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郑强在公开场合抛出的“大学生就业不难”的言论,在求职青年群体中引发了普遍反感。作为常年和高校打交道的知名学者,他本应对就业市场的真实冷暖有更清晰的感知,可这次的发言却完全脱离了当下的现实语境,把沉甸甸的群体困境轻描淡写为年轻人不愿吃苦的心态问题,难免让很多挣扎在求职路上的学子觉得寒心。
幸存者偏差下的错位判断
郑强的核心逻辑,是认为大学生找不到的只是“舒适的好工作”,底层体力岗位从来都敞开大门,年轻人就业难全是自己挑剔出来的。这套判断本质是他的个人经验偏差作祟,成长于资源匮乏年代、赶上多轮时代红利的人,很容易把自己当年“下基层就能快速获得成长”的路径,套用到当下的就业市场里。可官方公布的2026年春招数据显示,参与联合招聘的求职毕业生达到1352.4万人次,而所有企业放出的总岗位数才1268.1万个,意味着近百万毕业生跑完官方组织的最大规模招聘,依然拿不到入门机会。当下市面上的很多基础岗位,早就不是当年的奋斗跳板:外卖骑手全国社保覆盖率不足百分之三十,多数基层文员岗位不签正式劳动合同,制造业普工岗位几乎没有清晰的晋升通道,年轻人拒绝这类岗位不是怕吃苦,是怕把最好的青春耗在没有技能积累的岗位上,几年之后彻底丧失职业上升的可能性。
个体归因遮蔽不了系统性矛盾
把就业困境全推给年轻人“爱抱怨、索取多”,本质是在用道德评判掩盖整个就业市场的多重结构性问题。当前的就业矛盾从来不是单一问题: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的人才供给和产业需求严重错配,部分传统文科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不足百分之八十,而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的人才总缺口就接近三千万,很多学生寒窗苦读四年,学的内容早就跟不上产业升级的要求,不是他们不想进技术岗,是学校根本没有给他们匹配对应的实操技能训练。另一方面是优质岗位的供给确实跟不上求职人数的增长,近七成毕业生希望进入体制或者大型国企获得稳定保障,可这类岗位的总容量完全承接不下千万级的求职人群,才会出现“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错位现象。把所有问题都归因到年轻人不够努力,等于让高校卸下了优化专业设置的责任,让企业躲开了完善劳动保障的义务,让公共部门避开了扩容优质岗位的任务,最终所有成本都要青年群体独自承担,这本身就是非常不公的道德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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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就业难题绝不能只靠劝人吃苦
我们从来不主张大学生眼高手低,刚毕业就追求不切实际的高薪和清闲工作,但就业困局的破解,从来不可能只靠劝年轻人放下身段去吃苦完成。人社部今年组织2.3万场招聘会的时候,特意把岗位开发的重点放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赛道,本质就是从源头扩大高质量岗位的供给,让年轻人付出的劳动能对应上合理的回报和技能成长空间。真正有担当的公众人物,本该呼吁各方打通产教融合的通道、补齐基层岗位的劳动保障短板,让“奋斗就能有回报”的规则落地,而不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对着深陷困境的年轻人轻飘飘喊一句“少点索取”。这种脱离实际的说教,既解决不了学子的求职焦虑,也消弭不了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最终只会进一步拉大不同群体之间的认知鸿沟,让原本可以凝聚共识的就业治理,变成一场对年轻人的单向道德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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