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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比伦柏林》最终季中，德国演员克莱门斯·席克饰演了阿道夫·希特勒。
当演员本人有明确的政治立场的时候，是否还能够以相对独立的状态去表现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席克的回答是党籍和表演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进入项目之后，他首先是一名演员，在此期间他的个人身份被暂时搁置。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是要为希特勒的历史责任开脱，而是要探讨演员如何处理自己与角色之间的距离问题。席克公开表示自己参与政党活动、支持人权组织，在具体表演中会让自己“回到零点”，尽量排除个人价值观对角色塑造的直接干扰。对他而言，理解角色的形成过程就是工作方法，并不是认同角色的思想和行为。
席克又把希特勒分为两个时期来区分。
在他的看法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走出的年轻人和后来成为德国总理的希特勒不是同一个表演任务。“从人物经历、心理状态出发”观察战争给他的影响；而“更接近历史档案中的公众形象”，演员要从外部去呈现他的声音、步态、动作和姿态。为此，席克观看了大量的纪录片，接受了声音训练，努力找到一个能被识别出来的希特勒的发声方式。剧组还用化妆改变了他的外形，在他看来需要花费几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完整的造型。这样的准备并不等于把历史人物还原成可以欣赏的偶像，而是依靠可见的细节使观众认识到银幕上的人物来自于特定的时代，并且背负着真实的歷史后果。
剧集中镜头也存在这样的区分。对于年轻时期的希特勒，镜头会靠近人物，去观察他如何从战争经历中走向极端；而对于后来掌握政权的希特勒，则保持一定的距离，使观众更多地通过其他角色来认识他。表演与导演调度一起构成了一个限制，在于可以分析人物何时出现、怎样出现，但是不能把分析变成美化。
席克提到的“呈现”概念又让人想到了布莱希特式表演。和完全沉浸在角色心理之中不同的是，这种方式更加强调让观众看到演出本身、看到人物的姿态、语言以及权力关系，从而保留判断的空间。对于历史人物希特勒而言，距离就更加重要了。距离太近就会变成戏剧化崇拜；距离太远又会只剩下一个符号化的脸谱。
影视史上关于希特勒的处理方式也各不相同，不同的演员对同一个形象有不同的诠释。
布鲁诺·甘茨在《帝国的毁灭》中表现出了人物临近覆灭时的状态，而查理·卓别林早在1940年就已经用讽刺的方式解构了政治形象。马丁·武特克在舞台作品《阿图罗乌伊的可阻止的发迹》里演出了影射希特勒的角色，在之后又出演过总编辑古斯塔夫海曼。不同作品目的不同，但都说明同一个问题，就是饰演历史恶人，关键不是演员是否像，而是作品怎样安排观看的角度。
因此，“这还算艺术吗”的答案不能只看演员是否饰演过希特勒。真正需要判断的是作品有没有保留历史判断、有没有让观众看到人物的危险性、表演是否服务于理解历史，而不是把罪行包装成传奇。就席克的观点而言，他试图用角色距离和外部呈现来避免个人立场与人物立场相混淆。最终效果还是取决于剧集本身的叙事以及观众的观看经历进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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