米油盐。酒店店助、店长，核心是服务顾客、管好门店。把公共治理体系的严肃符号，挪来给商业管理贴金，就像把军装穿进夜店，不是创新，是轻佻。公共称谓不是免费化妆品，想涂就涂。
更深一层，这不只是“官瘾大”，更是“责任过敏”。官瘾是贪，责任过敏是怯。贪的是体面，怯的是担当。不敢叫店长，因为店长太普通；不敢叫店助，因为店助太卑微。非得借一个官称，才觉得自己的岗位有了分量。这是骨子里的不自信，是职场版的“给自己贴官印”。
县长、政委，哪一个不是扛着沉甸甸的担子？县长要保一方发展、护一方平安；政委要做思想工作、带队伍、担政治责任。亚朵的“现长”“政委”呢？只取称谓的威风，不取背后的担当。亚朵的“政委”只对店长负责、只对业绩负责，真正的政委要对队伍的政治方向负责、对组织的纯洁性负责。同名不同命，同称不同责，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这是权力符号的搭便车：想要官帽的尊崇，不想扛官帽的责任。说穿了，是廉价权力审美，是职场版的“过干瘾”。
这种“只要帽子不要担子”的心态，不是亚朵独创，而是官瘾病的千年遗传。光绪年间张传声捐了候补道，等不到实缺，就在家穿官袍、戴官帽，吆五喝六演练升堂；《官场现形记》里退休老爷，要靠仆人念“某大员驾到”“老爷欠安，挡驾”才肯闭眼。今天，有人退休了还放不下高干病房的待遇，有人在家开家庭会议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形式变了，病根没变：把虚名当氧气，把排场当价值。亚朵的“现长”“政委”，不过是这出老戏的新戏服。
危害在哪？称谓官化的真正危险，不在称呼本身，而在考核导向。一旦“政委”“现长”成了内部权威符号，员工的注意力就会从“顾客满不满意”转向“领导满不满意”。服务业的根基是平视顾客，官称谓的本质是仰视上级。两者天然冲突。亚朵店员说：“喊现长和政委，都不带姓。”不带姓，意味着这已经不是某个人的称呼，而是一个位置的冠冕。人走了，冠冕还在，下一个人接着戴。这是典型的官僚制称谓逻辑：以位压人，而非以人立位。服务业最珍贵的恰恰是“以人立位”——顾客记住的是某个店员的笑脸，而不是某个“政委”的头衔。员工开口闭口先论头衔尊卑，精力耗在称呼话术上，谁还盯着顾客的枕头干不干净、前台笑不笑得真诚？
这种官称谓的溢出效应，还不止于企业内部。当严肃称谓被随意挪用，公共语义就被稀释，权力叙事就被娱乐化。“政委”成了店助昵称，“县长”成了谐音梗，那些真正扛着责任的人，他们的称谓反而失去了分量。官瘾不是荣耀，是枷锁；头衔不是底气，是泡沫。
治病，不是反对管理架构，不是不要层级分工。企业当然可以设店长、店助，叫“城市总经理”“首席体验官”也无妨。但别把“县长”“政委”这类承载公共责任的符号，拿来给商业岗位涂脂抹粉。真正的企业文化，是服务客户、凝聚团队，不是复刻官场尊卑。胖东来的员工叫“伙伴”，海底捞的服务员叫“家人”，没人觉得他们没体面——体面是干出来的，不是叫出来的。一个好店长，赢得尊重靠贴心管理，不靠“现长”谐音；一名好助理，受人认可凭担当服务，不靠“政委”名号撑场。
县长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政委不是叫出来的，是扛出来的。称谓可以自封，人心不能自封。亚朵们该醒醒：少一些“现长”“政委”的戏码，多一些好店长、好服务。虚名如泡沫，实干才是底气。官瘾病，得治；不治，迟早要还。
☆作者简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队政治委员，海军上校军衔。现任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办公室一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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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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