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庆武访谈：山东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创立与发展回顾

今年春节之前，院领导和几个部门同志前来医院看望我，提到为了纪念建院50周年，准备找一批已经退休的老专家、老同志，回顾山东社科院的建院和发展历史，并进行录像剪辑，作为口述史来保留。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前几天现任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所长樊祥成同志，给我发了信息。说是这个礼拜天下午要到医院里来采访我。并且发给我一个采访提纲。让我思想上有个准备。访谈的时候既可以按提纲谈，也可以说一些题外话。可以说得随意一些。

接到这个提纲以后，我觉得还是先准备一下为好，因此就列了一个回答问题的提纲。这个提纲可以说是对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建立和发展的背景和历程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9月13号是星期天，这天天气晴好，风和日丽。院里的办公室副主任张爰杰同志，带了几个摄像的专业人士，下午如约来到省康复医院。我们找了一个小花园，然后我就坐在轮椅上接受樊祥成的采访。

（现任所长）

祥成所长是20年前我担任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招进来的。他是山东农业大学农村经济管理系毕业的硕士。他的导师史建民教授是我的好朋友。专门向我推荐了这个学生，认为他基本功扎实，爱学习，搞科研有潜力。因此在院里招聘人才的时候，我极力推荐。他就顺利进入了山东社科院农发所，并不负众望，很快成为学术研究的骨干。

采访开始以后，他先向我提问，想了解一下农村经济研究所建立的背景。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本人：第二任所长）

樊：秦所长好，请你回忆一下，当年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的背景是什么？

秦：好的。我是1990年底由无锡调到山东社科院的。那时候还没有农村经发展研究所，只有经济研究所。所长是刘荣勤，副所长是董建才。而所内有一个理论研究室，负责人是郑贵斌。一个生态经济研究室，负责人是马传栋。一个是农村经济研究室，负责人是许润芳。所长刘荣勤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农村经济。当时他已经是全省著名的农村经济专家。

（第一任所长）

为什么山东社科院要专门成立一个农村经济研究所呢？其背景是这样的。

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仅粮食大丰收，农民吃饱了饭。而且进行了不少增加农民收入的探索，积累了很多经验。正在探索如何由自给自足的农业向商品农业转换。

当时山东农业发展的主要标志，一是开展了农业结构的调整。不再是专门生产粮、棉、油。还大力发展了蔬菜产业和畜牧产业。正在探索农民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

二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山东正在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让农民通过发展加工业逐渐富起来。80年代就出现了诸城的“商品经济大合唱”，探索了贸工农一体化的路子。记得当时国家的副总理还专门发表了文章，对这一经验进行了肯定和总结。

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学需要从单纯的理论研究走向实践应用。为了加强理论成果向应用研究的转化，为省委省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在院所两级领导的努力下，1991年夏天，经过省政府批复，成立了农村经济研究所。

樊：农村经济研究所成立的初期情况怎么样？

秦：农村经济研究所建立的初期人数并不多，主要是原来农村经济研究室的七八个人。由刘荣勤任所长，徐润芳任副所长。我一开始在理论研究室，因为我有当知青的经历，也对农村比较了解，所以刘所长就劝我也到农经所加盟他的团队。

当时所里已经有几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比如说山东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刘卫东、山东农大经管系毕业的张清津和赵晓武等人。

（第三任所长）

我当时已经有了中级职称，比他们大几岁，也可以算作是中坚骨干。后来又陆续进来几个年轻人，包括现任的山东社科院党委书记袁红英。她1990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经管系，属于后起之秀。

樊：农经所成立以后，你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是什么？

秦：第一件事就是跟着刘荣勤所长到莱芜进行国情调查。当时刘所长承担了一个由中国社科院牵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山东有三个调查点，一个是诸城，一个是莱芜，再一个是德州。

当时诸城调查已经在80年代末完成。当时刘所长领了社科院一大批年轻人，包括经济所、社会学所、科社所等10多个年轻人，在诸城住了很长时间，完成了调查，后来出版了中国百县市调查《诸城卷》。

农村经济研究所成立以后，1991年的秋天，刘所长和许所长又带领我们几个年轻人，还邀请了经济所、数学所的几个人一起去莱芜进行调查。

刘荣勤所长在调入社科院之前，大学毕业以后曾经在莱芜一中教书。后来又在县机关工作，当过团县委书记，有一批老同志、老朋友。地方上对这个调查非常配合。当时的县级莱芜市也配套了一个市委副书记和几个年轻人配合我们。

