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周作人给周总理写信求职，上报毛主席痛快说出八个字！

1950年前后，北京八道湾，周作人面对一张稿纸，考虑的不是如何写文章，而是如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昔日的北大教授，此时没有固定职务，财产也因战乱和审判受到影响，只能靠翻译、投稿和出售藏品勉强支撑。

这封信写给周恩来，并非普通的求职信。周作人知道，自己在抗战时期的经历很难绕开，也知道单凭“名作家”三个字，未必能够重新获得社会信任。可他又确实有一项少见的本领：能够阅读和翻译希腊文，长期研究日本文学与古典文化。

周恩来收到来信后，没有擅自处理，而是将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看过材料后，留下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这八个字，既不是替周作人的历史问题翻案，也不是简单恢复他的旧有身份，而是把他的专业能力与政治评价分开处理。该承担的责任不能抹去，能使用的学问也没有必要全部弃置不用。

周作人的人生转折，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北平失守后，日本扶植的伪政权控制了城市。周作人原本可以离开北平，但他选择留下，并逐渐与日伪方面发生联系。

1939年1月4日，抗日杀奸人员曾在清华园附近向周作人开枪，他受伤而未死。此后，日伪方面以保护为名派人进入其住所，周作人的行动受到控制。值得注意的是，处境受制并不能解释他后来担任伪职、发表亲日言论等行为。

1941年1月，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还参加相关伪组织活动，并曾以教育界人士身份访问日本。他还参加过伪政权的公开仪式。这些事情留下了明确记录，也成为战后审判时无法回避的事实。

有人替他辩称，周作人在伪职期间主要处理文化教育事务，没有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周作人自己也曾解释：“我只是敷衍应酬。”但在战争年代，文化职位并不是完全脱离政治的空壳，教育、宣传和社会动员本身就服务于统治需要。

1945年10月，周作人在北平被捕，后被押往南京。1946年6月17日，案件进入侦查起诉程序。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审判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等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后又考虑到其职位性质及部分行为，将刑期改为十年。

这个判决没有把他当作普通文人处理，也没有因为兄长鲁迅的名声而网开一面。周作人与鲁迅虽然是亲兄弟，却在思想道路和民族立场上走向两端。鲁迅逝世后，周作人对兄长的态度长期冷淡，这种关系也使外界对他的评价更加复杂。

1949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大规模南迁，李宗仁下令释放部分政治犯和刑期较短的罪犯，周作人因此出狱。他没有选择前往台湾，也没有接受胡适方面提出的去香港任教建议，而是在上海暂住，随后于1949年8月14日返回北京八道湾旧居。

回到北京后，住房有了，收入却没有。过去任教时收入不低，但周作人生活开支很大，几乎没有积蓄；入狱期间，家产又受到处理。为了生计，他开始翻译日本作品和古希腊作品，也撰写有关鲁迅及周氏家族的文字。

这种转变曾引发不少讥讽。周作人过去很少主动写鲁迅，晚年却出版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著述。有人认为他是在借鲁迅的声望换取稿费，这种看法并非毫无根据；但从现实处境看，这也是一个失去稳定职业、只能依靠文字谋生的老人所能采取的办法。

毛泽东的批示传达后，周作人获得了翻译和出版作品的机会。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以预支稿费的方式按月支付生活费。1960年起，相关生活费一度达到每月400元，这个数目在当时已相当可观。周作人也曾在致曹聚仁的信中承认，政府给予他的待遇已经足够优厚。

不过，收入增加并没有彻底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他仍有较大开销，还曾向香港报刊投稿补贴日常。1965年以后，稿费政策发生变化，生活来源逐渐减少。1966年，原有的按月稿酬取消，医疗费用又成为负担，晚年生活随之转为窘迫。

牙齿不好时，他只能吃玉米面糊糊，配一点臭豆腐度日。那个曾经讲授文学、熟悉希腊文和日本古典的教授，最终在狭窄的生活缝隙里度过余年。毛泽东当年的八个字，保住的是他的专业劳动，却没有替他消除历史责任，更没有改变后人对那段经历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