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8月9日上午，美国陆军航空队少校查尔斯·斯威尼驾驶“博克之车”，出现在日本长崎上空。原定目标并不是长崎，而是九州北部的小仓。因为云层遮蔽目标，飞机无法完成瞄准，只能转向备用目标。就在这次临时改道中，长崎成为第二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
这枚原子弹名为“胖子”。当地时间11时02分，它在长崎市浦上地区上空爆炸，爆炸高度约为地面上方500米。由于投弹位置和地形等因素，长崎遭受的破坏极其严重，大量居民、工人和学生在冲击波、高温与辐射中丧生。
但长崎遭到轰炸时，日本政府面对的并不只是美国的核打击。
同一天，苏联军队已经越过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进攻。一个是天空中的原子弹，一个是东北大地上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两个事件几乎同时发生，却给日本决策层造成了不同层面的震动。
原子弹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威慑。苏联参战带来的，则是战略格局被彻底打破。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有效期为五年。条约签订后，苏联得以把更多力量投入欧洲战场，日本也暂时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到了1945年4月5日，苏联政府通知日本，不再延长这份条约。
这并不等于苏联当天便与日本开战。按照条约约定，条约仍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日本高层因此继续把苏联视为可能的调停者。他们幻想借助莫斯科从中斡旋，争取比无条件投降更有利的条件。
这种判断并非毫无依据。日本本土资源匮乏，海上运输几乎瘫痪，但在中国东北仍有庞大的工业、粮食和矿产基础。关东军虽然已不是鼎盛时期的关东军，许多精锐部队被抽调到太平洋和本土，可日本军部仍把东北看作支撑长期作战的重要后方。
有意思的是，日本真正担心的不是某一座城市被炸，而是战争的退路突然消失。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苏联当时没有在公告上署名，日本政府便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广岛于8月6日遭到原子弹轰炸后，日本最高决策层依旧没有立即形成投降决定，军部强硬派还在讨论本土决战。
转折出现在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并决定于次日开始军事行动。8月9日，苏军从外东北、蒙古方向同时推进，突破日军在东北设置的防线，进攻速度远超关东军预料。
关东军并非一支完整的主力集团。战争后期，日本为了保卫本土和太平洋岛屿，持续抽调东北精锐，留下的部队装备和训练水平参差不齐。面对苏军的坦克集群、航空兵和炮兵协同，许多日军据点很快被分割，原本设想的纵深防御难以维持。
日本军部此前设想过，即便本土遭到轰炸，也可以依靠东北的资源和兵力继续作战。苏联参战后，这条设想被直接截断。东北不再是日本可以从容经营的后方，而成了战火迅速蔓延的前线。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少研究者认为，苏联参战对日本投降具有决定性影响。原子弹证明美国拥有摧毁城市的能力，却没有立刻摧毁日本的军政体系；苏军进攻则让日本失去了寄希望于苏联调停的可能，也使关东军和东北资源面临全面崩溃。
不过，把日本投降完全归结为其中一个因素，同样不够准确。广岛、长崎的毁灭，给日本社会和统治集团造成了巨大冲击；苏联出兵，则改变了战争的地缘结构。两者叠加，才使日本决策层意识到，继续抵抗已经难以维持。
8月9日至10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围绕投降问题展开争论。昭和天皇最终支持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军部仍有将领企图阻止投降。8月14日至15日，部分军官发动未遂政变，试图夺取皇宫、销毁终战诏书录音，阻止诏书向全国播出。
政变失败后，8月15日中午，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不是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立刻全部缴械，正式投降文件直到9月2日才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
关东军的崩溃，使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军事体系失去支撑；两座城市的毁灭，则让日本民众和统治集团看见了核战争的可怕后果。1945年8月的日本，正是在军事失败、外交孤立、资源断裂和核打击的共同作用下，走到了投降的门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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