莱芜调查每次去都住一个月左右时间。并且去过好几次。因为是全面调查，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工业、农业乃至政权建设、方言习惯等等全面了解。因此培养了我们全面了解国情和进行田野调查的能力，为我们成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印象比较深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参加了一次由副省长邵桂芳同志领队的省调查组，用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行程几千公里，对山东省东中西部的农村进行了全面调查，基本上摸清了山东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也熟悉了一批省直部门和基层的干部。从此对山东省情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了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

这次调查大约在1995年，当时我已经担任农经所的副所长。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是，在烟台的龙口南山住了几天，那时候南山集团的创始人宋作文，向我们介绍了他从一个小队长，是如何通过办企业做大做强，形成了企业集团。并且兼并了周围的村庄，走出了一条农村现代化的路子。

我们在那里举行了好几次座谈会，然后我通过座谈会的记录整理了一篇近2万字的田野调查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题目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变迁》。这篇文章还获得了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另外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事情是，1996年我到沾化挂职任副县长。县长办公会上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为县里制定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战略。

借这个机会，我经常骑自行车到村镇进行调查，也走访了很多农户。这是真正的田野调查。甚至也和一些农民交了朋友。所以后来被他们称为，这是一个“用脚做学问”的专家。

我体会到，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农村问题研究，必须脚踏实地，必须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樊：农村经济所成立以后，曾经在省内和国内提出了哪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发展战略？

秦：应该说最明显和最突出的就是率先在全国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概念，并且在全国叫响了。当然，这个概念也不是我们一个研究所提出的，而是包括省领导和省里农业有关部门，总结了全省的发展经验，而形成的一个概念和发展战略。

农业产业化概念的提出，一开始并不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有人提出疑问，农业早就是一个产业，怎么又叫产业化呢？后来我主笔写过一本书叫做《农业产业化概论》， 1998年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我在书中提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只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产业，而现在随着农产品有了大量剩余和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应该从自给自足向商品农业转变。要通过农业产业链的延长，让农民不再局限于中间的生产环节，而是也能分享产前生产资料的供应、产后农产品的加工销售的利润。

农业产业化的提出和推广，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使我国的农业开始走向了商品农业和市场化的道路。山东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迅速，不仅走向全国，而且出口到日本、韩国和欧盟，走向了国际化。提出了农业的商品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新概念。

因此山东的农业和农村经济自从80年代以来，总产值一直居全国第1位，而且在粮食油料、蔬菜、肉蛋奶产品、水产品等，产量都居于全国前茅。这与我们农村经济研究工作者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另外一个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就是在全国较早或者是最早提出取消农民负担和农业税的问题。

1997年刘荣勤所长因年龄原因退出了一线，由我接任了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先是刘卫东，后是许锦英担任副所长。当时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怎么样减轻农民负担。

因为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而这一个时期，农民负担越来越重。据当时的研究， 1995年前后，中国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还不到1000块钱。但人均负担则要达到200元以上。因此减轻农民负担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记得2000年前后，省政协副主席李殿魁同志组织编写了《农民负担与国运兴衰》一书。当时委托我研究并撰写第一章，也就是回顾中国历史上农民负担的增减与国运兴衰的关系。

我经过研究，在这一章的最后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从发展的趋势看，农民负担不是减轻的问题，而是必须全面取消的问题，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而且在中国工业化进入到中期阶段的条件下，农业已经不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农民负担不仅要全面取消，而且还要给农民以补贴，这包括种粮补贴和收入补贴。这是历史的大趋势。

后来我又带领农发所的团队，2002年受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姜大明的委托，就山东率先取消农业特产税的可行性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论证。后来经过协调，2003年当年就为农民减负6亿多元。真正感受到了社科研究确确实实能为农民做好事、做实事儿。

樊：农村经济研究所成立以来，您印象中有哪些国际国内的合作和交流？

秦：先从国内的合作和交流开始。一是通过省农业专家顾问团与农业部门、农业厅、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等交流和合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农村经济分团成立于90年代初期，其成员都是省内农业各个领域的领军人才。刘所长和我都是最早一批成员。通过顾问团每年的交流，通过交流可以了解全省农业农村各方面的发展情况。

