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宋度宗赵禥，是南宋第六位皇帝，生于1240年，卒于1274年，在位十年，年号“咸淳”。他不是开国雄主，也不是中兴之君，而是南宋由衰入亡那段最危险岁月里的“守夜人”——可惜他非但没守住夜，反而在酒色与权臣的夹缝中，把灯笼吹灭了大半。
赵禥的出身本身就像一则宿命寓言。他是宋理宗赵昀的侄子，荣王赵与芮之子。传说其生母黄定喜在孕中遭人逼迫服下堕胎药，孩子虽保住，却先天不足，直到七岁才会说话。 《宋史》写得很婉转：“资识内慧，七岁始言，言必合度”；可后世读史的人都知道，这“七岁始言”背后，是发育迟缓、资质平庸。理宗晚年无子，宗室里近脉可托的不多，赵禥便被收为养子，先封皇子，后立太子。吴潜等大臣曾暗暗摇头，觉得“忠王无陛下之福”，但理宗念着亲弟情分，也念着要一个听话的继承人，终究把神器递了过去。
1264年，理宗崩，赵禥登基，改元咸淳。开头并不是全无样子：他下诏求言，召儒臣讲经，似乎想做个守成之主。可很快人就现了形——他本就“以好内闻”，一做皇帝，更把后宫当朝堂。 《续资治通鉴》里那句最刺眼：“一日谢恩者三十余人。”宋宫旧制，嫔妾承幸，次日到合门谢恩，内侍记其月日；赵禥即位不久，一天里来登记的竟有三十几人。这不是风流，是纵欲；不是多情，是把自己从皇帝做成禽兽的序章。
比荒淫更致命的，是把权交出去。度宗碰上贾似道，像昏灯碰上顺风：贾似道要权，他要清静；贾似道要跪着求来的威风，他便真跪下去哭着留人。史书说，贾似道以辞官要挟，度宗“涕泣拜留”；退朝时，皇帝离座目送，等权相走出殿门才敢坐下。平章军国重事、太师、魏国公，“师臣”二字叫得比祖宗还亲。朝中奏札，皇帝懒得看；军国大事，全凭贾似道在西湖葛岭的半闲堂里定夺。甚至宫中最得宠的“春夏秋冬四夫人”，也被说成代批章奏——江山社稷，竟系于妃嫔之笔。
咸淳年间的南宋，外面已经不是“边患”，而是灭顶之灾。忽必烈坐稳北方，1268年起围襄阳，次年困樊城。襄樊是长江防线的北门锁钥，丢了它，临安就暴露在汉水—长江一线之下。可前线的血书，被贾似道压成了私宅里的废纸。度宗不是完全没听见：有宫女、有边将、有低品官漏出风声，他便去问贾似道；贾似道答“北兵已退，此妄言耳”，他也就信了。传说有宫女泄襄阳之急，贾似道借故杀之，皇帝连追查都不敢。到咸淳九年，樊城破，牛富巷战投火；襄阳守将吕文焕粮尽援绝，献城降元。长江中上游的门户，就这么在皇帝醉酒、权相斗蟋蟀的年月里，被人一扇一扇推开。
度宗也不是没“理政”：咸淳间行推排、清田亩、回买公田、改官田包佃，本意是筹军饷、抑兼并，落到基层却成苛政，富户转嫁，小民破家。财政越理越乱，兵备越整越空，士气和民心一起往下掉。他写过几首《春秋赞》《赐状元诗》，文辞像模像样，可见底子不全无；但一个在襄阳告急时还能继续设宴、在襄樊陷落后继续饮酒的皇帝，诗再雅，也盖不住福宁殿里的酒气。
1274年，赵禥死在临安福宁殿，三十五岁。死因史家不绕弯：酒色掏空了身子。他留下幼子赵㬎，就是后来的宋恭帝。元军过江已是旦夕之事，临安城里的钟鼓还没停，国运已经到了尽头。《宋史》给他的评语很克制，也最狠：“虽无大失德，而拱手权奸，衰敝寝甚。”——你没干出桀纣那样的滔天恶，可你把天下交给了坏人，把警报关在门外，把十年皇帝当十年长夜；国家没在你手里正式灭亡，只是因为元军还愿意再走一年路。
写宋度宗，不能只写他“昏”。他更是南宋后期结构性溃败的脸：宗室近支凋零，权相传统成型，理学变成门面，边防靠几座孤城，皇帝从小被教成“仁厚”却从没被教成“君王”。赵禥若生在太平年，做个安乐王爷，未必不是个软好人；偏偏他坐在1264年的临安，前面是襄樊烽火，后面是贾似道之影，手里却只有七岁才开口的那点清醒。于是“度宗”这个庙号，倒像讽刺：度，度量、法度，他一样也没撑住；宗，祖宗、宗庙，他亲手把祖宗的庙廊熏成了酒肆。
后人说南宋亡于恭帝、端宗、卫王，其实更该说：亡于理宗之积，亡于贾似道之专，也亡于度宗之“不在场”。他活着时，朝堂上像没皇帝；他死后，朝堂上更没皇帝。崖山最后那场海风里，早有咸淳十年的脂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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