二是与省委、省政府各个部门的密切合作和共同调研。比如说以省委、省政府的研究室、宣传部、发改委等等，有多方面的合作。经常应邀与他们一块去进行调研，并提交研究成果。

三是在国内通过中国社科院的农村发展研究所和每年一度的全国各省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所长联席会，了解全国农村发展的情况。这个联席会每年在各个不同的省份举行，也顺便到这些省份去调研，了解人家的情况和经验。

四是由社科院农发所牵头，1999年开始组织成立了“山东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吸纳了省内农业与农村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经常到全省各地组织研讨会，请会员和非会员提交论文，以文入会，这也是一种交流方式。

比如说1999年我们在聊城召开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研讨会、2000年先后在济南和其他地区举办的“三农问题论坛”、先后在诸城、商河、章丘等地多次召开过研讨会。进行了全方位的交流。

关于国际合作与交流，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样几件事情：

一是1999年别人写的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入选了“全美中国政治学会〞的会议，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我在会议上做了大会发言，并且美国当时的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女士，还结识了一些美国和台湾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

二是2000年开始，与日本东北大学农村社会学教授小林一穗进行合作，对山东的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农村改革、新农村建设等课题联合进行调研。出了一系列成果。我们的研究成果，有三本书用日文在日本权威出版社出版。成为日本人了解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权威性著作。在合作研究过程中，我们多次进行了互访。

三是2001年我应邀赴越南进行访问，就农村改革与发展与越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进行交流。

四是2002年我应台湾东华大学大陆研究所的陈所长邀请，先后访问了台湾的中山大学、东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和台湾中央研究院。访问了台湾的一些农场、农会、农户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并在一些大学为研究生们讲课，介绍山东的一些农村发展情况。

樊：1991年成立的是农村经济研究所，什么时候改成农村发展研究所的？

农经所改名为农发所，好像是在2008年，我担任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最后一年。主要是两个因素促成。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口单位叫农村发展研究所。我们应该与它对应起来。当时的所长张晓山、副所长韩俊也有这个意思。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研究的不仅是农村经济，还有一些是农村社会发展问题。改名以后，研究的范围可能更大一些，不再局限于农村经济，更能适应整个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

虽然研究所的名称进行了变动，但是在社会科学院，仍属于经济类的研究所之一。

社科院的十多个研究所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文史哲类的，包括哲学所、历史所、文学所、儒学所等。一类是社会类的，包括社会学所、人口所、法学所、政治学所等，一类是经济类的，包括经济所、国际经济所、海洋经济所、财政金融所、农发所等。我们这个所还是以应用经济研究为主。

樊:记得秦所长是在2009年不再担任农发所所长职务的，后来你去了省情研究中心当主任。当时院里为什么要建立省情研究中心？

秦：2007年，院里适应科研工作要向智库功能转型，也就是做好为省委省政府服务的工作，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就是山东社科院省情综合研究中心。

随着社会科学院在省里影响越来越大，科研成果被省委、省政府领导批复的越来越多，因此就经常有省领导和省直部门找到社科院，请社科院承担一些应急性的科研任务。院里领导觉得可能我对省情了解的比较多，在对策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成果，所以我就动员我调整岗位，担任省情研究中心主任。

对于这个事情，一开始我还是比较犹豫的。因为自己毕竟深耕三农研究多年，对这个学科内容熟悉，与农口各方面的联系也比较多，当然以不换岗位为好。

但是反复考虑后，还是决定服从院里的决定。一是为了服从全省全院的大局。二是也为了给年轻的同志让路，不能老占着所长的这个位置。于是就同意从农发所出来，转任院省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由张清津接任了农发所所长。

省情研究中心刚成立的时候人数很少，但是很精干，中心经常承接省领导、省直部门和院领导交办的一些课题。几年中也出了一些成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批示。有的还进入了决策。

到了省情研究中心以后，我们研究的范围就更加广了，方向也更加多样化，包括城镇化、区域经济、省情比较研究等等。

2011年，我年满55周岁，根据院里当时的规定，我从实职的领导岗位退了下来。只担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其他一些院内外学术职务。但是依然很忙。一直到退休。

后来，省情综合研究中心又进行了多次重新组合，先是并进了院图书馆，后来又与社会学所合并，成立了省情研究院，以后又更名为智库研究中心。那就是我退休以后的事了。

樊：谢谢秦所长今天接受访谈，您的这些回顾使我更全面了解了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的来龙去脉，还有在你们几位所长的带领下取得的一些成就。希望你今后继续对农发所的科研工作给予指导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